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母親到戰士番外篇】要不到資料、檢察官不採納 被害人家屬面臨的難題

日前台鐵殺警案一審無罪判決引發輿論風波，行政院長蘇貞昌、總統蔡英文均說了重話，檢察官火速提起上訴，被害人李承翰的父親在上個月仍抑鬱而終。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連孟琦曾以〈漠視被害人，偏向被告的司法天平〉來形容整個處境。台灣司法以法官、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組成鐵三角，國家衡量被告是否有罪、如何量刑，被害人及家屬則被排除在當事人之外，即使不滿意判決結果也只能請求律師、檢察官寫狀紙上訴，沒有其他救濟途徑，也沒有獨立上訴的權利。她解釋「警察、法官、檢察官都知道要照顧被告，會告知他你有緘默權、義務律師等等，但要不要照顧被害人？他們會認為那是犯保協會的事情，犯保協會只在法務部保護司底下，非常不受重視，必須要在訴訟程序中提升被害人的地位，才能讓檢察官、法官、警察把被害人當一回事。」

一個判決，影響的是一整個家庭，然而被害人家屬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扮演的角色卻微乎其微。

對叡叡媽媽淑蓉而言，孩子過世已經很心痛，她希望司法能還她公平正義。台北市社會局在案發後針對該托嬰機構10個分部調查，向其中6間、共14人開罰，有保母餵奶後用手帕蓋臉、單手拖行小孩，另外有3個保母壓著小孩睡覺。淑蓉認為這不是個案，負責人應該要被起訴，她也認為案由不只是單純的業務過失，但檢察官認為，以往沒有這樣的先例，不同意更改起訴案由。「我們是被害者家屬，但我們講的話檢察官只是參考。我跟其他家長聯絡，他們有證據顯示小孩不是猝死，需要深入調查，但檢察官直接拒絕，一切都要請求檢察官同意。」

目前叡叡的案件仍在訴訟程序中，但淑蓉感受並不好，例如偵查階段檢察官以「偵查不公開」為由，無法提供完整監視器畫面。就連社會局的托嬰機構調查報告也不會給家屬，淑蓉是透過議員幫忙才要到資料。她激動地說「我是案件當事人，為什麼立委、議員可以有，我不可以有？」她漸漸理解，訴訟是長期馬拉松，只能調整心態，生活還是要過。

幾乎每個被害者家屬都從完全不了解司法訴訟程序，到快速成長。王昊的姑姑的王薇君當時只是個家庭主婦，連有沒有辦法代替王昊打官司都不知道，她說「我以前沒進過法院，看到孩子被丟在急診室的影片，會覺得很明確，法院一定會還我公道，根本不用律師，不用辯，但結果不是我所想的。」主嫌劉金龍一審判死刑，二審逆轉改判30年，因為法官認為被告沒有要積極致王昊於死地。接著，上訴最高法院很快駁回，定讞。

法律是這樣認定犯罪事實的，但王薇君有她的看法「他全身瘀傷，手指尖被敲碎，再給2歲5個月的小孩灌安非他命、打海洛因，說是想要減輕他的疼痛，還有一個人說用燒紅鐵釘燙他的指尖是為了要止血，把傷口「融」起來。法官認為，有試圖減輕他的疼痛，有送醫，所以沒有積極想要致他於死地，這個法律語言我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那不是送醫，是棄屍，王昊到院前4到6小時就已經死亡，怎麼可能救活，這不成立。」不服判決的她曾去司法院抗議，2018年聲請再審，仍遭駁回，她的感受是一路被法律壓著打。「天平不是真的平，被告跟被害人的資源不一樣，被害人是被踩在腳底的，國家不覺得保護被害人是它的責任，是在保護被告，國家有沒有看見被害人的無助？在被告架構已經很完整的情況下，被害人這塊是空的，這到底合不合理？」

司法上既無參與位置，王薇君維持尊嚴的方式是不拿犯保協會補償金，不談和解，也不提民事求償，「我放棄的理由是王昊的生命無價，我要讓凶手、律師知道，不要想跟我談和解，我也不要錢。」

