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智庫讚「台灣教育DNA」（上）：在歐洲專家眼中，台灣教育有這兩大優勢

文：楊逸帆

採訪、資料整理：閉恩濡

為因應COVID-19對教育的衝擊，從各國經驗取經，德國基民黨（梅克爾所屬前執政黨）智庫Konrad Adenauer Stiftung基金會（以下簡稱「KAS基金會」）2021年發起了KASpaces（Konrad Adenauer Sharing Political and Civic Engagements Spaces）計畫，透過委託各國機構撰寫研究報告與舉辦研討會，由下而上收集日本、韓國、印度、尼泊爾、菲律賓等亞洲十三國的教育「典範實務（best practices）」。

礙於台灣敏感的國際身份，KAS基金會遲至2021年7月才透過台大教授黃長玲，試著打探繞過官方、由台灣民間代表參與KASpaces計畫的可能性。

經兩個月奔走，台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以下簡稱「台大d.school」）、雜學校與青醒人共生文化智庫「臨危授命」，正式於九月組成專案團隊、與KAS基金會簽約，接下兩個月內完成其他國家耗時近一年時間的任務：籌辦全國教育政策研討會、撰寫研究報告，並推派國家代表於KASpaces亞洲研討大會發表、與各國官方與民間代表進行政策交流。

沒想到，僅用一個月籌備的〈台灣教育DNA：解碼公平進步在哪裡〉全國研討會讓KAS基金會與會代表對台灣教育大為震撼。

「透過你們籌辦的研討會，KAS基金會才意識到：原來台灣的教育改革創新竟如此遙遙領先其他國家（way ahead other countries）！」距離KASpaces亞洲大會僅剩兩週，時任KAS基金會亞太區主任Christian Echle突然聯繫本計畫共同主持人台大教授張聖琳與雜學校教務主任楊逸帆，表達希望邀請台灣教育界高層代替新加坡教育部長，與亞洲開發銀行教育總監共同擔任本次大會唯二專題講者（keynote speaker）。

Echle解釋，台灣教改與創新不只領先國際，也非常多元多面，在各議題都有值得他國政策借鏡與對話交流之處。相對而言，新加坡雖然是KAS亞太辦公室東道主，做為城市國家國情相較其他亞洲國家異質性較高，議題面向不如台灣多，可參照性較低。

「雖然這個請求非常臨時，我們仍誠摯希望邀請台灣教育界高層擔任KASpaces亞洲大會的『唯二專題講者』，向所有與會的亞洲國家官員與專家分享台灣如何打造『世界級的教育體系（world-class education system）』。」

「我們知道台灣的國際處境比較特殊，」或許看張聖琳與楊逸帆面面相覷，Echle再度擔保：「但請放心。KAS基金會高層已經一致通過，讓你們放手介紹任何高層給我們。台灣教育先進的程度，已經讓許多國家連車尾燈都看不到（so advanced to the extent that many countries couldn't even imagine of）。有這樣的國際舞台，當然是台灣應得（deserve）的。」

在國內輿論媒體一面倒將台灣教育視為失敗的代名詞、總是認為「西方的月亮比較圓」時，德國前執政黨智庫怎麼會認為台灣有「國際級的教育體系」，而且先進程度讓許多國家「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透過KAS基金會對我們的回饋、其他KASpaces計畫參與國的研究報告、以及亞洲大會對談內容，筆者觀察到台灣教育有以下兩大優勢。

相對健全的公共基礎建設，讓教育創新有可靠後盾

比起多數亞洲國家，甚至部分歐美國家，台灣的公共基礎建設相對健全。這點乍看與教育無關，但新冠疫情的衝擊讓兩者關連性變得十分顯著。

公共基礎建設首先體現於社會的數位化程度。

參與KASpaces計畫的十三國中，除了韓國99.9%的青少年都有高速網路可以用，所有國家都在疫情期間遭遇數位基礎建設低落的問題。

在KASpaces亞洲大會，幾乎每一場都能聽到東南亞各國官員與教育界領袖對彼此國家的孩子「如何發揮創意連接網路訊號」感同身受卻又無奈：「爬到樹上連網上課」是不分國家種族的許多孩子都嘗試過的作法；許多孩子「好不容易長途跋涉到訊號較好的地方，卻上課到一半電腦沒電關機」，也讓老師即便難以教學卻又怪不了學生。

