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穿「我不是中國人」的T恤並不會免遭歧視

德國之聲：Suda女士，您是有亞裔血統的德國人，在新冠疫情期間，您本人是否有過遭受種族歧視的經歷？

Kimiko Suda（須田貴美子）：有。疫情期間有一次在柏林中央火車站，一個男人沖我喊：“回你的中國去！”我想，如果說到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這可能是亞裔族群在公共場合最常遇到的情況。

德國之聲：當時您是怎麼反應的？

Kimiko Suda ：我當時也不客氣地沖他嚷了回去，告訴他，他應該走開。

德國之聲：您小時候在德國也經歷過種族歧視嗎？

Kimiko Suda：也經歷過。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被別的小孩叫“Ching Chang Chong”或者“小眯縫眼”。當時我覺得很難過，有的時候也覺得很害怕，因為有時候是一群孩子在取笑你，面對一群孩子，一個小孩作為個體是沒機會取勝的。不過我得說，最讓我難過的是去年經歷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兒子和幼兒園的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游樂場玩。大概是8個小孩。兩個人一組這樣排隊向前走。有一個30來歲的男子，手上拿著咖啡杯。他看到亞裔面孔的小孩就沖著他們說“Ching Chang Chong”之類的詞。當時我真的非常難過。過了幾十年了，怎麼我兒子這一代人還會聽到一樣（取笑人）的話。（編者注：Ching Chang Chong是不會漢語的德國人模仿中國人講話時的發音。但是現在有很多亞裔移民認為這是歧視取笑人的表述方式。）

德國之聲：柏林洪堡大學去年啟動了一項有關新冠疫情期間德國境內出現的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現象的研究，您是這項研究的參與者之一，您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研究項目嗎？

Kimiko Suda：這個項目分兩部分：“外部觀察”和“內部觀察”。外部觀察指的是，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對德國社會主流群體進行訪問。有數千人接受了訪問調查。我參與的部分是內部觀察，也就是從（亞裔）當事人的角度看問題。在對703位受訪者的訪問調查中，49%的受訪者表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他們在生活中經歷的歧視現象增加了。其中最常見的情況是“非語言式的拒絕”，例如在超市被人避開走，乘坐地鐵的時候身邊的位子始終空著，沒有人來坐等等。另外6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遭受過言語暴力。例如當街遭到辱罵。還有1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遭受過肢體暴力。比如朝亞裔吐口水或者朝他們噴灑消毒水。還有2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感覺被排擠。例如診所聽到病人是亞裔姓名就表示預約沒有空缺或者有些商店不讓亞裔進等等。受訪者們表示他們受到種族歧視的發生地主要為街道（62%）、公共交通工具（61%）、商店（37%）、咖啡館（17%）、教育機構（12%）、工作場所（11%）和私人場所（9%）。由此可見，亞裔被陌生人無緣無故攻擊最常發生的場所就是公共場所。

在另外一項有70人參加的日記研究中，我覺得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移民二代替他們的父母講述遭遇的歧視經歷。例如一位受訪者說她的母親在勞動局被工作人員訓斥。另一位受訪者說，她的母親在一家小商店被人懷疑偷了一包口香糖。第一代移民覺得自己是外國人，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不願意把這些經歷講出口。因此日記研究中的參與者多數都是二代移民。不過，調查中也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正面結果。現在新來的這些年輕移民，他們會通過社交媒體更直接地對外講述自己遭遇的歧視經歷，自然也可以從陌生人當中獲得更多的支持。他們（同老一輩一代移民相比）更自信，也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捍衛自己。例如在工作場合如果有人對亞洲面孔的女性開低級下流的玩笑，當事人會直接回應說這種玩笑不得體。

德國之聲：這麼多亞裔感覺疫情期間針對他們的歧視現象增加了，那麼原因只是因為新冠病毒嗎？

Kimiko Suda： 當然不是。針對亞裔的歧視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我們應該看一看有哪些從殖民時期流傳下來的畫面、形象和故事在今天依舊存在，依舊被人重復。例如1900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德軍開赴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前發表的《匈奴演說》（Hunnenrede），或者“黃禍”這樣詞被《明鏡周刊》拿來當作封面文章使用。還有那些13世紀的傳教士和商人對亞洲人的描述方式，例如對亞裔女性充滿異域風情、性情趣化的描述。再或者現在仍然可以在德國公演的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或者David Bowie的流行歌曲“China Girl”，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對亞洲女性恭敬順從的形象描述，或者白人男子拯救亞洲女性。而這種（針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的描述可惜卻被不斷地重復下去，傳遞下去。

德國之聲：在反對和消除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的問題上，德國是不是需要更高的社會道德標准？例如，在美國人們不能對深膚色的人使用“N”字？

