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美國第一個台獨運動組織研究（中）

編按：下面論述摘自盧主義最近出版之新書“Free Formosa The Beginning” 原文來自Florence Chen 的研究論文（Huntsman計劃榮譽畢業論文，2008 年 5 月 9 日），由盧主義摘錄、編輯（2019 年 7 月 31 日），翁進治翻譯

3 F 成為台灣獨立聯盟
1957年1月，聯邦調查局偵探 Watson（沃森）聯繫了明尼蘇達州3F成員之一盧建和，並開始詢問該組織的活動。有人擔心 3F 組織可能是一個與共產黨有聯繫的革命團體，從而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當時也在那裡讀書的盧主義（Jay Loo）和盧建和（George Lu）一起幫助回答問題。在接下來的三到四個月裡，他們兩人開始每隔幾周訪問一次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以配合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通過向偵探展示該組織的所有材料和通訊，兩人能夠說服聯邦調查局他們是一個無害的組織，決心為民主，不是共產主義革命而戰。

即便如此，根據法律規定，聯邦調查局必須將調查結果和所有相關文件交給美國司法部，才能妥善結案。司法部隨後裁定，3F以東京臨時政府的名義提交聯合國請願書違反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因為3F提交請願書是作為臨時政府的代理人行事，為了結此案，3F的成員決定向美國政府登記該集團。

1957 年 12 月，盧主義返回費城，與3F的成員召開緊急會議。在整個聯邦調查局調查過程中，留在總部的成員一直非常擔心他們可能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違反了某種法律。會議的議程是要決定 3F 是否應該繼續運作。一些成員要解散該組織並停止獨立運動其他成員認為，也許他們應該從一個政治組織轉變為一個不具有煽動性的學術研究團體。然而，在與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和律師多次會面後，盧主義成功地解釋了他們台獨組織的目的，並得到保證，繼續進行獨立運動不會違反任何形式的美國法律。有了這個保證，盧主義能夠說服其他成員，每個人對台獨運動熱情的情況下，所有的辛勤工作已經匯入進一步推進台獨的主張，此時如果妥協，大家的願望將是一個遺憾。即便如此，成員們還是決定應更改 Formosans' Free Formosa 的名稱，因為它已經被 FBI 調查污染了。該組織的新名稱將是United Formosan for independence （簡稱為UFI，即台灣獨立聯盟）。

UFI之目標和活動

3F以幾個主要原則為指導，兩年來取得了很多成就。儘管1958 年活躍會員只有八名左右，但他們的通訊讀者人數高得多。台灣獨立運動在新名重組後，該組織的成員制定章程和結構來使該組織正式化。該組織於 1958 年 1 月 15 日正式成立，盧主義（Jay Loo）當選為 UFI 的第一任主席。UFI 的第一期通訊名為《Ilha Formosa》，於當年 3 月 26 日發行，介紹了 UFI 的主要目標：

UFI試圖在兩個階段上促進台灣獨立：第一、通過向外界宣傳我們對自由和自決的渴望，特別是通過聯合國、美國國會、有影響力的美國政治家和商業領袖、專欄作家、報紙、期刊、學術界和各種形成輿論的組織；第二、通過在我們的台灣同胞中傳播月刊 《Ilha Formosa》（美麗島），希望這可以促進我們共同奮鬥和共同努力。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需要讀者在時間、精力和資金方面的慷慨支持——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支持來源。

盧主義以詩意的呼籲結束了 UFI 的介紹信：

親愛的台灣同胞，想想我們美麗的島嶼可能是什麼。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致力於發展一個充滿活力、建設性和文明的社會，台灣最終可以成為遠東自由的象徵。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它可以成為人們可以自由思考、自由發言、自由呼吸的地方。它可以是一個幸福的生活天堂，充滿了人類快樂的笑聲，以配合其美景。那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美麗島。

目前時間似乎對我們有利，但不可能永遠如此。我們的機會已經來了。你敢接受此挑戰嗎？

因此，雖然機構名稱變了，但教育台灣留學生、美國民眾和國際合作的基本目標沒有改變。

UFI延續了3F時事通訊的傳統，每期都包含類似的內容，旨在教育台灣留學生了解台灣的歷史以及發展中的政治局勢。除了出版（美麗島）以教育台灣留學生之外，台灣獨立團還發行了名為“Appeal for Justice”、“呼籲正義”的小冊子，並向國會議員、學者和媒體分發了文章。

