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與廢死的本質差異

「廢死」爭議因兩位警察的殉職再次浮上檯面，但媒體對「廢死」的道德性卻少根本地質疑，不少觀點總放在死刑的不依法執行上，或頂多辯駁式地說明對這些加害者處以死刑，並不違反兩公約，坦白說，這正是廢死者所希望的結果，它意指廢死的價值無可爭議，只是台灣社會還沒「進步」到廢死的地步。

正因此，最近也常聽到有些人將「廢死」與「反戰」連在一起作道德性的陳述，以為兩者都基於對生命權的絕對尊重，這正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標記，而尊重生命既是一種普世價值，往這方向的推進也就毋庸置疑。

然而，即便廢死有其道德性的出發點，卻不能以此就將自己的道德性凌駕於其他道德之上。個人將自身安全及報復權因群居需要交付給社會時，社會就有為其遂行正義的責任；且在維持社會運轉下，更必須盡可能給予當事者交代，不能就以群體的需要過度凌越個人。畢竟，缺乏同理心，就稱不上文明。而在此，廢死者就因只看到群體的、抽象的「道德需要」，反而讓人覺得冷血更有「何不食肉糜」的意味。

說到對生命權的尊重，「反戰」與「廢死」其實不可並論。這裡牽涉到一個基本的分野：廢死面對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明確的事件，牽涉的是社會要如何給予被害者正義；反戰不同，儘管通常也會有發動戰爭者與被動戰爭者的兩造，但它牽涉的範圍極廣，為數大量且不直接相關的人都捲入其中，往往死傷無數，對個體或社會，傷痕都難以恢復。

就因戰爭牽涉極廣，無辜者多，所以人類要盡可能避免戰爭，且因戰爭都是由權力者發動的，所以必須盡可能不給予權力者藉口，以此，反戰者就直接將所有戰爭都定義為非人道，從根入手，想讓戰爭發生的可能性減至最低。換句話說，反戰面對的是權力者，而弱者既不能有悲觀的權利，只好張大旗鼓。

廢死則恰恰相反，它美其名為不讓政府這強者擁有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力，看來是保障了相對弱勢的個人，但其實它卻以強勢者的道德觀對極端的弱勢者──也就是被害人及其家屬，給予了二度傷害，從這角度，要說「廢死」成為幫凶，有時也不為過。而許多人之所以反對廢死，也正因於它有這「以強凌弱」的本質。

正因一以弱對強，一以強凌弱，一個也許須付出不可知的代價，一個卻坐享道德之姿，所以儘管同樣標舉著對生命權的絕對尊重，「廢死」與「反戰」的道德性與勇氣乃不可同日而言。

正如此，以為廢死具有先驗的道德性，所有國家都必須走上這條路，也就是一種迷思。

歐洲標舉廢死，也以此居高臨下地要求別人，但細究之，歐洲之所以廢死，有它基督教的背景，有它自我歷史的進程，也有通過「廢死」過程中政治的角力與偶然性，這些，沒有哪一樣背景、哪一個條件是帶有所有文化必須學習、必須趨同的先驗性的，更何況，即便在歐洲，受害者的聲音也一樣常被忽略。

正如此，談廢死，就不能局限在台灣還沒有「發達」到廢除死刑的地步，因此還需死刑這樣的論點。保留死刑，其實是基於對受害者的感同身受，以及對社會正義的堅持，也是對社會總體這個強者不能過度凌越個人的警覺，它來自更豐富多相的生命觀照，遠非在意識形態上高舉道德的廢死者所能比。

其實，單一、絕對性的道德觀點固好標舉，但事物一旦被絕對化，就容易衍生出副作用，反戰者往往忽略了被侵略者的處境，容易一棒就否定雙方，依然有「何不食肉糜」之限。具道德性的「反戰」都如此了，何況「廢死」！ （作者為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