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的危機?只有自己看不起自己!

示意圖: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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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涵榆

從一篇貼文談起

6月1日「告白師大」一篇有關人文學科學術研究現況的貼文短短幾天之內超過一千篇轉貼,在人文科學學生和工作者的同溫層引起頗為熱烈的關注與討論。

由該文內容推測,作者應該是已累積相當學術經驗的年輕學者,對於教職難尋、期刊出版亮眼不見得有用、讀文科博士容易孤立與社會脫節、大學淪為職業訓練所、資深教授進大學的優渥條件與現今年輕學者不可同日而語,類此種種,做了廣泛的描述。

作者感慨,「即便家境富裕,並具備高度學術熱忱。熱愛閱讀學術文獻及論文寫作,家裡願供你讀到劍橋或哈佛耶魯博士,還是不見得能踏入學界。包含私立院校。這點各位看到哈佛、劍橋、法國索邦及德國科隆博士求職遭拒的回信,或許才會相信」。

大體而言,全文對於現今國內人文科學的學術環境做了許多不失真確的描述,但也夾雜頗多個人主觀情緒的投射,甚至訴諸個人片面經驗的謬誤。有些描述(例如公費留學的合約、財力證明、撥款時程等)則與事實有落差。

筆者個人較難以贊同的是,貼文似乎將新進與資深學者放入一個同質化的二元對立,不免暴露對於他者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欽羨或嫉妒的想像(簡單講並非所有資深學者都掌握豐沛的權力、人脈或學術資源)。

現今的高教環境和人文科學處境地的確有諸多值得討論與改革之處,但是學術研究並非只關乎人脈和資源的競爭和分配,以外在高教環境和很表象的投資報酬來定義人文科學的價值,論斷誰適合不適合攻讀人文科學,形同間接鼓吹人文科學無用論,甚至無意識地複製造成困境的因素甚至是偏見和歧視。

現實世界早已充滿各種對於人文科學的鄙視與嘲諷,三不五時就有一些企業界的「成功典範」跳出來指稱某某學科沒有價值,學生和研究者如果真的關心什麼,至少可以先試著不要自憐自艾、自己看不起自己。

筆者無意在此一一回應該貼文的論點,即使是情緒發洩,筆者認為也值得重視,畢竟整個大環境確實對年輕學者、對人文科學相當不友善。作為一個資深的人文科學工作者──我必須坦白,一點都不輕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這並不是一篇科學性的報告),好好地和讀者(特別是人文科學領域的學生和年輕學者)談談那篇貼文談到的諸多問題。

人文科學的「危機敘述」

要談人文科學面臨什麼危機,首先得先關照「危機」如何被敘述、建構或想像。在估狗搜尋引擎上輸入“crisis of humanities”,得到的結果高達五千六百八十萬條(六月五日搜尋結果),似乎顯示人文科學的危機/危急被認定是事實的存在,至少是引發廣泛的關注。

這個「危機」的印象是怎麼來的頗值得研究,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恐怕是相關系所招生的狀況,有些甚至改名或停招,即便是世界名校也無法倖免。美國康乃爾大學在過去近二十年來,主修歷史的學生比例大幅下降將近五成,英文系則掉了將近四成,耶魯大學的英文系主修學生則減少六成左右。

國內研究所的情況也頗為類似。筆者所屬的外文領域研究所報考人數腰斬已不是新聞,今年台大外文和筆者服務的台師大英語系博士班文學組招生更是掛零,藝術史、語言學、人類學、哲學等人文科學領域博士班也都有過招生掛零的記錄。招生績效不佳的結果自然會是經費的刪減。

相較於研究所的報考與招生狀況,大學部的招生狀況並沒有顯示巨大的落差。根據最新一期的《教育簡訊統計》,過去十年藝術人文與社會領域的學生人數大約從四萬五微幅下降至四萬人左右,反映了整體大學生人數下滑的趨勢。

面對頗為流行的人文科學「危機敘述」,國內外學界過去二十多年來不乏持續的關注與討論。台灣的外文學界關於研究議題和課程設計也有好幾波的反思,顯示越來越強烈的生存危機感。

問題是,我們只能從統計數字來談人文科學的危機嗎?以那些數字作為反思與改革的基礎,是否錯把問題當作解藥?人文科學如果面臨什麼危機,不也有可能是績效掛帥的大學治理和學術環境下的產物?

人文科學危機的外在因素

會出現人文科學的危機敘述,社會大眾會有普遍不看好人文科學的心理氛圍,經濟因素恐怕一大主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年輕世代面對的是更為惡劣的就業環境。

各科系畢業生待遇存在頗為明顯的落差:在美國工程類畢業生年收入約82000美元,人文類約52000。國內的狀況:細部的數字不完全一樣,大致的傾向是醫學和工程在頂端,財務金融在中間,人文和藝術更低。

類似這樣的薪資排行榜顯示社會對於學科的價值觀,勢必也會影響學生選擇科系的考量,自然對人文科學造成不利和不當的影響。這種現象反映了一切以效益和投資報酬率為指標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和教育觀,把市場機制當作決定知識和學科的價值的法則。

人文學科危機的內在因素

大學治理者也將新自由主義模式應用在大學校務管理,以學生報到率決定系所經費,衡量系所的存在價值。追求實用價值、經費挹注不足、量化的績效考核等等,都是不利人文科學的因素。在這樣的內外因素影響之下,人文科學的學生很難有強烈的學習動機,不少人將人文科系當作跳板,選擇外文系的也常常就只是為了精熟外語這樣的實用目的。

看得更深一些,當前流傳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敘述)」和整個自從七○、八○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於西方典律的批判有密切關係;文化研究、批判理論、身份認同政治、政治正確等等知識風潮,都挑戰了西方傳統的文學、藝術,歷史、主體論述。

在這樣的知識發展脈絡下,有一種聲音主張人文科學必須要能回應全球化的現實,謀求新的出路。論戰的核心問題變成:人文科學的存在價值是因為保存了知識體系還是訓練實用的技能?

