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看課綱：黑箱‧異端‧互相洗腦？輪流洗腦？ – 風傳媒

從台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2014年2月1日發表的臉書文可以得知，人們隨周教授所指稱的「教育部違法調整高中歷史課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在追隨周教授的貼文之前，我們還要注意一個小節：那就是在2015年5月4日，周教授接受自由時報記者黃以敬的專訪，談及教育部調整歷史課綱的時候，有一個稍稍不同（也可以說稍稍修正了）的說法，她表示：「我認為教育部以微調之名，行大改之實，這本身就是違法，雖然不是法律定義的違法，至少是不誠實，是精神違法。」

之所以先指出這一點，是我一直不明白：一年多來教育部被各方指責行政上「違法」究竟何以致之？行政機關若違法施政，應該是很嚴重的事。不過，堪信這還是周教授迫於她所堅持的台灣史課綱在稍後我將引述到的審查會議中遭到壓縮而誇張了的用語。因為，官方大可以辯稱：「精神違法」畢竟不是違法。

精神違法，到底是不是違法？

教育部明顯地不在意自己的誠信出了問題，也固不以「精神違法」為意，這是顢頇衙門的積習慣例，也是國民黨大意失九州的宿命。當各方譴責紛至沓來，它也只能抱個法條逐字逐句解釋自己「依法行政」。至於「精神違法」＝「違法」雖然在法律上說不通；然而在傳播上、在政治上確實奏效，只是當局不肯置信而已。

至於教育部的「精神」是怎麼違法的？據周婉窈教授的描述，是2008馬英九勝選總統之後，向當時的教育部長鄭瑞城施壓，阻止了當時只差臨門一腳而將在大會（2008年10月27日）上投票通過的98課綱（全部23科），鄭部長「史無前例地突然喊停：國文和歷史兩科有問題，要再檢討。」

周教授表示：這一份「明明比95（暫時課綱）好」但是後來卻根本沒有真正編成教課書的98課綱「才是正式的」。此綱在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方面都根據95暫綱做了修訂。可是，這樣一份好的課綱「其實被殺死」，95暫綱不得已而一直沿用到2012年。之後，便是現行的101課綱。

這一份101課綱，出自教育部另組「研商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國文科、歷史科各有一組。前兩個月爭執的文言文、白話文比例就是國文科專案小組的差使，把這兩科合併起來、簡而言之；大約就是「增加文言文，刪減臺灣事」這麼一個概念。在歷史科方面，周教授舉證的數字是：98課綱四十篇選文中原有八篇臺灣題材，到了101課綱，三十篇選文裡卻只有三篇臺灣題材，也就是從1/5降到1/10───且連橫的〈臺灣通史序〉始終不動如山。

在周教授看來，98課綱委員自召集人周樑楷以下，至少都是歷史學者出身，並包括七位高中歷史科老師，至於來大刀闊斧修訂98課綱的專案小組成員中，卻有非歷史學者出身的王曉波（按：王氏的政治傾向似乎眾所周知亦無庸諱言），周教授形容王曉波：「赫然在場，而且來勢洶洶，開口閉口98（課綱）違反憲法。」

為免斷章取義，請容我整段摘錄以下周教授自敘文字：

我非歷史學者，更不是台灣史專家，但是周教授的敘述似乎提醒我們：不只是這一份101課綱的形成場面是這樣的，日後無論10X、11Y、12Z課綱，大概都將是這樣發展出來的。與會相商課綱修訂或補充的學者，自有其意識型態與學術養成的圈子，無論這些圈子裡的成員是否在歷史上具備專業素養，但凡能得當道之喜、而為當局所任，就能夠決定吾國之中學生所學何事。

有些時候，這種所謂的「當道」還不一定非是握有政權之人不可，自守其政治正確之主流大眾未嘗不會這樣作想，請再容我岔出去說一件相關的事。

正反兩方是否都有不信任異己、不寬容異端的問題？

就在前天，我的臉書上出現了這樣兩則留言，作者叫「許益華」，他說：

「反正等蔡英文執政之後，中國歷史也不是台灣歷史，中國字也不是台灣字，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你死抱著中國字的威權，是不會被台灣人學生接受的。」

