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自序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黃彰輝（1953年在日内瓦，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

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李登輝前總統。

有他（黃彰輝牧師）這麽一位上司兼好友，我感到無上光榮。他是位偉人。— 圖屠大主教（Rev. Desmond Tutu，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喬治 歐威爾（George Orwell）。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 （1792〜1841），《古史鉤沉論》。

許多年輕的台灣人，不知道台灣出了一位國際上鼎鼎大名的神學家與教育家黃彰輝（1914〜1988）牧師。他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台灣彰化，年輕時留學日本東京及英國劍橋，回國之後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十六年（1949〜1965），培育許多教會及社會人才。隨後，他應邀前往倫敦主持「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神學教育基金會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TEF）十多年（1965〜1979）。在他當主任的領導下，有四位副主任（包括南非的圖屠Rev. Desmond Tutu），共同在世界各地推動基督教神學教育，對國際神學教育作出重大的貢獻。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於1953年在日内瓦WCC委員會議上，最早説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句名言，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十一年後的1964年，他的後輩友人及同志彭明敏教授跟進，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黃彰輝是台灣人權運動的先鋒。誠如張瑞雄牧師所言，他是「台灣人的先覺」，許多本土人士敬仰他。宋泉盛博士尊稱他是「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導師」。而筆者則强調：黃彰輝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也是「台灣母語文化的捍衛者」。

今日大多數年輕的台灣人，只會說外來的北京話當「國語」，不會說台灣人的母語，包括福佬、客家、以及原住民的各種言語。這是很可惜的事。他/她們對自己的母語文化很生疏，也因此對台灣本土的某些重要歷史人物與事物不熟悉。

這樣怪異的現象是誰造成？如何造成？爲什麽母語那麽重要？

人用語言來思考，來表達思想與感情。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文法、音韻、與智慧；都有它獨特的詞語，涵有獨特細膩的情感、思維、價值、與世界觀，不是其他語言所能取代。翻譯成其他語言不可能完全精準。許多細膩的情感只能用音韻（cadence）來意會，不能用文字來傳達，這就是每一種語言之所以獨特奧妙之所在。譬如：台灣本土的台灣福佬話「布袋戲」（Po te hi）或「歌仔戲」（Kua a hi），假如用「國語」來演，那麽就變了調，完全失去了本土的情調了！不懂母語的年輕人就無法分享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的心思、感覺、與樂趣。 這是世代之間感情疏離隔閡、以及文化智慧傳承斷裂的一例。

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六千種語言，是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必需珍惜保護。語言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且含有思想與情感在裏面，而思想與情感來自同一族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每一族群以其母語來傳承其歷史文化。母語的消失，即是該族群歷史文化記憶之消逝。失去記憶的族群就是失去了靈魂，該族群就名存實亡。

總之，黃彰輝認爲，「母語是每一個人所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註1）; 說母語跟呼吸一樣，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容被侵犯。說母語是每個人不可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全世界每一個族群的母語都必須被尊重與珍惜。

可是，近一百多年間，台灣的外來殖民統治者打壓本土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包括閩南福佬話、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以期控制人民的思想、操控人民的文化與政治認同。殖民政權獨尊外來統治者的語言做「國語」，以便掌控歷史的解釋權——掌權者獨斷決定是非、善惡標準，以自我合理化其統治的正當性 （legitimacy）；成者王侯，敗者賊。喬治 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寫道：「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殖民統治者壟斷「真理」，意圖掌控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台灣歷史上諸多外來的統治政權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殖民統治政權造成最大的文化衝擊。在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代（1895〜1945），統治者獨尊日語做「國語」（kokugo），打壓台灣人的母語。當時黃彰輝（1914〜1988）出生、成長、受教育。他就讀頂尖的東京帝國大學，精通日語當「國語」，但他對殖民統治者歧視台灣人、打壓台灣母語，深惡痛絕。小時候他跟日本小孩打架；成長以後，大學剛畢業，他跟中學將畢業的弟弟說台語，被日本教官聽到，致使弟弟被怒駡與罰跪，這羞辱令他畢生難忘。所幸，1945年日本人戰敗離台時，台灣母語文化不但沒被消滅，還吸取許多日本文化的新養分。

然而，自從1945年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它比日本統治者更嚴厲。它執政長達六十三年（1945〜2000；2008〜2016），掌控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1949〜1987）以及之後的執政時期，國民黨掌控龐大的國家機器與資源，强制推行「黨國思想教育」的中國史觀，獨尊中國的北京話做「國語」，歧視打壓台灣人的母語。導致今日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文化傳統、奄奄一息，急待搶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傑作」！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清末中國學者龔自珍（1792〜1841）這句話，是對歷史與時勢尖銳的觀察。中國國民黨打壓台灣人的母語，以及中國共產黨打壓圖博人和維吾爾人的母語，都企圖殲滅各族群獨特歷史文化、强迫他們臣服于中國黨國極權統治之下。

