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2.0不能再「愛理不理」

我國的憲法解釋即將有重大的進步：明年的1月4日起，《憲法訴訟法》即將施行，讓以往模糊、定位不明的「解釋憲法」，正式走向「訴訟」制度。雖然還沒有做到制憲者所期待的「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地步，但憲法案件的「司法化」程度，日後應該遠遠高於現行制度。

然而，《憲法訴訟法》卻有一個漏洞：一向相當難以捉摸的「受理與否」之決定，將來可能更加「彈性」。如果操作不好，在司法地位本就不算很高的台灣，恐怕更容易戕害人們對司法、憲法的信心，大法官不得不慎。

《憲法訴訟法》第61條1項規定，人民聲請憲法審查的案件必須是大法官認為本案具有「具憲法重要性」才會受理。亦即，就算人民認為權利受到侵害，而且也打到終局裁判，窮盡救濟途徑，但只要大法官覺得這個案子「不具憲法重要性」，就可退件不理，而人民也沒有任何上訴的機會。大法官們說你不重要，就是不重要！

而且，法條文字是「本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受理之」，可見「憲法重要性」與「權利保護必要」乃是兩個不同的條件。那到底什麼案件是當事人權利保障之必要，但卻「不重要」呢？是說有些人的憲法權利並不「重要」嗎？

此外，第55條對於法官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也規定必須是相關法律對於該案件結果有「直接影響」才能受理。可是，到底某個法律是否會影響判案結果，這不是職司個案審判的法官最懂的嗎？某個法條若與個案裁判無關，法官閒著沒事要來聲請裁判幹嘛呢？

以往雖然沒有這些條文，但大法官對於是否受理及受理範圍，就已讓聲請人與法學界感到難以預測。而社會大眾也因為抓不到標準，會猜測大法官受不受理是出於以下原因：第一，「自己怕事」（困難敏感的案子不想收）；第二，大法官自己有興趣（人民沒有聲請解釋的條文也照審）；甚或最糟的「政治考量」（想介入的案子才處理）。

舉例而言，2017年，監察院經由人民陳情而行使調查權，發現《黨產條例》有違憲嫌疑而聲請釋憲。這種監察院聲請的案件，以往大法官幾乎來者不拒，但大法官在《黨產條例》聲請案卻一下子拋棄先例，不予受理。而後來在法官同樣認為《黨產條例》有違憲之虞而聲請釋憲時，大法官雖受理了，卻硬說幾個該條例中最關鍵的條文並非「審理該《黨產條例》事件所應適用之法律」而拒絕受理。這樣做出來的釋字793號解釋，雖然宣稱「《黨產條例》合憲」，但真正最核心的爭議條文根本沒有解釋！

相比之下，大法官以往在許多解釋中都以「裁判關聯性」為由，擴大了審查範圍。把判決不曾援用的甚或當事人沒有主張的條文都拿來審查，但釋字793卻說不理就不理，這種「愛理不理」的作風本身就很傷害大法官的威信。何況我國「法律違憲解釋」之審查權是大法官獨占的領域。如果人民權利受到法律侵害，大法官卻不受理，那全國沒有任何一個法院能予以救濟。《憲法訴訟法》第61條的立法理由指出該規定乃襲自德國法制，但德國的「憲法重要性」僅適用於「裁判」的審查，而不適用於法律、命令等「規範」的審查。這顯然是抄錯條文，使得人民權利保護出現漏洞。

因此，為彌補權利保護漏洞並重建司法公信，大法官將來在「法律規範違憲」的聲請案中，不應以「憲法重要性」作為不受理之理由。而在法官聲請裁判的案件，也應盡量尊重聲請法官對於條文是否有「直接影響」的認定。總之，大法官在這類案件不應有選案裁量，受理與否只看是否合乎要件，這才是司法護憲者應有的擔當。（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