「不要自以為中文系的就認得幾個字。我們是台文系的，在台灣，撤就是要寫成撒。不要被儒家思想洗腦了。」

若說周教授在王曉波身上看到了甚麼氣焰，我在「許益華」身上也一樣看到了。那不是專屬於哪一個學科、哪一個領域、哪一個社會地位、哪一個身世背景的人才會有的。那就是不信任異己、不寬容異端的氣味，我且在這裡掉回頭，問一聲：周教授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

當2010年專案小組換血之際，她的描述是這樣的：

周教授坦白的敘述是在告訴我們：那九位被新聘進小組的「中研院的中國史學者」就是「黑箱」之人嗎？似乎沒有具體的細節和證據。畢竟我只能隨手錄貼，未曾增刪文本，箇中意思，只好請讀者自行分析、體會。

此外，周教授有一個猜測不能忽略，就是這幾位學者「未必同情台灣史的處境」。如此一來，既設定了敵壘，又鋪陳了懷疑，周教授就決定退出小組，不復問課綱實務，轉而乞靈於爆料文化，意圖向社會大眾指點「黑箱」在焉。這個決定多多少少高估了一般媒體對於教育問題的關懷程度，是以反課綱運動雖然持續在一些中學發酵，但是連電視政論名嘴們也始終沒有把這個課題的重要性與核心爭論向大眾解說清楚過。

不過，一經周教授拈出，日後媒體、學生、社會大眾爭相傳播教育部「黑箱作業」，是為此詞在本次運動中最早的來歷。（順便補充一句：我不認為這一次反課綱運動大聲疾呼的『黑箱作業』是從『太陽花學運』轉植而來，應該是直接從周教授的指控而來）。

周教授是一個成熟的歷史學者，面對自己所要堅持的信念（姑且無論這信念之中又浸泳了多少政治色彩罷）而毅然退出課綱小組，當然也有「保全清譽」的思維，她不願意為一份她既不能掌控、又不能負責的課綱，所以她是這樣說的：

果然，周教授披露課綱「黑箱作業」的文字在《南方電子報》刊出之後，一度獲得行政院長吳敦義的保證，台灣史一定維持「獨立成冊」，不會附屬於中國史中。

孰料到了2012年5月，當局忽然施出一招慣技，簡稱：「接獲民眾 技」──教育部突然發給歷史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民眾建議意見書」，指定三等級修正（必要修正、強烈修正、積極修正）。據稱於6月開會時，當局又空降了某校政治系教授，從而引發了五千人連署反對。直到走上這一步，教育部仍然沒有發現自己的手腳早就被人看破，不但以為「精神違法」不等於「違法」，甚至已經走上「玩法」不等於「違法」。

然而，這還只是這一次課綱爭議的源起而已，在這前半段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制訂課綱的學者自稟良知、自負良能，而積不相容，甚至無從對話，而出之以心理上的排摒、設限與攻防。這是課綱在白紙黑字落案之前的伏筆，也是「古史皆為當下史」的慘澹註腳。

這是一場寧靜的文化大革命

台灣過去二十年來對於重塑歷史教育之重要性和迫切感是有其最高指導原則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Ryotaro Shiba 1923-1997）專訪，後者的訪稿〈場所的悲哀〉發表於《朝日週刊》。當司馬遼太郎問及台灣各級歷史教育內容時，李的答覆是這樣的：「現在鄉土教育增加了。我要國民小學教育裡多加些台灣的歷史、台灣的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台灣的事而是盡是教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在同一篇訪稿中，李更一再清楚地表示「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這是基本的觀念。」、「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部都是外來政權。」、「即使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