另一種情況，若家屬是證人，例如小燈泡案中，媽媽王婉諭目睹案發經過，便有義務作證，但這不是被害人權利，而是義務，若不到庭可以強制拘提。

法律學者連孟琦參照德國刑事訴訟法，長期倡議題聲被害人在法庭上的權益。她以法庭的座位比喻，法官坐在正中間，一邊是被告與辯護人，一邊是檢察官，被害人座在旁聽席，只有需要講話時才讓被害人進到庭內講話「把被害人趕走，做出的判決是正義的判決嗎？當法律濃縮到國家對被告的刑罰權，主角是被告，所有人都是為了確認被告的刑責，檢察官負責舉證、法官審判，被害人就像邊緣人，只能在旁聽座位上氣得要死。」

她說「德國從1970年代開始把被害人權利加進刑事訴訟法，被害人有被告知權利義務的程序，處理也很細膩，區分為法庭內和法庭外的權力，包括可以獨立上訴、充分訴訟參與；法庭外有保護、庇護、補償、就業、律師，而且會告訴他去哪個機構申請庇護、哪些協會提供諮商。」德國的法庭上，被害人就坐在檢察官旁邊。

在台灣，被害人除了請律師、輔佐人，只有閱卷權，沒有被告所有的證據調查、詢問證人鑑定人的權利。去年12月〈刑事訴訟法〉修法，新增兩項被害人權益，包括對證據表示意見權（在每一個證據、證人、鑑定人調查結束後可表示意見）、準備期日到庭權（在程序準備庭上陳述意見的機會）。

小燈泡案的律師團之一陳孟秀說，這個改變幅度雖然不大，但對法律人而言象徵意義重大。犯罪被害人不見得是重大型案，更多的是車禍、重傷的被害人。她舉例「有一個車禍案件，太太過世，先生重傷，在很多檢察官、法官眼中這不是嚴重案件，但對當事人來說非常嚴重，他家庭破碎、失去太太，他不理解為什麼檢察官不讓他說話，只是一直叫他和解。」檢察官的重點是被告，作為律師，陳孟秀也只能幫他爭取到比較好的價錢。

過往〈刑事訴訟法〉並未清楚規定何時通知被害人到庭，經常有偵查、準備程序庭都沒有找被害人家屬去，直到一審才被通知到庭，一進去情緒緊繃、崩潰咆嘯，法官卻可能說「如果你要對被告講，不要在法庭上講。」被害人在刑事案件裡不受重視，法律也只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無法質問被告。

擔任律師多年的陳孟秀直到成為小燈泡案的家屬委任律師，開始強烈意識到被害人的形象轉折。「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陪伴的是不一樣的當事人，他們夫妻很想為社會安全網、被害人角色撐起一片天，律師團有5個律師，意識到有改革能量的就會試圖發聲。例如她是看到新聞才知道被告被起訴，偵查庭時檢察官說還不知道，但離開地檢署一個小時，記者打電話來說已經起訴了，問妳有什麼想法？這樣的做法很粗糙。或是偵查庭時，檢察官不願意說調查了什麼，只會問你有什麼意見？如果要檢察官進一步提供資料，他們就會說偵查不公開，被害人無法理解，但他們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

王婉諭則說，她們的案件已經備受禮遇，例如開庭時可以坐在庭內，或是意見雖然跟檢察官不一樣，至少還有發聲的能量和管道。王婉諭說「雖然我們求處極刑，但那不是我們唯一的目的。也許有些家屬覺得必須執行死刑才能得到安慰，難道連這樣的聲音都無法在法庭上呈現嗎？這個空間應該要提供給被害人。他也是弱勢、少數，不被看見的一群，每個人都可能會不知道什麼時候變成被害人，社會應該互相扶助扶持才能邁向更好。」

連孟琦補充，新通過的〈國民法官法〉在法律上無益於被害人權利，但國民不信任司法，更多原因是同理被害人處境，才認為判決不公。

司法改革長路漫漫，如何看見不同位置與不同人處境，是未來實踐必經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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