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魔幻．寫實 特搜歐威爾《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成為傳奇，美國中情局將之化為武器、眾多電影電視改編築成一道穩固的支撐高牆，可能也啟發了其他創作藝術家、許多電玩遊戲和流行歌曲作詞家視之為重要養分，政客也引述書中的字句，還吸引了上百萬名大眾讀者……

1 恐怖的強權

一九四九年初夏，一位名叫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英國作家新推出一本小說，第一波的評論開始出現在大西洋兩岸的報紙雜誌上。雖說最早注意到小說的人反應並非全都興奮不已，有幾位專家還認為書中毫無保留的刑求場景以及那股詭異而幻夢般的氣氛必須謹慎，不過卻也沒有人會懷疑這本作品的重要性有多麼無遠弗屆：第一批讀者堅持說，這不僅僅是一本小說，而是一幅可怕的預知景象，如果當時某些讓領袖人物大出風頭的政治傾向能夠繼續無所限制發展下去，世界可能就會變成書中那個樣子。

美國的評論家更是雀躍不已，「這本小說是所有作家到目前為止寫出最適合治療極權主義者疾病的解藥。」美國評論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在《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上寫道。「每個人都應該讀，而且我尤其推薦給自由派人士，因為他們還是甩不掉那股政治迷信，認為雖然讓右派握有絕對的權力時很糟糕，絕對權力的根本本質卻是好的，若是讓左派……取得了，就能造福人類。」「一本高明而迷人的小說。」美國評論家黛安娜．崔林（Diana Trilling）在《國家》（Nation）這本雜誌上則是這樣說道。英國的評論家聲音也不小，根據英國政治家哈洛德．尼寇森（HaroldNicolson）在《觀察家報》（Observer）發表的觀點，這位作家著手「寫出了本警世故事，藉此來說服我們，若是我們因為大意，任由物質主義的浪潮淹沒了人文傳統，會招致何等糟糕的後果。」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Supplement）中，英國作家朱利恩．西蒙斯（Julian Symons）認為「《一九八四》書中描寫的社會有一種可怕的寫實性，這是其他設想未來的現代作品所做不到的」，並且讚賞其作者「能夠以嚴肅的口吻寫作，對於現實的本質及權力的恐怖也有新穎的描述」。

恐懼。魔幻。寫實。人性的傳承岌岌可危……時至入夏，這本書也開始傳播賣遍整個歐陸，或許還到了更遠的地方，來自各方有如涓涓細流的讚賞聲匯聚成席捲而至的浪潮，預告了這本書將造成全面性的媒體狂熱，就連一向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在文壇功成名就的歐威爾本人也不能倖免。「這本書似乎評價很好。」他在六月底這樣對經紀人李歐納．摩爾（Leonard Moore）說道，此時在英國書市上已經有兩萬五千本在流通，「就是說，即使評價說不喜歡，我也會說是『有助銷售的』評論。」

《一九八四》上市第一年就有非常多評論，光是在美國就有六十幾則，其中只有少數幾條是毫不留情的負面批評，其中一條就來自美國的共產黨刊物《大眾與主流》（Masses & Mainstream），評論者山謬爾．希倫（SamuelSillen）抱怨這本書就是「憤世嫉俗的爛書」、「這等陳腔濫調之作，還帶著毫無格調的性愛觀點」，並感嘆「這本小說在『資本主義媒體』上獲得滿堂彩」還有一條出現在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真理報》（Pravda），譴責這本書是「厭世的幻想」作品、一本「骯髒的書」，讓人想起「我們當代出現的那些恐怖預言，作者能組成一支貪腐的軍隊，聽從華爾街的命令與煽動」。

《真理報》會認為這本書可能是資本主義者的陰謀也情有可原，因為《一九八四》顯然揭露出了極權主義者的心思，故事描寫一個人反抗踐踏其靈魂的暴政，也讓這本書馬上就在東歐的共產國家中遭禁，有好幾十年只能以地下祕密出版的版本流通。在這個不太遙遠的未來中，英國化身為「第一起降跑道」，本身是「大洋國」的一部分，這個國家所囊括的領土在表面看來，正與其他廣大領土群所組成的「歐亞國」及「東亞國」爭奪優勢及軍事統治權。這個世界中的人民受到不間斷的監視及扭曲的政治宣傳洗腦，由一個稱為「黨」的組織管理，由「老大哥」的全知之眼發號施令，特色是蠻橫鎮壓人民的異議（「思想犯罪」）以及習慣性捏造過去。

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是書中飽受折磨、年近四十的主角，或許在這個獨裁政權的大輪子中只是一個小齒輪，身為「外黨」成員的他並未享有符合其名的特權，不過他在這套控制國家的複雜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原來非常重要。溫斯頓獨自待在名稱錯得離譜的「真相部」中一個小隔間裡，他的工作就是修改《時報》（The Times）的過期報紙，若是政府認為某人違背了這個政權不斷改變的官方準則，他也要將之從歷史上抹除。可怕的是，這種腐敗之舉的工具就是語言本身，這套粗暴刪減後的語言稱為「新語」，溫斯頓那位很快就會人間蒸發的同僚塞姆（Syme）這麼評論道：「到最後，我們可以讓思想犯罪變成零，因為已經沒有文字可以表達犯罪意圖了。」