這話聽在受大中華傳統教育者的耳中，不免涉嫌「數典忘祖」，但是它也道出了一個向數十年高壓統治洩出壓力的訊息：被統治者若是承襲了土地鄉里所滋潤的養分，為甚麼不能以記憶回報？

這個聲音直到今天為止，還不見得能完全說服失去又奪回政權的國民黨當局或是它的死忠支持者──這些支持者本來就有一個想像的偉大國度，而他們或與他們親近的祖輩──所謂的根──都來自彼岸。

李顯然並不在意「自己的根」一語有著起源性和歷史性的語意。在他那裡，「根」這個字是純粹生於居留現實的考量。

換言之：本土化潮流在海峽兩岸政治敵對的現實情境裡扭轉成切斷中國文本脈絡關係的趨勢。在此，一項寧靜的文化大革命宣告開始。它不祇是李個人在國民黨內的「自我政變」，更是台灣本土社會在民主、民權實踐過程中的一項發明，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觀念，而這個觀念若經耙梳，必須啟動對中國文化的縮減。

請容我舉一個最明確的政治操作為例。1997年5月28日，一項由台獨政黨建國黨立法委員陳文輝提出的議案在獲得國民黨立法委員支持的情況下順利通過。這一議案的主要內容是刪除一筆為數2700萬新台幣的「神木保育區」經費。

神木──有如神一般的樹──其實就是樹齡超過數百年以上、仍然存活的大樹。這個保育區內有幾百棵由於地處偏遠、開發甚遲而未遭砍伐利用的紅檜、扁柏等珍貴樹種。陳文輝提案刪除其預算的理由是：原先負責保育工作的林務機關將這些巨樹分別命名為大致與樹齡齡相當的「孔子」、「孟子」、「關羽」、「文天祥」等中國歷史人物。陳認為：「這些都是『中國的古聖先賢』、而非『台灣的』志士仁人。」

經費的砍削導致林務的崩毀，以至於日後欠缺管理督察而遭到破壞、盜伐可想而知。但是這個事例並沒有引起國人太多注意，原因之一顯然是神木不能集結抗議。

棄養神木成為一條完全不曾引發任何迴響和爭議的新聞，然而這也只是蓄積多年了的憤慨所形成的一個荒誕反撲。如果我們以同樣的標準去檢驗蔣政權早年的作為，會看到一個猙獰而悲慘的真相：那就是口口聲聲以台灣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當局早就開始了它對中華文化的割裂、侵奪與縮減。

讓我們再把歷史的視域從1998年的神木林中向回推展34年。1964年11月20日，金門前線的駐守部隊（番號5409之2）在蔣的授意之下，發起了一個「毋忘在莒運動」，台灣的全民政治運動才和中國歷史文本產生了聯繫。

「毋忘在莒」字面上的意義是「不要忘記當年在莒城的日子」，這原本是西元前七世紀春秋時代齊桓公的臣下鮑叔勸諫齊桓公的話，提醒他不要忘記過去不得志時的困苦。但是蔣和他的宣傳機構卻誤會了（或刻意錯用了）這個典故，以為「毋忘在莒」是西元前三世紀齊湣王時代、將軍田單以僅餘的兩座城池（其中之一便是莒城）為基地，「反攻復國」、擊敗了侵略者燕國，收復了失土七十餘城的故事。

這個運動在稍晚的1965年4月8日成為一項擴大的運動。國民黨從此不斷地搜尋中國歷史上「以寡擊眾」的成功事例作為它現實處境的隱喻，試圖藉之以鼓舞在地理、資源、人口乃至軍事硬體等各方面都遠遠落後中國大陸的台灣「復興基地」上的人民。

誰當權，誰就革文化的命

1967年，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武鬥升高，從這場外界稱為「浩劫」之中一系列的運動看來，不論是擁毛的造反派、或者是造反派所聲稱的當權派（又稱『走資派』、『投降派』等）都會使用的一項謀略便是「文本符號的任意翻轉」；質言之，也就是將一段文本（text）從原先的上下文（context）之中割裂、抽離，然後編入另一個上下文中，使之看來產生了全新的意義。這是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在權力鬥爭之外，更為深層的、扭曲歷史現實、迎合特定史觀的核心手段。