雖然疫情也凸顯了台灣的數位落差，但我們是相對的幸運兒。根據國發會〈一一〇年國家數位發展研究報告〉，台灣偏鄉地區家戶寬頻上網平均涵蓋率已達96.7%，偏鄉4G電波人口涵蓋率亦達99.1%。

《經濟學人》2022年〈數位包容指標（The Inclusive Internet Index）〉調查也顯示，台灣數位包容度全球排名第九，在亞洲僅次第一名的新加坡與第二名的韓國，高於第二十名的日本。相比韓國以外的亞洲各國，台灣偏鄉在遠距教學期間的數位落差，大多不是來自政府基礎建設的不均，而在個別家戶所擁有設備的落差，以及家庭狀況對既有教學目標的影響（例如，為幫忙父母工作影響上課進度等）。

此外，比起許多國家，台灣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安全網相對完善，貧窮人口比例也較低。

「雖然教育是改變社會的根本，但我們不能把所有社會變革的責任都推給教育。」談到台灣疫情期間回應弱勢問題的經驗，振鐸學會理事長丁志仁在KASpaces亞洲大會如此回應菲律賓、泰國與孟加拉的學者與官員：「我們不該指望通過學校教育，來解決因疫情而加劇的各種社會問題。我們需要的是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若要說台灣疫情期間在照顧弱勢兒童方面做得比較其他國家好，那主要是因為我們有相對健全的社會安全網，不是因為我們的學校體制本來有多棒。」

呼應丁志仁的論點，我們可以試比較美國與台灣在疫情期間面對的弱勢教育問題。

美國在2020年3月疫情爆發之初，除了緊急應對新冠疫情的直接衝擊，同時還得為近五分之一糧食不安全、二十分之一沒有健康保險、百分之三無家可歸的既有兒少人口焦頭爛額。

體質先天不良，又缺乏準備、蠟燭多頭燒的情況下，研究估計美國在2020年3月2日到5月1日的九週之間，一共少供應了大約十一億份營養早餐與午餐；截至2020年8月的調查更顯示，印地安裔、非裔、拉丁裔兒少族群佔了所有美國兒少死亡案例的75%，死亡率分別比白人兒少族群高出7.6倍﹑5.3倍、4.7倍，明顯體現種族不平等的情形。

參與KASpaces計畫的南亞與東南亞諸國代表，也都在大會中提到與美國相似的問題，但由於政府預算與社會能量有限，還沒有太多相關調查與數據。

相比之下，台灣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發時變立刻採取有效的全面防疫措施，為各部門爭取到相較多數國家充裕的戰備時間。

2021年5月19日，當全台各級學校停止實體上課，因居家照顧不足、仍須到校的高中以下學生約佔比1.26%。但由於比全世界晚了一年才啟動居家學習，比起美國到三月下旬才陸續提出配套措施，台灣教育部已事先盤點地方政府、學校、家長、弱勢學生、線上學習資源、諮詢專線等相關配套措施，提早一日於5月18日向全國各級學校發布〈因應疫情停課居家線上學習規劃〉。

與此同時，台灣以公益精神聞名世界的民間力量也開始動員，透過送餐、送平版等作法，自動補位政府忽略的縫隙。

雖然2018年台灣校園導入數位科技比率僅佔15%，低於OECD平均值53%，教育部宣布停課一週內，由台大教授葉丙成、無界塾教務長林嘉怡與香港翻轉教學協會副會長鄭淑華發起的「台灣線上同步教學社群」就超過一萬人加入，敏捷地互相交流各種數位教學方法——截至今日，這個社群已經超過十四萬人加入，超過全台二十七萬專任教師的一半。

《親子天下》〈全國中小學老師線上學習調查〉更發現，大約半數教師因應疫情嘗試了各種教學創新，更有近九成教師表示疫情後願意持續改變傳統教學法。有了社會安全網做後盾，多數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專心於數位轉型、放手創新。