這段對話發生的時候，溫斯頓已經在進行自己獨特的思想犯罪：他買了一本古老的皮革裝訂筆記本並開始寫日記；他跟比自己年輕許多的茱莉亞發展出戀情，她的長相清秀，卻是禁欲的「青年反性聯盟」忠貞成員；另外，他會在深夜裡研讀傳說中的禁書，也就是由政府頭號憎恨對象艾曼紐．葛斯登（Emmanuel Goldstein）所寫的書（很可能是以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托洛斯〔LeonTrotsky〕為原型），歐布萊恩（O'Brien）將這本書交給茱莉亞，他看上去是內黨中的溫和派成員，但是可惜了，他其實是刻意放餌引魚上鉤，說不定茱莉亞根本是自願成為他的共犯，而溫斯頓被人從骨董店樓上兩人的藏身處拖了出來，帶往仁愛部，強迫他重新融入符合大洋國期待的社會。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九八四》意識形態外皮底下的真正意涵才受到了嚴格檢視，一個極權政府經常會讓人懷疑起其權力基礎的歷史正當性，能夠將曾經的朋友變成敵人，若是某個位置不再有用就會遭到捨棄，結果就是必須毀掉所謂客觀知識的概念，而自然要毀掉知識的工具就是知識本身。依據這樣的標準看來，經典傳說中的暴君不過就是抓準機會的一群流氓，完全欠缺重塑過往歷史發展所需要的細膩心智。但是二十世紀的極權者則是採取更為邪惡的手段，歐布萊恩針對這個主題的一席話是書中最令人戰慄的一個片段：不是告訴一個人二加二等於五然後叫他假裝相信，而是要說服他其實就是這樣。溫斯頓飽受折磨、威逼恐嚇、洗腦，抽泣著縮成一團，默認了這一切，贏過了自己的內心，他愛老大哥，反叛終告失敗。

《一九八四》對初版讀者的驚人影響不只是對於溫斯頓投降的驚恐、對於他跟茱莉亞那席危險的對話（「聽著，妳有過越多男人，我就越愛妳，妳懂嗎？……我討厭純潔，我討厭善良，我不希望美德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或者在一○一室的刑求房中威脅著要放出一整籠飢餓的老鼠撲向他毫無保護的臉，而是讓讀者驚覺，歐威爾所創造出的反烏托邦世界巧妙反映出全世界在戰後的地理政治版圖，就像第一位為歐威爾作傳的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曾經評論道：「若是未將《一九八四》放在當下時代的情境閱讀，就會誤讀了這本書。」在一九四九年當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僅僅過了四年，大洋國極權政權壓迫的情境正反映出在納粹德國投降後美蘇之間的對峙。蘇聯領袖史達林（Joseph Stalin）並未利用蘇聯在世界局勢中的好感度以得益，再加上蘇聯紅軍（Red Army）對戰事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他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年間在西方邊境建立起緩衝，將自己的盟友安插至才剛解放自由的國家政府中任職，當地雖然有出現頑強抵抗，例如在戰後時匈牙利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自由選舉中，共產黨只拿下百分之十七的選票，不過到了一九四五年底，波蘭、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國都完全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家。

如果說後來稱為「冷戰」的第一波調遣策略已經足以驚動美國政府，那麼隨著這些動作出現的言辭，尤其是史達林在一九四六年初便宣示了資本主義不免會引發戰爭，只是讓情況更進一步惡化，美國國務院憂心忡忡地說，這就像「針對美國遲來的宣戰」。

一九四○年代晚期開始出現一種想法，認為這個世界或者無論是西方哪個部分，都已經不再是眾多獨立運作思考的主權國家，而是集結成一片龐大的領土疆域，未來發展將倚賴軍事及科技的力量，這種想法成為政治論述的重點。一九四七年耗費數百億美元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便是美國方面有意嘗試，扶植支持美國的歐洲國家，幫助他們達成重建破碎經濟的目標，並保護他們的政治體制不致走向獨裁。「我相信美國必須有這樣的政策，能夠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少數殘暴之人或者外在勢力的征服意圖。」該計畫開始推行時，杜魯門總統（HarryS. Truman）便有這樣的觀點。同一時間，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首先引爆了兩枚原子彈之後，軍備競賽便宣告開始且迅速進行，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在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的比基尼環礁（Bikini Atoll）就分別引爆了二十三種裝置，同時蘇聯也不斷縮緊對東歐的控制。「我到莫斯科去的時候，身分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外交部長，」一名捷克政治人物在一九四七年被召到克里姆林宮之後抱怨道，「回來後卻成了蘇聯的奴隸。」

