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的現代定位與圈養動物處境:實際走訪台北市立動物園的觀察與反思

文:郭妍伶(台大社會系學生)

「我們明天要去動物園欸!」當你聽到「動物園」一詞,映入腦海的會是什麼景象?是在狹小籠舍裡重複著刻板行為的大象,還是被民眾大排長龍等著觀賞的大貓熊團團圓圓?

在當代社會,動物園對人們的意義或許是一個情侶約會、闔家出遊、校外教學的娛樂與教育場所,對於野生動物來說則是一個保育、救傷的機構。而不容忽視的是,動物園也因為圈養動物而帶來了眾多爭議,本文將以野生動物在社會中的處境檢視動物園在社會中的定位,我也實際走訪了台北市立動物園作為調查方式。

動物園簡史

在人類圈養動物的歷史中,最早源於古代的王公貴族蒐集珍奇異獸以彰顯自身勢力與財富,西元前2500年前的古埃及貴族大量蒐集野生動物,而西元前2200年的中國周朝文王也開啟了中國豢養大型動物之先例。

而工業化、都市化、博物學的發展造就了近代動物園的誕生,世界上第一所動物園是1752年的奧地利維也納宣布魯動物園(Tiergarten Schönbrunn),從歐洲開始,接著到美國、日本、中國等國紛紛建立動物園,性質從科學研究、教育功能、農事試驗皆有。

至於台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與國際動物園發展歷程最為相關的就屬台北市立動物園。日治時期的台北廳於1915年正式營運台北市立動物園,在圓山公園內,後來在1986年遷移至木柵現址,便一直持續營運到今日。

實際走訪動物園

我在2022年5月實際前往台北市立動物園,總共走訪了溫帶動物區、非洲區、鳥園、沙漠動物區、熱帶雨林區、大貓熊館等區域。本節為我自身的觀察與評論。

1. 動物園的保育與教育功能

我發現台北市立動物園在環境教育、野生動物保育方面做了一些解說和宣導,此處舉同伴動物與野生動物衝突解說小站、石虎保育宣導廣告為例,我尤其認為「野小孩vs.毛小孩」專區是非常需要宣導讓大眾認識的議題,因為同伴動物依賴人類生活,野生動物與同伴動物的衝突是和人類息息相關的,這點我認為台北市立動物園做得很好,但因為此專區不太顯眼,可能會需要有更多引導或是解說吸引民眾前往該區。

此外,我也認為遊園地圖的保育宣導非常恰當,石虎是台灣唯一現存的野生貓科動物,因人類過度開發導致棲地減少,也常面臨路殺、捕獸夾等威脅,現在處於瀕臨絕種的處境。但若遊園地圖背後的廣告印製的是大貓熊動物明星與其相關商品,或是國外的物種,我會認為這樣的廣告沒有太大的意義。

2. 遊客打卡拍照與po文

在我參訪動物園的經驗之中,其中一次是與老師和同學校外教學,同學們看到動物園中的動物,最直接的反應就是馬上拍照po文至社群媒體,我的社群媒體版面上隨即就充斥著大量同學們po的動物照片。

但在這些大量的限時動態之中,我所見的只是一種「見到這些動物很興奮、很稀奇」的快樂情緒,文中缺乏對於物種的介紹、今天為什麼會來參訪動物園(就連是校外教學也未提及),似乎「po」這個行為本身才是重點,在參觀的當下,我們人類和這些物種面對面相遇的這件事實似乎已經不是重點,拍照本身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同學最直接的反應讓我感覺自身彷彿置身於一個網美景點,一切都只要視覺上好看、角度好拍照就可以了,這些動物本身瀕危的程度、保育工作做到什麼程度似乎都不是如此重要和值得去了解,我覺得重點被模糊掉了。

我在一次參訪時聆聽了動物園人員的講解,有人提出了動物園內物種資源分配不均的疑問,園方不否認這件事,他們認為保育國外物種(如大貓熊等)在全球尺度的保育工作有很大的貢獻,即使成本很高也還是值得去實施,但我個人不太能接受這樣的說法。此外,在參觀動物園的丹頂鶴區時,我心中也浮現了許多疑問,丹頂鶴在日本有「溼原之神」的美稱,主要分布在韓國、中國東北等較高緯度地區,為什麼會出現在台灣的動物園中?

