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萊豬之爭議看國內的公共領域

一、公共領域與公共哲學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大家都知道「公」與「私」的區別，所謂的「公」主要是指國家與政府，而「私」則主要是指個人的經濟活動與個人的生活。但是，經由幾位思想家的發現，其實在「公」與「私」之間，有一個領域存在，這個領域被稱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目前的政治哲學當中，對於公共領域的實際狀態與其應有的理想狀態加以討論的哲學，就被稱為「公共哲學」。

其實，在傳統的政治學、政治哲學裡，主要處理的主題是「國家」對「私」的問題，但是只使用這兩個主題並沒有辦法說明所謂的「公共領域」。換句話說，過去的政治學認為在私領域裡，所討論的是個人的思想、行為、信仰、營利活動（經濟活動）、隱私的領域、私有財產等的主題，而對於「公」的部分，則主要的處理的主題是：「國家應實施規制至什麼程度比較好呢？」、「國家的權力應被承認至什麼程度呢？」但是事實上，代表「公」的政府在做決策乃至在執行政策時，都會受到民間討論聲音的影響，而這個民間討論的空間不外就是所謂的「公共領域」。如果國家由上而下提出問題，並執行政策，而國民如果沒有任何聲音、沒有把自己當做是當事人的意識時，那麼就會變成是：一切問題皆委由政府來決定、來做，所謂的公共領域就好像是消失一般。顯然地，向來的政治學的對立基軸是「公」（國家）對「私」，但是這會造成某些的論點會漏掉，因此，在「公」與「私」之間，設定「公共」這個領域的公共哲學就誕生。

換句話說，傳統上，我們會說出「國家」與「私」、「個人」的分類法，但是在公共哲學上，我們則會說出「公」、「公共」、「私」的三分法，如果我們將這個三分法的內涵加以顯示的話，則吾人可整理出下表：

公共哲學的三分法。製圖／張正修
由上表可知，在實施民主的國家，人民在公共領域當中所表達出來的意見是常常會引導政府政策之形成。

「公共哲學」這個領域是在1980年代左右被加以提倡的比較新的領域。對於公共領域加以討論的有名的論者，主要有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亞倫特（Hanna Arendt，國內翻譯為漢娜.鄂蘭，由於德文的發音是靠近亞倫特，所以作者採亞倫特的譯名）。以下，作者對此二位的公共哲學做一介紹：

二、哈伯馬斯

哈伯馬斯主要是在他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一書當中，討論所謂的市民公共性之問題。簡單來說的話，他認為在17〜18世紀的倫敦，市民們於咖啡店（coffee house）中彼此討論，而在這個討論文化的流行過程當中，就形成了所謂的市民公共性。所謂市民的公共性就是具有判斷能力的市民們進行公共討論的作為。

那麼，這個公共領域是怎麼形成的呢？

哈伯馬斯認為：於18世紀的歐洲，在私人領域上形成一個公共領域，而這個公共領域是由文藝性的公共領域（literalische öffentlichkeit）轉變而來。這個文藝性公共領域是由具有啟蒙主義教養的市民知識階層與宮廷貴族的社交界之一部份共同以「都市」為發展空間，彼此合流而形成的。具有啟蒙主義教養的市民知識階層在他們的家族內部形成一個親密的領域（intimsphäre），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自由、愛與教養的理念，並產生出主體性（subjektivität）的概念，且更進一步形成對於理性公開討論的認識。這樣的市民知識階層與宮廷社交部份合流，就在文藝性公共領域裡頭，對於文化加以討論，而使得藝術評論形成，這個文藝性的公共領域就進一步的轉換功能而變成政治的公共領域。

這個公共領域是市民基於公開性的原理，以論爭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關心、自己的利害的一個領域，他們更透過這個領域要把他們的要求透過媒介機關轉到公權力的領域內，而這個公共領域也發揮了它的功能，使公眾、新聞、政黨等媒介機關皆變成制度，同時使議會變成制度而進入到國家的領域裡頭。於是，以議會的力量為背景，所謂私法的規範體系（民法）就被法典化，而歐洲的法治國家乃至立憲君主國也相繼成立。市民公共領域的原理就成為國家機關在程序上必須面對、遵守的組織原則，而這個領域同時也是從屬於市民社會之需求的一個有組織化的型態。