文革給予蔣及國民黨政府一個方便的機會。7月28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會長由蔣親自擔任。在蔣的構想裡，「文化復興」與「文化革命」的對比是有其非文化的政治意義的。國民黨政府亦力圖透過此一對比向國人和國際社會宣示：台灣固然處於一「政治偏安」，卻是「文化正統」的地位。

固然台灣當局在蔣執政的時代一直未曾出現有如「文化大革命」那樣藉由無所不在的文本材料以整肅異己的政治鬥爭，但是「毋忘在莒運動」所示範的，和對岸的文化大革命一樣是「文本符號的任意翻轉」。

無論蔣本人是否知道錯用了典故，在他的視野之中，一個文本（田單以寡擊眾復興齊國）也必須從它的上下文中割裂、抽離，所以田單日後投奔趙國（不忠於齊）的結局不必為大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人田單，以及像「少康中興」、「勾踐復國」這一類有過以寡擊眾而成功的事例的主角；都在進入國民黨制定的歷史之中遭到縮減，與其所繫身的上下文本澈底斷離。台灣當局亦不可自免地假設它所制定的文化材料的「理想讀者」是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必須保持無知且不探索的庶民。

台灣當局固然得以便宜行事地宣稱自己「文化正統」的地位，卻也從而益形鞏固其「既不願統一、復不忍獨立」的尷尬地位；這個「維持不確定現狀」的態度影響普遍且長遠──直到1997年12月3日，李登輝仍然公開表示：「模糊就是我們的大陸政策。」也正因為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皆是模糊一片，且相互增益其模糊，遂於未來台灣的本土化潮流興起之後掀起了更為複雜的爭議。

經由一種隱藏的共謀，台灣的政客和庶民顯然以「去中國化」為「本土化」的一個延伸，猶如嘉年華儀式高潮中必欲行之而後快的芻像焚燬。台灣── 一如在毛的「文化大革命」裡不時被斷章取義的文本，也一如在蔣的「文化正統」論裡不時被割裂、誤用的文本；從此也成為一個失去上下文、徹底與其體系斷離的存在。歷史將在日後被打造而於今日被預言：除了被壓迫的悲情與反壓迫的狂歡，它不容忍任何全面的真相，以及記憶。

事實上，這個長遠的背景一直未曾消失。台灣人不但接受了「誰當權誰革文化的命」這個邏輯，甚至在藍綠板塊各樹一軍之後，仍然本乎對方割裂、侵奪與縮減文化的手段，進行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零和戰爭。大眾也隨之而歡然迎接了一個潛在的規則：當我不喜歡誰當權的時候，這當權者所示意（或我假設其所代表）的文化，都應從歷史記憶中掃除。

歷史只是眾表同意的傳奇嗎？

我既非史學家、也沒有史學專業，從小學到中學，銘印（imprinting）甚深的兩段跟歷史有關的話語都出自小說家者言。我小學五年級讀高陽《李娃》序言，作者開宗明義就（引里巷俗談）表示：「歷史除了人名、地名，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地名，都是真的。」另一句則是托爾斯泰的銘言：「歷史只是眾表同意的傳奇。」（History is nothing but agreeable legend.）坦白說，兩番話都有些犬儒況味，似乎頗合於漁樵看淡了萬般鼓角風月之後的虛無，甚至對於史實之「在否」都懷有根柢的質疑。