難以複製的「草根性格」，衝撞出教育政策制度的民主化與「刻意留白」

另一個其他國家難以複製的，是台灣人由下而上蓬勃發展的「草根」性格，以及教育政策、制度的民主化與「刻意留白」。

伴隨解嚴前後強大的社會運動能量與對民主化的追求，九〇年代第一波台灣教改，民間團體透過教育基本法、教育經費審議、民編教科書等立法與創立不受體制規範的另類學校等途徑，闖出了讓人民參與教育治理的依據，與教育多元發展的縫隙。許多社運人士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加入政府，也為日後教育改革推動者和政府之間的溝通和合作，降低門檻與障礙。

二〇一〇年代，伴隨高教普及後的學歷貶值，傳統填鴨式教育與「大學學歷＝保障就業」的成功公式日益失靈，「什麼樣的教育才真正有用」的問題也越來越廣為人思。此脈絡下，「十二年國教」正式告別「九年義務教育」：就學不再是人民的「義務」，而是自主選擇的「權利」；國家沒有「權利」教育人民，但有「義務」提供人民教育。

十二年國教「校本課程」的刻意留白讓在地親師生與社群擁有「長出自己的學習樣態」的空間與正當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委員會組成及運作辦法〉則讓家長、學生、非政府組織、原住民等社會各界代表參與教育治理成為常態。與此同時，「地方教育自治」縫細中的在家自學辦法與體制外學校吸引了一波波「島內教育移民」，讓人民「用腳當選票」逐漸逼出「實驗教育三法」，讓台灣正式進入「全民辦教育」的時代——任何個人或群體若不滿足於主流體制提供的教育，都有權限與管道打造適合自己的學習。

這種教改歷程及其形成的教育體質，與多數國家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

讓西方社會稱羨（基於他們厲害的PISA與TIMSS國際評比成績）的日本與韓國，雖然幾十年來也有強大的教改運動能量與體制外教育風潮，這些民間能量始終遊走體制邊緣的灰色地帶，往往缺乏法律承認，更遑論影響主流體制。

美國法律雖然高度允許人民教育選擇權與自主權，這種自由恐怕更多體現在「互不干涉的消極自由」與「市場化的教育商品選擇」；聯邦教育政策仍受財團影響最大，缺乏與讓草根創新變革者參與聯邦教育治理以及體制內外交流激盪、追求共好的文化。

歐洲，尤其北歐教育政策的開放、平等與卓越成果往往讓台灣稱羨，但那恐怕與「人民缺乏單一教育體制外的教育選擇／自決權」互為因果——德國、瑞典等歐洲國家，都對「體制外」教育（不論是台灣所謂的個人自學、另類教育團體或機構）不友善，甚至視其為嚴重非法；為了自學跟政府對簿公堂、被罰以鉅款、被剝奪監護權、甚至孩子被武裝警方直接從家中或機場帶走、安置於社福機構，等等案例層出不窮。

就連全球開放教育始祖夏山學校（Summerhill School）都曾因「放縱而非教育學童」被英國政府勒令停辦。因此，當夏山學校創辦人A.S. Neil之孫，現任代理校長Henry Readhead聽聞台灣「實驗教育三法」，都稱羨台灣教育法規的開放。

若說日韓教育創新進步的動能體現於體制高牆外一個個自發組成、理念崇高的烏托邦；美國體現於市場經濟下的各自為政、適者生存；歐洲體現於政府高瞻遠矚帶來的開明專制；台灣教育創新進步的動能或許如丁志仁說「民間耕耘、政府收割」或雜學校校長蘇仰志口中的「沙盒（sandbox）」，體現於「民間自由實驗、政府整合改良」的實用主義或敏捷管理精神。

這種精神，可以解釋為何二十年前體制外學校本不被理解的「問題／專案導向學習（problem/project-based learning）」「主題式教學」「自主學習」「多元選修」「混齡教學」「行動學習」「博物館化校園」等教學政策，如今能成為全台主流學校都熟悉的概念。

「夢的N次方」「學思達」「PaGamO」「美感教科書」「城市浪人」等台灣教師、民間甚至學生原生、由下而上推動的概念或發起的計畫，不只進入主流體制、廣泛影響校園、與中央及地方政府達成緊密合作關係，更能將創新變革經驗分享給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甚至歐美國家，也有賴於「民間實驗、政府整合」的分工，恐非日韓歐美教育體系之體質所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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