自從出版之後，《一九八四》便可被視為第一本冷戰小說，不過對英國讀者來說則有一種更直接的連結。大部分先前所出版的反烏托邦作品，例如H．G．威爾斯（H. G. Wells）的《當沉睡者醒來》（When the Sleeper Wakes），或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背景都設定在遙遠的小島或者非人工打造的夢幻國度上，而這本書的景色卻是如此熟悉：將戰後的倫敦發展油門踩到底，一切建設都是為了實現邪惡的功利主義，這麼說或許不算誇張，小說的第一批讀者會受到溫斯頓在故事中虛構的苦惱所吸引並有所共鳴，因為他們每天漫步經過的世界裡，同樣充滿了炸彈轟炸留下的痕跡以及堆積成小山的瓦礫，所以會認為書中描述並扭曲了他們已經熟悉的景象。說得更詳細一點，在一九四九年讀到《一九八四》的讀者若是沿著倫敦的河岸街（Strand）往西走（這正好就是歐威爾在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搭公車從工作地點返家的路線），就能在路上聽見丹麥聖克萊蒙教堂（St Clement Danes）的鐘聲，也就是那首兒歌的起源：「鐘聲唱出柳橙和檸檬，就在聖克萊蒙。」正是思想警察破門逮捕溫斯頓和茱莉亞時唱的歌。很快會行經「勝利廣場（Victory Square）」（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在那裡就會看見納爾遜紀念柱（Nelson'sColumn），在小說裡則是被老大哥的雕像取代，用以慶賀他在第一起降跑道之役的勝利。那裡還矗立著聖馬丁田野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大概是以一座充滿蠟像陳列品的政治宣傳博物館取代了。附近還有其他重要地標，例如抬頭望向第一起降跑道的天空，眼前就是真相部（「一座巨大的建築，外牆是光亮無比的白色混凝土」），顯然是根據倫敦大學議會大樓（University of London’s SenateHouse）的外型，在戰時這裡也是英國情報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總部。這些巧妙利用了地景建物的描寫手法層層堆疊起來，也無怪乎大多數戰後的倫敦人會覺得，第一起降跑道以及自己窗外的世界之間的相似性實在有點明顯到無法安心。

《一九八四》如此直接的逼真性是一大賣點，這本小說的不尋常就在於表面說是設定發生在未來的故事，但是大部分場景似乎都是從當前的時空借用來的：就像是另一個宇宙，但奇怪的是，卻又根源於戰後權力政治運作的最新景況。到了一九四九年秋天，這本書飄洋過海流傳到大西洋另一頭也大獲成功，美國每月之書俱樂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指定為選書、《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做了簡介（這樣可以保證有六位數銷售額），還有百老匯劇團看上了。這一切對歐威爾而言都太遲了，等到這本小說開始攀上暢銷排行榜的時候，他已經病入膏肓，肺結核已經折磨著他的呼吸系統好幾年了，早先他在跟經紀人與出版商來回討論時，人已經住進格羅斯特（Gloucestershire）山上的療養院，然後就在夏天即將結束之際，救護車載著歐威爾將他送進了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友人還抱著一絲希望，認為他有可能康復，他的朋友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十月時前去探望，認為從某些方面來看，「他已經比我過去看到他時的狀況還更好了」。歐威爾得到了坎特伯里大主教的特別授權，讓他能夠躺在病床上迎娶比他年輕許多的索妮雅．布朗奈爾（Sonia Brownell）為第二任妻子，他自己認為這麼做讓他有了活下去的目標。不過這只是迴光返照，耶誕節的下午有另一位朋友去探望他，之後說：「空氣中彌漫著死亡的臭味，就像秋日裡的花園。」在最後那段日子裡，歐威爾有幾次感嘆起自己終於成名背後卻是悲情的諷刺，他對來訪的朋友說：「我終於賺大錢了，但我也要死了。」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凌晨時分，他肺部裡的一根動脈血管爆裂，不到幾分鐘便宣告死亡。

許多人悼念他、哀嘆著他的離去。在他的葬禮當天，他的朋友馬爾科．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讀著訃聞，覺得自己在這些文字中讀到「如何造就一位傳奇之人」。

作家喬治歐威爾。（美聯社） 《一九八四》也成為傳奇，美國中情局將之化為武器、眾多電影電視改編築成一道穩固的支撐高牆，可能也啟發了其他創作藝術家、許多電玩遊戲和流行歌曲作詞家視之為重要養分，政客也引述書中的字句，還吸引了上百萬名大眾讀者，這段傳奇在接下來七十年間還會持續發展，到最後這本書將會被視為理解二十一世紀所必須閱讀的重要文本。如今的世界裡充滿了煽動者、「假新聞」，以及更加深入侵犯私人領域的科技，可以說歐威爾似乎還相當活躍。

（本文摘自《特搜歐威爾《一九八四》：經典文學不朽之路》一書，時報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