話雖如此，關於往古發生了甚麼？該如何關心？如何詮釋？如何解惑求真？以及如何與每一個現世的生命處境加以繫聯？縱使還夠不上「形成史觀」那樣偉大的智慧，說起來也夠嚴肅了───那是每一個人對於自我與所置身的時間長河點點滴滴的關係。學習歷史（甚至只是聽聽人名地名，了不起還都能把人名地名和之外的故事湊附得當）成了嚴肅的事。特別是當活在當下的個人都對整體社會「還稱不稱得上一個『整體』？」而備感焦慮的時候，歷史學科就顯得愈發重要起來。似乎偶一不慎，世代傳遞的信息便會遭到扭曲，人類便在教育的冶爐裡灰飛煙滅。這時你會不會想起另一個小說家說的話呢？喬治‧歐威爾在《1984》的扉頁上說過的：「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歷史的詮釋掌握在後人手中，而且顯然是擁有權力的人。

歐威爾的引言並不負載真理，但是這兩句話卻時時會印證現實。試圖傳遞真理的史學家和教育者經常必須防範權力者「控制過去」，「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謂即此───然而，當齊太史兄弟三人與董狐究竟幹了些甚麼、都不為人所知的時候，只好藉文天祥的〈正氣歌〉聊注點墨。倘或再由於時間的乖隔、「民族精神教育」之見疑而見棄，則併文天祥而一筆勾消也沒甚麼了。

曾經感動而形塑某幾代人人格的文化材料果爾不為後人所認識，而新一代人或可能還另有可資感動（而讓他們感到 agreeable）的傳奇，卻無法為前代人所想像、釋懷，這不只是史料存在與否的焦慮，更是典範寄託和傳承的焦慮。

帶著這份焦慮的馬政府檢核小組，被98課綱的制訂者指為「大復辟」似乎有些冤枉；果以字字對照來看所謂「中國史基本教義派」之檢核小組所改易的「17項爭議」，似無反課綱者指稱的「把意識型態的黑手，伸入台灣高中歷史課綱的修訂」之中。然而，檢核小組帶著我所說的「典範寄託和傳承的焦慮」，確實不足以理解98課綱之制訂者在另外兩個層面上推拓歷史教育的用心和目的，而我即使也憂心「連文天祥也將要被徹底遺忘」，仍不能不把這兩個層面向「反反課綱微調者」解釋清楚。

台大楊肅獻教授在五年多前發表的一篇文章〈新政府高中歷史課綱的修訂是『向上提升』？抑或『往下沈淪』？〉即指出：98課綱的第一個空前的方向是將歷史的學習由「詳古略今」翻轉到「略古詳今」，多年來社會大眾的關注都在學界是否參與政治鬥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呼應了政治鬥爭？從而忽略了98課綱在歷史教學取向上的企圖。

楊教授呼籲：「歷史教學的取向應是『略古詳今』。在威權時代，台灣的歷史研究與教學基本上是『詳古略今』。當時，由於政治的敏感，台灣史學界大都閃避中國當代史，台灣史更是大的禁忌。我們的歷史研究大都投注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古代史，學校的教學，從小學到大學，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的學子對仰韶文化、周代井田等可能朗朗上口，卻對國共內戰、二二八事變等當代歷史不甚了了。這是歷史教育的大扭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教育是如此的。95/98課綱試圖導正此一現象，希望學生多學習一些近、現代史，而少學習一點古代史。因為，近、現代史與我們生活的世界最接近，對瞭解我們當代處境最有關連。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居然對二十世紀的歷史茫然無知，不是很奇怪嗎？但那正是我們過去的舊歷史教育。」

98課綱的第二個不同往昔的層面可能爭議更大。楊肅獻教授的描述如此：

這一個層面所引起的質疑似乎與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有了瓜葛，因為杜正勝曾經有一套以台灣為中心的同心圓論世界觀。但是我們也不宜忽略，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並不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意識型態，它的「近宗」可以溯及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鄉土重建》裡所指陳的「差序格局」說；它的遠祖更可以溯及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世界觀。「中國史基本教義派」實則不須要慌張失措，如臨大敵。