外來的殖民統治者，最忌諱人民用自己的語言來獨立思考、來表達認同本土的感情；統治者最忌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有批判性的社會、政治意識，來判斷是非、真僞。 哈佛大學神學教授 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 有一句名言：「當一隻動物沒事做，牠就睡覺；當一個人沒事做，他可能就提出問題來質問。」這乃是人跟其他動物不同之所在。

黃彰輝的一生，橫跨兩個外來的殖民統治時代，見證日本人以及中國人統治下台灣重大的歷史變遷與延續。

本書旨在探討三個面相：
第一、黃彰輝的宗教與政治思想如何形成？這可從他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接受教育、留學東京與劍橋、以及生活經驗中，加以探討。在他的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事件與海内外人物 、學者、神學家，影響他對人生、宗教、政治、與世界的看法。

第二、黃彰輝如何以行動表現他的思想與理念？他從事宗教、社會、政治、與教育活動，重建、强化台南神學院，提倡母語文化，參與創立台灣第一所基督教（東海）大學，倡導「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持普世教會協會「神學教育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神學教育。回顧黃彰輝一生走過的道路，有助於我們瞭解二十世紀台灣歷史的演變。

第三、緬懷黃彰輝的貢獻。他提出神學的「在地化」（ indigenization ） 與「情境化」（ contextualization或譯「處境化」、「實況化」），對世界各地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做出重大的貢獻。他的神學思想催生台灣鄉土神學的發展。在國民黨政權獨尊「國語」打壓台灣母語時代，黃院長主持下的台南神學院堅持以台語與英語教學，而成爲台灣母語文化的堡壘，一直保持到今日。這在母語快速流失的台灣，是非常寶貴的貢獻。

衆所皆知，1970年代黃彰輝在海外號召同志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響應他的學生及後輩在島内發動的人權運動，對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做出重大的貢獻。

黃彰輝雖然在1988年去世，他的思想持續影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一般社會，包括台灣各神學院師生踴躍參與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催促政治社會的轉型正義。

李登輝前總統在〈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一文裏寫道：「我們懷念黃彰輝博士，因爲他提醒我們深切反省神賦予世人自決權的原始目的，……包括了要求我們去作一個友愛、有道德使命，並愛護真理的人。」（註2）

總之，自決大師黃彰輝在台灣史上扮演多方面重要的領導角色，但是卻有許多台灣的年輕人不清楚。這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自從1945年來到台灣統治、執政六十三年的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獨尊「中國史觀」與「國語」教育，打壓台灣本土語言文化，歧視本土歷史人物。第二、台灣的教會歷史研究者跟本土歷史學界，甚少對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然信徒人數少，但教會對於引進現代醫學、教育、科學知識，推動本土文化，以及政治自由民主化，都做出極大的貢獻；而且教會歷史的研究，也有相當可觀的成果。但是，問題在於沒把它融入一般台灣史的故事裏，好像教會史與台灣史互不相關。

黃彰輝生前多次强調基督教會要摒棄「自我隔離的心態」（ghetto mentality） 、要融入本地社會。早在半個世紀之前（1965年），他就尖銳地指出台灣神學教育之缺失即是「太内向」（too introverted）。至今竟猶然。我們祈望諸位教會歷史學者要豁出去，趕快跟台灣歷史學家進行對話與合作，將基督教會歷史融入台灣通史的教科書裏，讓台灣的年輕人認識台灣的歷史——沒有被外來統治者扭曲的「台灣人的台灣史」。

筆者不是基督徒，只是一個關心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工作者，試圖從世俗的觀點來論述一位傑出的台灣人神學家、教育家黃彰輝的故事。有別于張瑞雄牧師的傳記佳作《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拙著嘗試以非教徒的俗世視角切入，著重探討黃彰輝的思想與活動、以及其政治社會時代情景。

張瑞雄牧師著作《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圖／擷自台灣史料中心網站
台灣是一個包容多元族群、母語文化、宗教信仰、自由開放的海島國家。不論何時從何地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為家鄉、為唯一最優先的祖國的人，都是台灣人。願大家共同來關懷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共同來書寫「台灣人的台灣史」——藉以促進「自由台灣公民國家意識」（free Taiwanese civic national consciousness） 以及「多元母語文化之本土意識」。台灣歷史不是孤立發展，而是一直與世界各地相連接。台灣歷史教育「轉型正義」之道，在於以台灣為主體，推行教育「本土化」（indigenization） 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定根本土，放眼全世界，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這也是黃彰輝畢生從事神學與教育工作對台灣的祈望。

