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一輩子一次的夏天

文/李文靜 插圖/國泰

二零一九年的夏天，我在南澳。它是宜蘭最南端的一個鄉鎮，擁有廣闊的土地、遠山、海與岸的連綿，以及最少的人口。

在這裡度過的，是兩星期的打工換宿生活，期間都借住在民宿主人阿聰家。阿聰身板不高，看上去卻結實有力，褲子總愛上捲到膝蓋，穿一雙涼鞋便在民宿旁的農田行走、耕種，膚色是被太陽曬得剛好的麥黃。看上去一點不像五十多歲，他說，這就是自然養人。起初，因為禮貌和一點陌生膽怯，我都喊阿聰作聰哥，但「哥」字聽上去像壞掉的鳥鳴，尤其生硬。又像把城市的某種習氣帶到遠鄉，認定了自己不過是打工的人，於是分了階級尊卑。

直到有次坐聰哥的車，看他沿路和鄰居打招呼，遇到有小孩的人家就問要不要一起出門兜風。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見到聰哥，開口就是一聲：「阿聰！你要去哪裡呀？」「去海灘，妳要一起去嗎？」女孩就嬉笑著挨擠上車，帶著她的布偶，坐在我身旁，有一搭沒一搭地和阿聰說話。我驚訝於女孩的率性直接，毫無世故，一瞬間竟為自己作為大人而羞赧起來。後來，我學習女孩的語言，在前往海灘的路上，聰哥這個稱謂被一點一點的，壓成一道行經過的車痕。

阿聰的家在一棵椰子樹旁。城市裡恐怕沒有一個人，能為自己的家作這樣的地標。只是抵達南澳的第一天，已近傍晚，夏日雖然較晚天黑，在人口少的鄉鎮裡，路燈也疏落。每棵樹都成為了自己的影子。除了高矮的區別外，都長著相似的輪廓。

找不到椰樹，正在路上徘徊時，被食堂老闆將我連同行李箱，一併拎進餐廳，裡頭兩個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女孩正張羅著員工晚餐：厚實的陶瓷小碟上盛著烤魚、燉菜、加了酸桔醬的秋葵，最後是冒著熱氣，裝在碗中如小山丘的白飯。原來食堂老闆是阿聰的朋友，已經接過好幾個因為要去阿聰家而迷路的孩子。食堂距離阿聰家很近，晚飯過後走出店門，轉個彎就到了。夜裡依稀能辨認椰樹高大的黑影。

我睡在二樓的客房，窗外有小陽台，高度才剛到椰樹的腰身。晚風吹來，狹長的葉片翻譯風的語言，有南洋的腔調。好幾個晚上，我關掉手機的音樂，就這樣聽著自然入睡。

在南澳的每天，總是八點不到就起床，一來是因為早晨七點半就要回民宿工作，二來是透薄的窗簾根本擋不住日光。白天的小鎮和晚上的截然不同，陽光讓夜裡影子的靈魂歸位，包括我的。來時無法辨認的道路，全都明朗而可愛起來。這裡的路筆直寬闊，鮮少迂迴隱匿的空間，像小鎮的人心。中途遇見一棵開花的鳳凰木，花葉繁茂，再遠一些，路的盡頭便是山，是雲。

民宿有時候一組客人也沒有，大概是客人都在白天出遊，直到晚上才回來。因此，民宿常常只剩下我，和一隻叫咪咪的自來貓。雖是自來貓，卻早已久駐民宿，阿聰不在，他便有了主人的樣子。七月的南澳，只要站在戶外一陣子，汗水就從每個毛細孔滲出，蚊蟲會被這薄薄的鹹味吸引，繞著小腿、腳踝，蟄出大小紅點。為了避暑，我有時候會和一起打工的同伴跑進最大的客房，以拖地後要乾燥地板為名義，開著冷氣，兩個人大字型地躺在地板上，一躺就是半個小時。朋友愛聽手機裡的收音機，我也跟著聽，有時候是商台，有時候是廣東歌。

一個上午的時間，通常就是十套換好的寢具、三床剛洗好晾曬在院子裡的棉被、一盤快要風乾完成的香蕉片。時間在這裡得以保留大塊的形狀，不再是我平日懷揣在口袋裡的碎片，斤斤計較地使用。

上午和下午的界線，是咪咪橫臥在食堂座椅上午睡，而垂下的長尾巴。我和咪咪最常待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民宿食堂。一整個下午他在椅子上呼嚕，我在另一邊吃完阿聰送來的便當後，便閱讀或者放空。我想，如果我們是一對情人，這會是彼此最好的相處狀態。同在，卻又保留各自。

一天的工作往往隨著夕陽落下而結束。阿聰若是有空，晚上總愛帶我們在南澳到處走走，例如夜晚的海邊。那是我第一次在晚上看海，但晚上的海其實並不能看。你只能去聽、去聞、去觸碰。整片海除了遠處的漁燈讓人辨認邊界外，和無星的夜空近似孿生。人在這天海之間被壓得尤其渺小，當視線在黑暗裡迷航，才發現眼睛有尋求光明的本能。月光下，眼前一座巨大的虎鯨，有起伏的呼吸，海浪已經無數次地湧到腳邊。

我又想起屋外那棵椰子樹。想像它的果實如何在太平洋上漂泊，離開了原產於馬來群島的母樹，來到南澳，落地生根。彼時或許還沒有水泥鋪成的道路，整個小鎮才剛要開始萌芽。一些人來到這片土地上，看見這顆椰樹，於是決定讓自己的屋子依樹而建，從一塊磚頭開始，也扎起了根。而我則偶然漂流了幾百公里，落地，在這無法回去的夏天裡長出根莖。

我們一行人就這樣赤腳在沙灘上行走，時而坐下。彼此隔著些距離，和自己的海對望，安安靜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