我認為把不同氣候、地理條件生長下的國外物種運送到台灣來,然後把它們圈養在台灣的動物園中,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干預自然的行為,讀者或許可以想一想,為什麼我們要在亞熱帶的台灣開著冷氣圈養著企鵝和溫帶動物,還要冒著牠們在夏天極有可能中暑的風險?況且還要為這些物種投入大量的保育資源,勢必會排擠到其他物種所享有的空間、保育和照護的時間和心力。

我個人認為,除非是野外絕滅(EW)和極危(CR)的動物需要我們接收來救援,又或者該物種的原生國家因面臨天災人禍無法妥善保育,我們國家的動物園是否還應該繼續接受、購買和圈養這些與本國地理條件相去甚遠、不適合被圈養的物種?這個議題需要重新去思考。

另外,在以保育之名圈養動物這個議題上,動物保育與動物福利二者之間產生了衝突。

傳統野生動物保育的思維認為動物群體的保育優先於單一個體的動物福祉,例如支持以動物做研究以供整個群體的保育,此思維也會認為圈養一小群動物來保育整個物種群體是值得的;但若以動物福利的觀點來看,會關注這一隻動物是否被剝奪了基本生存的權利,關注牠的身心狀況是否受到傷害,動物福利的思維傾向於不支持以保育之名圈養動物,由此可見此二種思維在倫理觀和立場上的差異。

面對這樣的衝突,我認為動保界近年來興起「慈悲的保育」(Compassionate Conservation)的觀念可以做為借鏡,捨棄以往只著眼於物種整體的觀念,不只單純以科學數據看動物福祉與保育,若我們能在保育科學的基礎上加入倫理的思考和同理心,在策略的考量上或許就不會那麼二元對立,也能夠多一些人文的關懷。

例如有些物種天生就是不適合被人類圈養,例如大型哺乳類長頸鹿、大象等,將這些動物一輩子養在人造的環境下,也會對動物本身造成身心的傷害。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動物園是否還要繼續接收、繁衍這些大型動物呢?我個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建構明星動物

並非所有動物園中的動物都會被園方命名,有名字的動物大部分是因為和其他動物園交換、捐贈、購買而來,命名也代表了該物種的單一個體和人類產生了更親密的連結,也是該動物被建構為明星動物的第一步,像是戰後圓山動物園的大象林旺、馬蘭,園方將牠們塑造成動物園最重要的象徵,也是全體市民的集體記憶,牠們在死後也被做成標本展示。

在現今的台北市立動物園之中,園方也有替動物命名,大部分是動物的幼崽,園方會定期在官方的臉書粉絲專頁分享這些動物明星的近況,而貼文底下常見有許多民眾留言「好可愛」、「卡哇依」等讚美的話。

另外,台北市立動物園也推出了明星動物相關的周邊商品,如貓熊圓仔仿真絨毛娃娃、馬來貘寶寶「貘花豆」的玩偶包包等,也和設計購物網站Pinkoi推出許多精緻、昂貴的聯名商品,由此可以看出園方在周邊商品的設計、行銷、販售上都花了許多心力,但這些商品的高單價,也讓人疑惑販售商品的收益有多少成分是用在保育用途,若園方可以公布相關數據,社會觀感會較佳。

就行銷、宣傳而言,我可以理解動物園為了籌措財源、吸引大眾目光、宣導保育知識而塑造出動物明星的用意,但是在這樣的做法之下,不上相的、非明星的物種(如爬蟲類、鳥類)就不會享受到那麼多民眾的關注,若民眾在網路上、新聞中接觸到的都是這些明星動物,那麼他們到動物園很有可能就會僅止於參觀這些物種的場館,而忽略了其他動物。另外,動物明星會不會變相地滿足了遊客的展演娛樂需求?我覺得園方需要在動物明星和其他動物之間取得平衡。

動物園作為保育機構還是娛樂場所?