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社會學家之一。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三、公共性的喪失與納粹—亞倫特的「全體主義之起源」

當我們透過哈伯馬斯的介紹而理解公共領域中的市民公共性的概念之後，其實在近代史的發展過程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公共性喪失」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有深入介紹的就是亞倫特。亞倫特是猶太裔的德國哲學家，她曾被納粹迫害而於最後逃到美國。

她在《全體主義之起源》的一書中，把納粹德國與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總稱為「全體主義」，進而分析現代社會所以會產生「全體主義」之病理面。她認為全體主義政權會掌握勢力的最大原因是因為「階級社會」移轉至「大眾社會」的緣故。19世紀，因為市民革命產生了國家與國民這種理念上的統一體，而實際的社會則分成「佃農」、「地主」、「工商業者」、「貴族」、「神職人員」等擁有各自利害的幾個集團。當時為了運作政治所被採取的就是議會制民主主義，也就是說由複數個政黨來代表各個階級的利害，而他們就在議會調整階級彼此的利害，而於最後以多數決來做議決。但是19世紀的階級社會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大眾社會的到來。在這個時候，人們並沒有被組織成所謂的部分集合（階級），於是每一個個人就都變成是零散的存在，於是政黨所應代表的利益也跟著消失。因為這個緣故，政黨就喪失了政治上的魅力與吸引力，而「因為政黨彼此間的力量均衡而成立的議會」也就接近於無意義；同時失去階級歸屬感的大眾本身，由於自己無法和他人具有本質上的關連，因而不得不感覺到一種寂寞，好像自己是隨時可以被加以替換的。全體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就把填補這種寂寞的「共通理念」與「共同幻想體」給予人們，而且這也會使本來的共同體所會具有的實質（亦即異質的個性間的相互之關係以及具體與他人間的溝通）喪失，而使人們滿足於「純粹同化為同一物的抽象發展」。

因此，全體主義並沒有政治目標，它只是單方面在吆喝、宣稱它掌握住更正確的現實，而重要的是它要儘可能使很多的人參加運動，並將人們加以組織，以使人們興奮高昂。

因此，全體主義是：掌握權力的人使用「被恣意形成而有一貫性的世界觀、意識型態」來控制國民思想的體制。由於大眾們化為孤零零的原子，並不具有所屬的階級，而自己的利益也不明確，所以他們對於政治的參與就非常消極，而經常帶著不安。 要擺脫這種全體主義的陷阱，亞倫特就借用希臘城邦的民主制，提出所謂「城邦的公共性」，這個城邦的公共性就是：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進行討論，積極參與政治而不懈的態勢。

四、市民公共性的復權

哈伯馬斯針對現代的狀況就主張：要把17〜18世紀所被形成的這個市民公共性，在現代當中將之加以復活。

他認為：市民的公共領域在19世紀末葉就從結構上開始變質，結果也同時使市民的公共領域在功能上產生變質。事實上，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使得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原理——自由競爭發生變化，自由競爭開始走向壟斷，勞資糾紛對立、失業、貧窮等各種問題也跟著發生，伴隨資本主義所發生的各種問題與紛爭，已無法由市民社會自律解決，而必須請國家出面以政治手段來調停。於是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的過程開始出現，國家社會化（Vergesellschaftung des Staats）與社會國家化（Verstaatlichung der Gesellschaft）的現象就同時進行，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構圖終於崩潰。在這種國家與社會相互滲透的情況下，社會領域就被再度政治化（eine repolitisierte sozialsphaere）。