反課綱學者第一該說服的是王曉波

從幾年來星星之火而畢竟燎原的發展態勢看來，除了扛起台獨大旗、逢著社會運動便見縫插針、呼群保義的台獨聯盟自有其革命尚未成功的惆悵之外，反課綱連署的百餘位學者雖然屢遭教育部顢頇漠視，但是98課綱所欲揭櫫之歷史教學方向並未沉埋，這個連署組織在課綱方法論上所示範的治學之道，似乎應該施之於他們最不齒的敵人───那些個被他們稱做「大復辟」的「中國史基本教義派」，反課綱的學者們如果一直自視為一個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公知團體，他們第一個要公開說服的，應該是王曉波。而不是高中生。

但是我們長久以來在媒體上所看到的，不是那種gentlemen's club裡的辯論，而是各執一詞的學者在各據成見的媒體上各自放話，互相割裂對方發言之中的片語隻句，扣以反動之名，責以不赦之罪，失去了真正為國民啟迪識史論世的機會。

本來「事不急不足以動眾，惡不極不足以殺身」，考慮的就是社會要付出多少攸關於犧牲選擇的價值成本，但是，匆匆聽任高中生們在戰力尚未完備的情況之下、貿然奔赴火線，甚至以違犯現行法令而跌入當權者之網罟，則明明能知道「以史為鑒」這種大道裡、老教訓的師長該如何自辯自解？

果然，台大政治系的石之瑜教授已經及時立一新說，題為〈沒有祖先的民族 何不裁撤國史〉，以為「然而台灣經日本殖民，影響所及，淪為沒有祖先的民族，值得同情，若強行恢復殖民前的民族身分，必引發自卑與激烈鬥爭，國族意識勢更四分五裂。」還說：「一旦裁撤歷史科，就不需擔心學校會改造自己國族認同，所有歷史相關活動一律私有化。是否習史，國家不再透過教育體制規定，而是仰賴家長與學生需要，配合民間提供私塾，自然消滅官史。如此，可放心讓青少年在校，而家長更不必忍受學力測驗無所適從之擾。」

我寧可相信石之瑜教授的激憤切諷之語是反面立意，但是仍忍不住要向許多同他一樣憤慨或失望的人多說幾句：設若先不以「歷史教育的目的本是建立民族史觀，凝聚社會向心力，傳承國族意識。」為史學教育的前提則如何呢？或者，不帶國族意識型態眼光地思考歷史：國族、民族、種族、部族或家族這些稱謂與實體如果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流動不拘的種種人際脈絡，人們生存、奮鬥、遇挫、犧牲、受辱……其負隅頑抗的，常常不正是「社會向心力」或「國族意識」嗎？倘或如此，這樣的歷史不值得被記錄、被保存、被探索嗎？

前揭文曾經提到：我最初所接受的、關於歷史是甚麼的那兩段話，透露著些許虛無的傾向。真要把歷史敘述從國家機器的掌握之中奪取到民間，那也得民間已經擁有像樣的文化準備。司馬遷以刑餘之身、劉知幾處被譖之地，雖然都是憑個人治史的熱情而完遂了官書所不能企及的事業，但是不要忘了，這兩位史家都是累世簪纓、家學獨占的階級，而今孰能致之？

而今孰能致之？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社會還在持續以種種「不同角度之不對話」而繼續撕裂，雖然，98課綱終將台灣與中國植入世界史的脈絡，便是令人期待「課文將如何書寫啊？」的大事，至少多年來人們總掛在嘴邊說台灣人的教養中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國際觀」、「世界觀」之類的陳腔濫調，從這個課綱看去，看似已粗具方向；唯當局盲人騎瞎馬，學者夜半臨深池，學生們矛頭淅米、引劍而炊，危險在哪裡？在臨事諸方都只會期待異己出槌擺爛，等待著取得政權的人來掌握解釋歷史的契機？在野之人毫不猶豫地指控執政之人洗腦，當局之人毫無顧惜地譴責在野之人奪權，戰場居然在歷史的情境裡。

這會是台灣歷史的終局宿命嗎？那麼廢墟之中，無可回顧。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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