社論：12年國教的爭議源於經濟失焦

立法院在6月27日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等法律修正案後，並沒有因為取得實行的法律基礎，而讓12年國教爭議平息下來。主要的近因在於，行政部門為了讓12年國教如期推動，是以出險招的方式，用「免學費的排富線」議題擔任犧牲打，讓12年國教的各種質疑、反對意見的能量移轉到排富條款的討論。 但是，對於12年國教的疑慮並不會因為法案通過、國教正式實行而消失，主要的背景就在於經濟發展失去方向感，讓教育無所適從。 教育的理念、實行方式是反映產業環境的需求。我們不需要對於教育的工具性存有潔癖，然後刻意去強調教育的理想性；現實的狀況是，大部分人還是依照工作需求而選擇學習的領域，而所謂最能符合教育理想性、人本精神的哲學、藝術、文學等領域，向來不是教育的主流。 國內對於12年國教當中的明星學校可能消失、免試入學比例門檻的討論，顯示我們對於菁英培育的擔憂，這個關注點明顯的是在投射產業運作的邏輯。對於傳統明星高中、私校嚴管勤教的肯定，有大部分是源自於對於菁英的重視，特別是經濟發展當中，菁英應該要擔當起領頭者的作用；而對應一方則是意識到產業環境的多變與不可規劃性，而希望預留較多的彈性空間。 因為，在近50年的發展中，兩種觀點都有各自的歷史支撐。台灣曾有很長的製造業代工歷史，在這種產業環境中注重的是實務運作的能力，然後人格特質要能適應生產裝配線的工作規律。然而製造業的黃金年代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遇上挑戰，台灣的產業界開始尋找轉型的方向，研發的重要性在這時開始被凸顯出來，業界先是提出所謂的「微笑曲線」的觀點，認為製造是利潤低的經營模式，產業的主流已經轉向到研發、品牌的高附加價值領域，然後又從當時美國流行的「知識經濟」論點中，去強化「研發、創新都需要知識菁英」的正當性。 這種論說不斷的透過美國矽谷創業者因為公司上市而提早退休、本地科技新貴因員工分紅配股而一夕致富等案例，正當性不斷的獲得強化。台灣曾經把製造業的創意、研發看成經濟發展的萬靈丹，在這個過程幾乎將同時間國外盛行的金融、生物科技等領域視若無睹，直到2000年之後，設計、文創、電影等領域又幾乎是以瞬間冒出頭的方式出現時，才讓國內的產業界見識到產業環境的多變。 儘管政治人物、工商界大老、財經媒體在這個冗長的歷史過程中，都會吸納、修正他們對於產業時勢的觀察，例如「微笑曲線」說法就經過許多次擴充，以便擴大論述能力、解釋力。但是，實際的狀況就是，稍有見識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計畫趕不上變化，而這個認知也是對於12年國教的改變方向，希望採取較為寬容、彈性的現實基礎。 對於12年國教「可能會降低菁英培育的品質」的擔憂，以及認為12年國教「應該讓學生擺脫考試束縛」的論點，都有個別的脈絡。民眾、父母、學生的焦慮，其實是反映了台灣在目前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感。台灣對於聯考「公平性」的信賴，是因為這個制度就像代工製造業，實行方法明確、目標是單純的以獲利為主。然而，當台灣經濟發展方向是處在沒有關鍵產業、找不到明確的發展方向時，這種疑慮、不安全感就會透過教育議題而找到出口。 12年國教的討論看似集中在教育議題，內在其實是對台灣前景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