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透視】評論傳遞世界潮流脈動 黃建業40年影壇貢獻獲肯定

項貽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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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奬得主黃建業，是資深電影文化推手，兼具學者、影評人、詩人、劇場導演及電影教育推廣者等多重身分。（台北電影節提供）
本屆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奬得主黃建業，是資深電影文化推手，兼具學者、影評人、詩人、劇場導演及電影教育推廣者等多重身分。（台北電影節提供）

今年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黃建業，是台灣影迷熟悉的名字。40多年來，一代代觀眾透過他的評介認識電影、了解世界電影潮流，也因他推動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創設定位，開拓眼界。

黃建業持續以評論關注台灣電影與產業發展，任職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首重資產保存；更長期在學者、教師崗位上，致力於電影教育與文化推廣。

影評人出身的黃建業，在香港出生、長大，中學時代因喜愛文藝與電影，與友人成立「衛影會」，開啟影評生涯。他因覺得台灣文藝發展出色，中學畢業後，於1972年來台念大學，從此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黃建業曾擔任引領台灣70年代電影評論風潮的《影響雜誌》主編。（翻攝自茉莉二手書店）
黃建業曾擔任引領台灣70年代電影評論風潮的《影響雜誌》主編。（翻攝自茉莉二手書店）

在台求學時，黃建業因朋友的關係，認識引領台灣70年代電影評論風潮的《影響雜誌》寫手：但漢章、李道明、張毅等人，「那時一邊念書、一邊看電影，很快樂。」先後就讀文化大學中文系與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的黃建業，課餘勤於發表電影理論、批評相關文章，還成為《影響雜誌》主編。

以文字引介電影之外，80年代初，黃建業開始策展邀片，成為台灣國際影展的拓荒者。原本「金馬影展」只是配合金馬獎擴大規模所舉辦的活動，由各國圈選作品觀摩放映。黃建業表示，「當時我跟導演陳國富覺得，這種觀摩展欠缺主導性，應有真正的影展策展。我們和主導影展的電影圖書館（國家影視聽中心前身）館長徐立功談，他就邀我們當共同策展人。」

黃建業奔走遊說設立可控制溫濕度的樹林片庫，保存珍貴的影像資產。（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黃建業奔走遊說設立可控制溫濕度的樹林片庫，保存珍貴的影像資產。（國家影視聽中心提供）

「那時沒有電腦、沒有網路，幸好電影圖書館的雜誌非常多，可以參考。另外從國際電影導覽（International Film Guide）的資訊、寫信去各影展交換目錄，以及到處詢問等方法，尋找片源。」黃建業透露，因為沒經費，他與陳國富自費去香港電影節、馬尼拉電影節看片，「這兩個亞洲電影節都剛成立，它們的模式也提供我們不少參考。」

1983年「金馬獎國際電影展」特刊序言中，黃建業引聶魯達詩句為選片精神：「自由和海洋將通過我，把它們的答案傳遞給封閉的心靈。」黃建業策劃國際影展的同時，也在解嚴前的氛圍中，迎來「台灣新電影」的浪潮。

黃建業除了寫影評，也執導過多部劇場作品，圖為他執導北藝大春季公演、契訶夫經典劇作《櫻桃園》。（黃建業提供）
黃建業除了寫影評，也執導過多部劇場作品，圖為他執導北藝大春季公演、契訶夫經典劇作《櫻桃園》。（黃建業提供）

「台灣新電影」出現之前，大學生幾乎不看國片，但黃建業一直看台灣電影，在香港念中學時還辦過李行電影《秋決》座談會。他指出，70年代是台灣電影產業黃金時期，可惜因僵硬的類型化陷入困局。但1982年起， 《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風櫃來的人》等接連出現，「那是台灣電影創作力爆發的階段，看到好電影很快樂呀！

黃建業（左一）與導演陳國富（右三）、作家小野（右二）等出席台北電影節。（黃建業提供）
黃建業（左一）與導演陳國富（右三）、作家小野（右二）等出席台北電影節。（黃建業提供）

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開始重視生活樣貌的寫實性細節，不再侷限濃郁的戲劇性，讓電影的空間變大。

「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開始重視生活樣貌的寫實性細節，不像過去的電影被規範在濃郁的戲劇性裡，讓電影的空間變大，我們很希望維護這個新的發展。」黃建業藉由影評、電影環境的分析探討，肯定新電影的嘗試，但也感受到商業、保守勢力的盤據。1987年詹宏志發表「台灣電影宣言」，就政策單位、大眾傳播與評論體系問題提出懷疑，黃建業也與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等人共同加入，表達關心與憂慮。