早期獨立運動的主要成就之一是盧主義成功地向頗具有影響力的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投稿，題為”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中國僵局：台灣人之觀點”。這篇文章於1958 年 4 月以盧的化名李天福發表，是北美第一篇宣揚台灣獨立的文章。文章發表後，立即引發了學者對台獨的討論，也引發了蔣介石的直接反應。據說，蔣看了盧的外交季刊文章之後，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公關問題，並決定提交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的直接反駁，以反擊所有這些盧的論點。當外交季刊編輯拒絕了他的投稿時，國民黨政府被迫打印出數千份大量的反駁信郵寄給學術界知名人士和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盧的外交季刊文章被引用為當前台灣民進黨一中一台黨綱的兩個創始文件之一。

1958年4月盧主義於外交季刊發表台獨論文「中國死巷-台灣人之觀點」之雜誌封面。圖／翁進治提供
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它發表在著名季刊的這一期，同時刊載了有影響力的貢獻者的作品，其中包括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這是台灣本土人第一次在這樣一個全球性的論壇上表達獨立的願望；最後，文章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從法律、國際關係、歷史、政府和文化等學科的角度提供了支持台獨論點。正因如此，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務》一文成為台獨運動世世代代的經典文獻。1958 年秋天，UFI 提高台灣問題知名度的運動的另一項重大成功是邁克爾·林賽勳爵（Lord Michael Lindsay）於 10 月 6 日在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福爾摩沙的未來〉的文章。這篇文章引發了John Fairbank（約翰·費爾班克）、Denis Healy（丹尼斯·希利）和Denis Warner（丹尼斯·華納）開了一場關於台灣未來的大辯論。11月24日，因丹尼斯·華納批評台灣人不願捍衛民主，盧主義成功地回應發表了題為〈台灣人知道他們想要什麼〉。文章發表在《新共和》上，再次表明台灣人的聲音，在國際重量級的論壇中佔了一席之地。

1958年 11月 24日盧主義於新共和雜誌主張「台灣人之願望」之雜誌封面。圖／翁進治提供
與3F傳統保持一致，UFI繼續與美國主要政治物領導人接觸，以爭取他們對台獨運動的支持。成立後，UFI 繼續與 George Kerr（喬治·克爾）通信，並開始與前美國總統候選人，後來成為聯合國大使Adlai Stevenson（阿德萊·史蒂文森）、芝加哥大學教授Quincy Wright（昆西·賴特）、參議員Wayne Morse （韋恩·莫爾斯）和前任康涅狄格州州長和國會議員Chester Bowles（切斯特鮑爾斯）通信。Edward Chen 和 Jay Loo 還親自拜訪了在 1959 年表示支持台灣的兩名國會議員。1961 年，當 Chester Bowles 被約翰·肯尼迪任命為副國務卿時，陳和盧也得以預約見他。不幸的是，當他們到達約會地點時，Bowles（鮑爾斯）被Bobby Kennedy（鮑比肯尼迪）叫去參與緊急會議，但陳和盧仍然能夠與他的兩個助理交談。通過這些學生積極分子的辛勤工作，UFI 在美國早年在宣傳台灣獨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通過通訊、小冊子、文章、信件和個人訪問的強大組合，台灣獨立聯盟試圖影響不僅是台灣留學生的思想，而且還影響更廣泛的美國公眾輿論。

台灣獨立運動也通過招募更多成員和接觸世界上其他類似組織來擴大其活動。1958 年該組織成立時只有大約 8 名成員，幾年後 UFI 發展到包括 20 多位成員，並繼續與越來越多的台灣留學生在美國連絡。1960年，當王育德（Ong Joktik）在東京成立台獨學生組織“台灣同鄉會”時，當時的UFI主席盧主義（Jay Loo）通過郵件與王聯繫，介紹UFI並探討可能合作的方法。盧將他在 1960 年 5 月號 Ilha Formosa 撰寫的一篇文章翻譯成日文刊登在 8月20日，《台灣青年》第三期通訊。通過這種方法，UFI 試圖擴大其影響範圍，增加其聽眾和會員。