除了動物園內的實體解說牌、解說小站之外,在台北市立動物園的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上,園方寫著「台北市立動物園是一處結合自然保育、研究、教育與遊憩功能的社教機構」,我們也可以看到,台北市立動物園的核心理念是「向動物學習」,在網站上、專頁中也有許多保育知識分享文章、近期保育新聞、動物保育園幕後工作等等文章,動物園也有不同類型的環境教育課程、團體導覽等等環境教育工作的推廣,還舉辦了生物多樣性線上攝影展等活動。

由此可見園方在保育工作和環境教育推廣上做了許多努力。

但並非所有動物園都是這麼完美,除了台灣知名的六福村、頑皮世界等混合了動物園和展示娛樂場所的機構,也有其他國家的動物園擺明了就是走娛樂、展示的路線,像是日本北海道的北札幌動物園,主打的就是「日本最危險的動物園」。

園區內有許多讓遊客和野生動物近距離互動的體驗,也設計了許多讓人驚心動魄的區域,像是要走獨木橋穿越食人魚、毒蜥蜴、鱷魚等危險動物才能抵達終點的遊戲,餐食的部分還推出框重、蠍子、壁虎等料理,這樣的園區設計很明顯就是為了滿足遊客的娛樂目的,雖然這些機構也有實施野生動物救傷等保育工作,但他們的定位比較像是遊樂場所,而非保育機構。

那我們該因此將責任全盤歸咎於這些動物娛樂場所業者嗎?我認為並非如此,這些動物娛樂場所之所以能夠順利營運,當然還是得仰賴遊客的門票與消費收入,遊客對於動物展演娛樂的休憩需求帶動了這些營業場所的興起,沒有需求就不會有供應,如果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可以抵制這些動物娛樂場所,他們可能就會結束營業或轉型為其他用途,這是我們自己可以身體力行的部分。

結語:動物園能為保育帶來什麼啟發?

我身為動保人士,最初其實不太能認同動物園這個機構的存在,因為圈養野生動物無可避免地會造成動物的刻板行為和其他身心上的負面效應,在動物福利之立場上是不支持圈養野生動物的。

但是,在深入了解動物園和保育工作過後,我認為在許多野生動物瀕臨絕種的現代,動物園中的一些物種可能因棲地破壞、無法適應野外生活難以回到原生環境,動物園已是一個有存在必要性的機構,除了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提供保育的場所、救傷野外動物之外,其所提供的環境教育也可增進民眾的認知。

美國生物學家威爾森提出「親生命性」(biophilia)的概念,認為人類具有喜愛親近其他生物的傾向,我認為動物園或許可以適度利用人們的「親生命性」,吸引民眾前來參觀動物園和關注動物園的粉絲專頁,進而了解保育議題、獲取保育知識。

因為比起在書本、網站上以文字寫下的冷冰冰的資訊,親眼看見動物或是實體動物照片可以更為有效地吸引人們的注意,也能激發人們看見動物時產生的情緒,進而對物種、保育議題留下印象,我認為這樣的方式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必要之惡」,在權衡現況之下所能選出的較佳選擇。

在管理層面上,我也認同黃宗慧在《就算牠沒有臉》書中提及的,靈長類生物學家德瓦爾(Frans de Waal)所說,動物園在經費籌措、收支、圈養動物情況等各方面應該都要公開透明,並且願意接受大眾的檢視與批評,或許如此一來可以帶動國內其他圈養動物的場域的動物福利重視程度,我期許世界上的動物園能夠繼續做好保育和環境教育的工作,並且為各國的保育工作擔任領導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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