黃建業認為，「台灣電影宣言」參與者不算多，但分別來自媒體、教育與電影創作等領域，努力支撐這樣的期待，有共同的理想。「現在我們回頭看就看得出來，那是台灣在電影評論上改變的重要年代。」台灣新電影潮起潮退後，黃建業在1994年出版《楊德昌電影研究》，成為首部探索新電影健將楊德昌的專書。

黃建業力挺台灣新電影，也深入研究楊德昌的電影，圖為1985年侯孝賢（左）、蔡琴（右）主演的《青梅竹馬》。（傳影互動提供）
黃建業力挺台灣新電影，也深入研究楊德昌的電影，圖為1985年侯孝賢（左）、蔡琴（右）主演的《青梅竹馬》。（傳影互動提供）

1996年9月，黃建業出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保存電影資產是他4年任內的主要任務。他理想中的電影資料館是「電影的故宮」，「不單保存影片，也盡力挖掘、蒐集各種電影文化資產，例如：影人口述歷史及電影本事、劇照等延伸性文物。」

當時電影資料館經費有限，連可調控溫濕度的片庫都沒有。黃建業笑稱，上任第三天看到不少影片膠卷因設備不足，酸化嚴重，就覺得壓力很大、想辭職。後來看中新北市樹林工業區一處可控制溫濕度的倉庫，為爭取預算，他和時任副館長的李天礢一起遊說十餘名立委，順利獲跨黨派支持，設立片庫。他認為，電影除了藝術的意義，還有文化的意義，為挽救瀕臨危機的作品、資料文物，每位電影資料館館長都有責任努力與時間賽跑。

1988年吳念真（左起）、黃建業、時任電影圖書館館長的徐立功與導演萬仁，參加義大利貝沙洛影展的台灣新電影活動，同時赴威尼斯旅遊。（黃建業提供）
1988年吳念真（左起）、黃建業、時任電影圖書館館長的徐立功與導演萬仁，參加義大利貝沙洛影展的台灣新電影活動，同時赴威尼斯旅遊。（黃建業提供）

有別同世代影評人陳國富、焦雄屏轉向電影製作發展，黃建業仍持續撰寫影評，同時投身戲劇與教學。早在40年前、台灣小劇場起步階段，他就與耕莘實驗劇場（蘭陵劇坊前身）的金士傑等人結識，至今導過《凡人》《早餐》《太太學堂》《歌未央》《營造大師》《櫻桃園》等劇。黃建業坦言，電影是龐大的創作系統，面對的不單是藝術問題，還有現實困境。「但是劇場不一樣，排演場上有各種美好的人與人的關係，這也是我會做劇場而不見得想做電影的原因。」

書寫影評40多年的黃建業強調，電影評論可讓更多人從不同層面了解一部電影。（台北電影節提供）
書寫影評40多年的黃建業強調，電影評論可讓更多人從不同層面了解一部電影。（台北電影節提供）

電影評論其實是文化評論的一環，影評可改變觀眾，就可以進一步改變創作者或產業界。

影評書寫40餘年，黃建業強調，電影評論其實是文化評論的一環，具文化影響與開發意義，讓更多人從不同層面了解一部電影。「與其說影評可改變創作者或產業界，不如說是改變觀眾。但改變觀眾，就可以改變創作者或產業界，以這個角度更能清楚看到影評的社會功能。」

一路見證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衰退，也看到《海角七号》引發的國片復興與起落。黃建業指出，當前的電影產業除面對串流平台衝擊，還有以大規模商業製作為主、甚至如韓國般動員國家之力占領市場的思維，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台灣電影想從國際板塊中突圍並不容易，但很重要的是，得自本身歷史、生活與電影語法中展開新探索，背後也需要國家的推動、制度的保護，才能占得先機。

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黃建業致力於各種電影文化資產的蒐集。（黃建業提供）
擔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期間，黃建業致力於各種電影文化資產的蒐集。（黃建業提供）

影展拓荒先鋒 黃建業

  • 1954年出生於香港

  • 學歷：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碩士

  • 現職：北藝大戲劇系及電影創作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重要經歷：

  • 曾任北藝大戲劇系主任及劇本創作研究所／劇場藝術研究所所長、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台北電影節總策劃、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副主席、金馬影展策展人等。著有《楊德昌電影研究》《人文電影的追尋》《潮流與光影》等，主編《電影辭典》《世紀回顧圖說華語電影史1896-1999》《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等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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