1960 年8 月 20曰以李天福筆名投稿「台灣青年」第3 號通知美國台獨運動的近況。圖／翁進治提供
早期運動的主要成就

在美國早期運動的最初幾年，3F和後來的 UFI成就主要是創造和鼓勵台灣獨立運動意識的覺醒。
在美國早期很成功地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經過教育台灣同胞和招募更多參與人士。3F和UFI創立後，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來到美國，尤其集中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城市。哪裡有留學生，哪裡就有台灣同鄉會，通過社交活動來推廣台灣文化。這些同鄉會往往支持 UFI 的台獨宣傳。隨著台灣留學生人數的增長，台灣獨立運動的盟員也增加。

在3F和UFI之前，美國沒有任何推動台獨的組織。因此，這些早期促進台獨的努力，至關重要的是引起在美國學術界和政界人物以此話題展開討論。正如前面所討論的，盧主義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中國僵局〉是引發辯論的一個關鍵因素，這個話題以前往往被美國社會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所忽視。

該運動也為統一台獨運動做出了貢獻。1961 年春天，Jay Loo（盧主義）和 Ong Joktik （王育德）制定一項宣言，讓獨立組織的學生活動家可以團結起來，無論是在日本還是美國。盧主義再次以化名李天福撰寫了這份文件，並宣布了獨立運動的八項主要基本原則。宣言確認了台獨的歷史、文化和法律上之正當性，主張民主、自決、自由和正義的原則。

3F 和 UFI 的工作還有助於提供必要的結構，以培養今天仍然存在的更大、更有影響力的獨立運動組織。1965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UFI 幫助在威斯康辛大學組織了麥迪遜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的台灣人，並呼籲在北美大陸加強台灣人的凝聚力，與在日本之台灣人合作。1966年6月，UFI組織了費城會議，匯集了在美國各地留學的台灣人。在這次會議上，美國台灣人決定成立美國台灣獨立聯盟（UFAI），1970年擴大到包括加拿大、歐洲、日本等國家，成為今天的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

作為美國台獨運動的先驅，3F和 UFI的領導人發揮了以下重要作用：
1.激勵許多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相信獨立是一個願望和可以實現的目標；
2.與政府官員、學術界人士、媒體網絡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建立聯繫，為未來在美國的台獨活動人士鋪平道路；
3.將台獨問題提升到國際論壇；
4.建立早期台獨運動（TIM）的指導原則。

台獨目標尚未實現

早期的台獨運動雖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很明顯，他們最終的台獨目標從來沒有實現，直到今天也沒有實現。阻礙這一目標實現的主要障礙可以歸咎於內部和外部挑戰。早期獨立運動組織的脆弱特徵阻止盟員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許更重要的是，台灣局勢和國際僵局環境助長了不利於台獨的局面。這些因素共同阻礙了獨立運動達成台灣人民自決的最終目標。

內部因素

內部困難降低了早期團體，如3F和UFI在爭取獨立中取得更大成就的潛力。所有早期盟員都是留學生，這一事實是該運動的主要負擔，而整體獨立運動的支離破碎性質加劇了這一特徵的影響。

1950年代在美國為數不多的台灣人大多是學生。儘管學生群體往往是政治激進主義的絕佳候選人，但僅由學生組成的政治運動在時間、生計和財務方面陷入務實的限制。

時間的務實限制是難以克服的。根據定義，學生有其他承諾，例如學習和工作，因此無法將所有註意力集中在推進台獨運動上。相反，台灣學生盟員只能有空閒時間才能投入活動。由於盟員僅以自願身份從事一項通常由專業遊說者全職工作的任務，因此很難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是必然的。

生計是另一個重要的務實制約因素。學生是短期職業。最終，在完成學業後，學生必須找到工作或組建家庭加入社會。這意味著許多學生畢業後離開了台獨運動，從而形成了一個影響力隨時變化很大的周期性組織。正如一位台灣活動人士在 1965 年評論的那樣：“我看到很多台灣留學生團體崛起，然後在他們的成員離開校園時瓦解。一個堅實的組織不能以研究生為主力”。 進一步阻礙學生積極參與運動，特別是長期參與，來自台灣國民政府的巨大壓力。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即使沒有返回台灣，他們的家人也經常留在台灣，因此活動必須保密，以防止對留在台灣的親人造成任何危險。報復威脅和由此產生的保密也限制了運動的能見度；沒有一個顯赫的人物作為台灣留學生的領導者，很難將所有人聚集在一個共同的運動。因此，對留學生生計的危險往往是促使他們退出激進活動的一個考慮因素，導致組織更加混亂和分散，從而限制了成功的機會。