許多學術著作，喜用艱難的術語 （jargon）和數據 ，來表示「科學、客觀、中立」，試圖掩蓋作者的意識型態及政治立場。但筆者認爲嚴肅的論述著作，可用白話直説，誠實地表示作者的立場，也可引用相關的軼事（anecdotes）細節，以例證論述重點。拙著試圖盡量避免學術術語，但仍須兼顧學術性與通俗可讀性——輕鬆地用白話俗語直説，但力求每句話都有憑據。所以，筆者必須謹慎推敲每一個字句。這麽說，也可當作思索遲鈍、略遜文采、寫四年多才完稿的藉口吧。雖然，相信書中仍有許多缺失，就等待明眼的讀者來指正了。

「本土化」（或稱「在地化」）與「全球化」（或稱「世界化」、「普世化」、「國際化」）相輔相成。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也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下面例舉美國「本土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 的一則小故事來説明：

馬克吐溫小時候，家裏雇用一個名叫山迪（Sandy）的黑奴小男孩。山迪來自馬里蘭州（Maryland）東海岸。他從小就被强行帶離家人與親朋好友、被賣到半個美洲遙遠的中南部地方來。他是一個活潑、無辜、善良、但無比吵鬧的小孩。「他整天都不斷地在唱歌、吹口哨、呼叫、呐喊、大笑——令人聽來生氣、潰敗、受不了！」 終于，有一天，小馬克吐溫忍不住、生氣了，憤憤地跑去告訴母親說，「山迪已經持續唱歌唱了整整一個小時，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可否請母親去叫他閉嘴？」

這時候，只看到母親紅了眼，兩行淚水直流，雙唇發抖地説：「這可憐的小孩，當他唱歌時，就是他不在記憶的時候；這令我放心。但當他安靜時，我怕他會思考，這令我難過。他永遠無法再見到他的媽媽了！假如他能唱歌，我不可阻止他，只能心存感激。如果你年紀大些，就會懂得我的意思。那麽，這個失親小孩的聲音，就會讓你感到愉快了。」

小馬克吐溫瞭解了。從此以後，山迪的聲音不再令他厭煩了。（註3）馬克 吐溫敘説這令人感動的小故事，是最「本土的」，也是最「普世的」。無論讀者是什麽人種、國籍、或宗教信仰，都會感動流淚！

馬克吐溫的名著《頑童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1884）對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南部奴隸社會之生活紀實，是最「本土的」；而他對人性的細緻觀察、真切描述，也是最「普世的」，因爲不同地方、族群、國籍、宗教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 、人道（common humanity）。馬克 吐溫屬於美國，也屬於全世界。

本書的主人翁黃彰輝是捍衛「本土母語文化」的台灣人，也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他屬於台灣，也屬於全世界。台灣、日本、加拿大都有大學院校頒授給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 of Divinity）。
參考資料：
註1.Shoki Coe,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introduced and edited by Boris Anderson (New York: Formosan Christi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 second edition, 1993), p. 244. Shoki Coe 是黃彰輝以日語發音的英文姓名，也有時候拼成Shoki Ko. 但是1945年台灣的統治者換成中國國民黨之後，黃彰輝以中文發音的英文拼法是Hwang Chang Hui或C. H. Hwang。而原來的台語發音則拼成Ng Chiong Hui。總共有六種寫法。這正是台灣人在外來殖民統治下，身不由己，身份認同困境之縮影。
註2.張瑞雄，《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台南：南神出版社，2014年再版），頁7-8.
註3.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vol. 1, edited by Marriet Elinor Smit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212. 加州大學出版社在2010年開始出版《馬克吐溫自傳》三巨冊的第一冊，隨後又出版第二、三冊，因爲他留言要等到他去世後一百年才可出版。他的自傳對美國的社會習俗、政治、外交各方面作了許多批評，包括嚴厲譴責自己國家的對外侵略行爲；他鄙視狹窄民族國家主義。他喜愛旅行，橫渡大西洋二十九次，周遊全球五大洲，到處受邀演講。他具有豁達的國際觀，勇於批判時政及社會習俗，機智幽默，不愧爲備受世人崇敬喜愛的偉大作家。
※本文轉載自《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蔡榮芳著，玉山社，2020年）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