外文學門的生存之道

不願意見到外文系淪為外語補習班的有志之士,在難以抵擋技能導向的教學潮流的情況下極力擴充對於「技能」的定義和應用,使其涵蓋聽說讀寫的基本語言能力、美學感受、溝通與翻譯,批判思考、國際化與全球化視野等不同的技能面向。

他們極盡所能要向學生和社會證明,外文學科畢業生所學能讓他們在職場上有更全面的表現,也的確有資料顯示有些企業希望員工能有比較全面性的能力,而不是狹隘的專業技巧,或是強調文學院學生的學習成效比其他科系畢業生更好。

在這一個問題上,似乎傳統派和自由派學者可以達成共識。他們也許都會同意人文科學如果真的面臨什麼危機,主要原因不在於欠缺實用性,而在於人文科學不夠了解和強調自己的實用性,並且善加利用和說服社會。

如果大家認為在談論人文科學的危機和出路的時候強調「無用之用」太過高調和脫離現實(真的是這樣嗎?),至少應該深刻反思何謂「實用」「功效」或「技能」。

該思考的是我們是在哪一個層次上談這些,我們用什麼計算和衡量標準,那些衡量標準或計算的法則是由外加在經驗和行為之上,或者是由經驗內在性自然發展成學習者自我照料或關照生命的技術。

人文科學重新認識與定位自我

一波又一波的人文科學危機敘述也刺激了人文科學重新認識與定位自我,即使沒有這些危機敘述,教育改革永遠都不嫌夠,對於學科自身的想像永遠都不嫌多。

就筆者比較熟習的外文學門來說,各種課程改革與研究倡議包括ESP(English learning for specific purposes)、生活化(例如餐桌上的莎士比亞)、技能導向(例如行動文學)與新興研究議題(包括亞美文學、世界英文小說、人類世、醫療人文等)。

這些改變值得期待,但應該是著眼於教育更積極的意義,是為了更積極介入現實與社會參與,而不是為了把一批又一批的學生送進就業市場,更不是為了衝論文生產數量。

對於人文科學的重整,我個人向來主張要跳脫科系與學院的藩籬,將大一、大二單一科系學分要求降到最低甚至完全取消,讓主修加副修(甚至雙主修)成為常態,也讓跨校選課更自由與自主。

學者需要勇於嘗試新的研究取向,和不同學門的研究者組成不同的研究社群或成長團體。各級學校的人文科學教學應該擴大社區參與,推廣類似終身會員制的做法,讓人文科學的學習能夠日常化。

讀與不讀,個人生命的抉擇

以上大多是在某種學術視角下的討論,最後這裡我想回到一個比較個人經驗和感受的層次。

我一直認為,一個社會有多短視多功利,就會有多看不起人文科學。即使連在大學的校級會議,筆者都曾聽聞理工科代表嫌棄文學院是學校的拖油瓶。

筆者在此無意戰理工人文,但是我想向認同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那篇貼的朋友們說:體制不夠健全、不夠支持年輕人投入人文科學研究,功利短視的社會氛圍,以科學效率遮掩偏見和歧視…這些都是事實。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變什麼,請從不要看不起自己開始!

事實上過去幾年政府對於年輕學者的經費挹注已有提升,包括留學獎學金、出國會議補助、博士論文補助、交換學生、博士後,研究助理等。但不管再怎麼改,都會是僧多粥少(不只是人文科學),不可能雨露均霑,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態和對於學術的想像,如何不受限資源分配的限制、對他者的想像、欽羨或嫉妒的糾葛,恐怕也會是讓學術這條路能長長久久的必要功課。

台灣高教和學術和環境的問題也真的不少,需要有更多年輕人投入高教工會一起努力改變現況。筆者雖然在學界已服務多年,自己面對整個學術體制仍會有卡夫卡式迷宮的困惑,一直都努力在縫隙中尋找出路安身立命。

人生從來都不簡單便利,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含著金湯匙出生,每個階段都是抉擇和搏鬥。我經常有機會和學生談到學術研究和生涯規劃,我的一貫做法是讓他們了解不利的現實因素,希望他們在求職的問題上可以多點彈性,但是不要放棄對於閱讀和研究的夢想,不管有多浪漫和天真的夢想。

我一直認為給學生或小孩潑冷水、讓他們懷憂喪志的老師或長者是很失格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你不一定要當上一個大學教授(雖然那對我而言真的是一個很酷但也很艱苦的工作)才能實現你對人文科學的夢想。

讀不讀人文科學,就看你做什麼抉擇,想讓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這題真的沒有標準答案。有些工作的付出和酬勞不成比例,一個公義的社會都都應該尊敬做這些工作的人,在那之前請先學會不要看不起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才是人文科學最大的危機!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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