最後，還有財政的務實限制。留學生往往貧困，因為他們的全職工作是完成學業，而不是賺錢。由於大多數活動是留學生自付費用，這限制了他們的活動覆蓋更廣泛的聽眾。例如，Formosans' Free Formosa 的通訊必須印刷並郵寄到美國各地的校園。墨水、紙張和郵資的成本通常限制時事通訊的數量。財務也是一個個人問題，可能會阻止學生將更多時間投入到運動中，因為有些人還不得不做兼職工作來資助自己的教育。

盧主義在 1955 年至 1961 年期間作為早期獨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的經歷，就是這些務實限制的一個典型例子。在一次採訪中，盧回憶了 1956 年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時刻：廖文毅剛剛要求3F以臨時政府的名義向聯合國提交一份請願書。當時，盧“每學期選了 6 或 7 門課程，兼職工作 20 小時，為醫院食堂洗碗，還編輯 3F 通訊，但承擔了額外任務，熬夜起草和發送聯合國請願書。盧解釋說，因為學生經常忙於其他任務，所以 3F 通訊不是定期發佈，而是取決於所涉及學生的日程安排。因此，本可以在更大範圍內推廣的活動往往受到盟員作為學生的全職職業的限制。

盧主義作為3F的創始人之一，對台獨運動絕對是熱心的。然而，盧從學校畢業後，務實的限制開始產生影響。由於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運動上，盧沒有固定的工作，而是打零工來賺取一些收入。與此同時，長途電話費和其他與運動有關的工作費用也在增加。他也組建家庭，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妻子和孩子身上。最終，在 1961 年，盧決定退出他的激進角色。雖然盧主義最終在1990年代重新活躍於台獨運動中，但早期留學生盟員所面臨的困難在他的故事中顯而易見。

早期的獨立運動很容易受到波動的影響，這取決於留學生領袖處理留學生相關的務實問題的能力。由於害怕國民黨在台灣對留學生盟員的家庭進行報復，美國台獨組織要求保密，從而加強職責的分散。出於安全考慮，台灣留學生不可能成為國際台獨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因此向日本等海外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尋求更明顯的指導。

更廣泛的台獨運動在國際舞台上支離破碎的事實，進一步分散了美國台獨運動的力量。我們看到，在 1956 年成立之時，3F試圖接觸當時最傑出的台獨運動者廖文毅。不幸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例如對如何最好地追求獨立的不同想法以及在東京集團內部與廖的一些個人衝突，該運動未能在廖周圍凝聚。或許，如果廖有更強力的領導，那麼留學生們即使在動蕩的內部條件下，也能聯合起來支持他在東京的臨時政府。比如3F在1956年就按照廖的意願，以他的名義提交了一份聯合國請願書。

然而，在1960年末，隨著王育德成立台獨協會，UFI再次向台獨運動的另一個分支伸出援手，並試圖進行合作。由於在更廣泛的運動中沒有明確的領導者，很難將每個人團結在一個共同的目標。

美國早期的台獨運動雖然有內部因素而削弱，但更嚴重的障礙是國際政治環境的外部因素，即國民黨因素和美國因素。

國民黨因素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成為障礙，主要有兩個原因：台灣的國內政策和國外的外交政策。簡單說一下，國民政府第一次控制台灣時的條件並不好。其原因在於清朝滅亡和1912年國民黨成立以來的整體疲軟。

王朝的衰落和混亂

1911 年 10 月，一場意外的炸彈爆炸點燃了全中國的革命起義，並最終在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就職典禮上宣佈建立新的中華民國。 2 月 12 日溥儀皇帝退位後， 1912年，清朝滅亡。在這些事件之後，雖然很明顯哪些人失去了對國家的權力，但誰真正控制了整個中國還有待觀察。

1923年，國民黨（KMT）是最強的政黨。然而，僅憑他們，他們仍然缺乏控制整個中國的必要條件。國民黨因此在蘇聯的支持下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共同努力統一國家。憑藉國民黨的品牌名稱和蘇聯的財政支持，到 1926 年，該聯盟通過軍事上的成功，從軍閥手中奪回對中國的實質控制。到 1928 年，國民黨將中國從滿洲統一到了廣東。但是當共產黨試圖更大地影響決策之時，他們被國民黨嚴厲的鎮壓策略逼下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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