他認為家族喪失了資本形成的功能，也喪失了其在知識上的自我決定功能，家族成了所得的消費者、休閒的消費者與社會福利的接受者。過去在市民家族親密領域形成的主體性格所關心的文藝性公共領域變成休閒領域而被自立化的行業所佔據；本來是討論文化的公眾，現在變成消費文化的公眾，文藝性公共領域變成是大眾傳播媒體所製造出來的消費文化性公共領域，文藝性公共領域變成大眾傳播媒體影響家族內部空間的社會媒介。而市民的公共領域也在經濟上、政治上受到鉅大的影響，行政機關與企業、團體、政黨、大眾傳播媒體透過宣傳活動侵入市民的公共領域，重新塑造市民的公共領域，結果，公開性原理的功能變成是具有被操作性的公共性格。於是，市民的公共領域又呈現「再封建化」（Refeudalisiering）的特性。公共領域本來是屬於該領域的公眾展開批判的場所，現在則成為在公眾面前展示威信的「宮廷」。公眾變成了是在意見贊成的氣氛中拍手喝采的大眾，這就是前面所述的全體主義的展現。

亞倫特（Hannah Arendt，台灣翻譯為漢娜·鄂蘭，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猶太裔的德國哲學家，她曾被納粹迫害而於最後逃到美國。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五、亞倫特的公共空間之復權

如同前述，要擺脫全體主義的陷阱，亞倫特就借用希臘城邦的民主制，提出所謂城邦的公共性，這個城邦的公共性就是：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進行討論，積極參與政治而不懈的態勢。

（一）希臘城邦的公共領域

她依據古代希臘市民的政治經驗，把政治理解為「透過語言與行為所做的公共作為」，因為從「政治生活」這個字，吾人可清楚明瞭：政治對於城邦的市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是做為對等者而參與到城邦的共同事業中。

她認為公共領域的起源是在希臘的城邦政治，她認為在希臘的都市國家裡頭，是將城邦（Polis）的領域以及家庭（Oikos）的領域加以區別的，前者是屬於自由市民所共同的領域，而後者則是屬於各個人的領域。在前者的公共領域裡頭，是由對話（lexis）以及共同行為（praxis）所形成的，在公共領域裡頭，為了進行公共的生活主要的場所就是市民廣場（agora），而市民廣場是不會踏入到家庭的領域裡頭。

（二）活動是政治本來的面目

亞倫特認為近代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連結是使政治衰弱的最大原因。他認為人的行動方式有如下三個類型，第一個是勞動，這個勞動是做為生物的人對「維持其生命所必要的消費財」進行生產之「勞動」，人既然是動物，那麼勞動是不可欠缺的，亞倫特認為人只靠勞動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人會追求某些永遠之物；第二個類型是工作，所謂工作就是做出會比人的一生更長久存續的人工物，具體來說，例如建築物、紀念碑、藝術作品等，人並不是存在於真空之中，而是出生於「由這些人工物所形成的『世界』」當中，人只有把某些事情加諸於這個世界上，自己才能夠克服「自己是會死的存在」這種不安，因此，「工作」是比勞動更高級的行動方式。

而最高級的行動方式則是第三類型的行動方式——「活動」。在勞動與工作裡，人際關係是由物加以媒介的，而「活動」不外是只由語言加以媒介的人際關係，人在世界上並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與其他人多數共同生活，各個人透過活動，具體來說，透過公開場合的言說等，確認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同時主張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差異，此即亞倫特所說：以競爭來實現自己。亦即只有活動是必然伴隨語言的行為、是以他者的存在為不可欠缺的前提。活動的目的是可以有種種的目的，在活動的過程中，行為人士能夠發揮自己的獨特性、滿足自己追求卓越的欲求的；人們透過這樣的活動，與其他的人共同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其實這就是政治本來的面目。
亞倫特就以上述的理論為基礎，倡導公共空間的復權，而主張所謂的委員會制。

六、台灣的公共領域當中，存在著所謂的市民公共性嗎？——從萊豬的攻防中所觀察到

（一）萊豬將於明年開放

在這次萊豬的爭議中，其實是討論「台灣是否有市民公共性」的一次很重要的契機。當然立法院已經通過九項行政命令，美國萊豬將於明年1月1日可正式進口台灣，不過依國民黨的態勢來看，萊豬的攻防將會持續。