Kimiko Suda：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德國媒體經常缺少政治人物或者重要人物（在關鍵時刻站出來表態）。例如在暴力襲擊發生後，或者哪怕在政治話題討論節目中哪位嘉賓使用了種族歧視含義的詞句，沒有政治人物站出來說，這可不行，這麼做不對，我們德國政府不能容忍歧視現象的存在。美國亞特蘭大城槍擊案發生後，美國副總統哈裡斯發表聲明譴責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這在美國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德國政治人物卻很難做到。

另外，在此之前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常常被人所忽視。這和在美國、在德國人們對亞裔的一種主流看法不無關系。亞裔被看作是移民中的典範，很勤奮，不惹事端，但同時也常常被看作是悄無聲息的、被動的、不會還擊的群體。所以我認為，這也導致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涉及種族主義問題時，例如與反黑人或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相比，亞裔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根本沒有列在議程上。

德國之聲：您的意思是亞裔的聲音太小嗎？

Kimiko Suda：我工作的korientation2008年就在柏林成立了，這也就是說，我們已經連續十多年來致力於反對針對亞裔的歧視。我得說，在這期間這些社團組織的聲量並不是那麼小了。我覺得問題在於，你是不是擁有院外說客，要和誰結成聯盟，這些組織團體的工作重點是什麼？例如在美國，一些事件發生後，亞裔美國人、非洲裔美國人，還有其它團體都聯合在一起形成聲勢巨大的社會運動。在日常生活中亞裔也不都是特別怯懦。比如有一部90年代的紀錄片講述的是在東德兩名越南勞工勇敢地用棒球棍擊退了欺負他們的新納粹。再比如我們社團有一個電影人曾經講述過，她小的時候父母在薩克森州的一個小城市經營著一家小賣部。有一次她過生日慶祝的時候，一群新納粹站在小賣部的門前威脅他們，他們很害怕就給警察打電話，但是警察也不來。所以我可以想象，很多情況下亞裔會和他們的朋友親人一起勇敢的反抗。為了活下去他們必須要這麼做。

德國之聲：有一種看法認為，亞洲一些國家之間存在矛盾，所以來自這些國家的移民之間也難以形成團結。這加大了反對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運動的困難。例如德國新冠疫情爆發最初的一段時間，有亞裔社團專門制作了上面寫著“我不是中國人”的T恤衫，希望能夠免遭歧視對待。您怎麼看？

Kimiko Suda：這種情況的確存在。korientation借用了美國亞裔美國人的表述方式，我們說我們是亞裔德國人（asiatische Deutsche）。這是對我們出身的一種戰略性結構性的描述，因為我們在批評德國的種族歧視現象時能形成統一的立場。我們作為帶有亞裔背景的移民二代要同歧視現象做鬥爭。我們不會去考慮我們父母出身的國家之間是不是存在矛盾和爭端。我本人不會去穿什麼寫著“我不是來自中國”之類的T恤。我覺得這種做法不是那麼聰明。我們所作的調查研究已經證明了，疫情中發生的這些歧視事件和受害者的出身沒有關系。遭到攻擊的不只是中國人，因為對於加害者來說，你從哪裡來根本無所謂。加害者只看到你長的是亞洲人的模樣，然後就對你動口或者動手了。

德國之聲：您覺得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種族歧視觀念的多少成比例關系嗎？

Kimiko Suda：我沒有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現在能想到的一個例子是，您可以看一看德國聯邦議院中選項黨（AfD） 和基民盟（CDU）的議員中有多少人擁有博士頭銜。所以基本上我會說，我覺得教育程度並不會防止種族歧視的思想，很遺憾。

德國之聲：那麼什麼才可以有效的阻止防範人們頭腦中的種族歧視觀念呢？

Kimiko Suda：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實現“社會代表性”，這表示，例如在中小學大學應該定期開設介紹亞洲移民史和德國殖民史的課程。青少年可以由此了解到哪些人出於什麼原因移民到德國。比如為了解決東德勞動力短缺問題移民到東德的越南契約工人和從韓國移民西德的礦工和護士。

另外我覺得在公共機構應該增加亞裔移民的比例。特別是在勞動局、衛生局這些發生過很多歧視事件的地方，應該增加亞裔雇員的比例。有一些反歧視組織建議在這些機構設置雇員“移民配額”。如果這些機構的雇員呈多樣性了，我覺得歧視現象也會有所減少。再有一個就是我之前已經提到的，如果歧視案件發生了，政府應該拿出明確的態度，重要的公眾人物在這種時候也必須要站出來講話。

Kimiko Suda（須田貴美子）是德國漢學家，目前在專注移民議題的柏林非政府組織korientation. Netzwerk für Asiatisch-Deutsche Perspektiven e.V.擔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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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洪沙 （采訪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