（二）某綠營人士的臉書

倒是某位綠營人士在臉書上說：完全執政的蔡英文團隊，包括行政部門、立法部門、黨務系統、地方執政縣市長等，並無力面對在野黨和民間反萊豬的聲浪，相關回應像是衛福部用警察機關調查醫師蘇偉碩，退輔會公開發聲明與蘇切割，都是荒腔走板、匪夷所思、非常拙劣的作法；讓人不禁要問，這個執政團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三）對該綠營人士說法的評論

對於這位綠營人這樣的說法，作者認為可以從兩點來看：

1、這位人士如果是以民調為基礎，而認為民進黨因為中天案與萊豬案而受到很大的民意反彈的話，那麼該言論是會有值得民進黨參考的地方。當然，因為這兩件事情，而使民進黨的民意支持度掉了多少呢？由於沒有看到他所做的民調，所以就很難對這樣的看法做評論，而如果該位綠營人士所說是對的話，那我只能說：台灣的公共領域並不成熟，因為大部分的民眾很可能是對萊豬問題，不分清各種事實與科學根據而瞎起哄。此時的民進黨如果只是考量選票的話，那麼當然就必須跟著不理性，但這絕對不是台灣之福；

2、如果說台灣的社會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判斷是非，而未如該綠營人士所說，造成民意的反彈，而只是他個人的擔憂的話，那就表示他有可能是為反對而反對，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可能對政治學領域中的公共哲學並不是很了解。

倒是我個人覺得台灣社會是有足夠的判斷力，只是台灣可能有人認為：即使萊豬沒問題，即使標示很清楚，只因仍有稍許的懷疑之處，就應徹底反對，而不管台灣是否會因此而得到更多好處。這種人如果很多的話，那麼這就值得民進黨去思考對策了。

作者指出：台灣的公共領域並不成熟，因為大部分的民眾很可能是對萊豬問題，不分清各種事實與科學根據而瞎起哄。此時的民進黨如果只是考量選票的話，那麼當然就必須跟著不理性，但這絕對不是台灣之福。示意圖為2020.11.22中國國民黨反萊豬遊行，擷自中國國民黨臉書
（四）台灣的市民公共性有什麼問題存在呢？

1、烏賊式的公共性

台灣的公共領域是否會趨向正常呢？其實，各位如果單從表面來看，會覺得台灣的各種媒體都很發達，各種媒體上有著各種聲音，不論是平面媒體、電子媒體乃至網路上的推特、Facebook 等SNS（Social Network System，社群網站）等皆是如此。但其實，這是因為台灣民主化發展的結果，並不表示台灣的公共領域已經很成熟。各位應該還記得在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前，國民黨掌握了公權力，國民黨就透過公權力控制台灣的公共領域，製造出全民擁戴國民黨的聲音，這跟納粹與共產黨是很接近的。但隨著黨外運動、民主運動的發展，台灣人民總算慢慢突破了被霸佔的公共領域，而使得許多人民的聲音可以出現在公共領域上面，甚至使國黨下台成為在野黨。只是這個黨從來就沒有過與人民共處、共同生活的經驗，長期以來都是以統治者的身分要求人民服從，所以當了在野黨之後，就只懂得以爭奪政權、打壓異己的手段來進行攻防，說謊、謾罵、醜化等舊日攻擊黨外人士的招數全部出現，這就造成了台灣的公共領域變成是烏賊式的話語公共。

2、對於民進黨與蔡總統的建議

作者認為在萊豬的國際標準確定之前，民進黨在萊牛問題上對於國民黨的攻擊，也是有著「會讓民眾覺得是換了位置換腦袋的感覺」，只是沒有國民黨那麼嚴重而已。我個人認為為了建立台灣正常的市民公共性，我們必須打破國民黨的這種烏賊式的公共性，否則它將會不斷惡性循環。我個人建議蔡總統可以在明年元旦時，對於情勢的變化做更清楚的交代，於必要時，就以前的立場與現在立場的不一致清楚說明原由，並對造成民眾有出爾反爾的感覺做出道歉。如此一來，將使國民黨未來的攻擊難以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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