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覺得留在美國是最好的事情」她兩度返台，用「講話」解決問題

作者：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言詞犀利、態度親和，超過 8 年的公關經驗，讓眼前的她面對媒體游刃有餘：話匣子一開，便彷彿啟動了大腦中內建的「演說家模式」，將訪綱上的問題，全都恰如其分地濃縮在一段據說是她工作面試時慣用的「開場白」裡。

面對臨場提問，先對焦、再作答，宛如膝反射；即便問得突如其來，也能答得面面俱到；明明在談自己，卻總能拉遠鏡頭，從社會現象、文化背景的成因分析起，且研究數據信手拈來，無一不精準佐證她的論點與觀察──難怪她將「說話」稱為自己的「天職」。

她是 Jen Chen，現任愛康生物科技公司（愛康衛生棉）品牌經理，年僅 30 歲就擁有豐富的學經歷──不僅曾在知名公關公司奧美任職 5 年、先後於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聯合國總部實習，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談判與爭議調解（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碩士。漂亮的履歷，本可輕鬆化為美國職場的入場券，她卻選擇回台發展。

旁人質疑她「平白放棄大好機會」，她卻說：「我不覺得留在美國是最好的事情。」

最美好的，是「做一件我很擅長做、喜歡做、有人願意付錢讓我做，而且能產生影響力的事。」而這件事，發生在台灣。

初次回台：進入奧美公關

事實上，這已不是 Jen 第一次選擇回台。外人恐怕很難想像，如今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她，曾是「小留學生」，從 15 歲被爸媽送出國，直到大學畢業，都在美國接受教育。

然而畢業後，她因長年思念父母，毫不戀棧早已習慣的美式生活，選擇返台就業。在台灣唯一面試的企業，就是公關界首屈一指的奧美公關顧問公司，理由很簡單：因為從小就知道自己愛講話。她接著半開玩笑地解釋，與講話更相關的工作，應該是做直銷，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說不定可以做到「黑鑽石等級」；但比起用講話賺錢，「我希望可以用講話解決問題，做對別人有幫助的事情，所以選擇了公關。」

進入奧美，她從基本功累積起：初期接觸的產品，由不分性別的 3C 產業入手；中期負責男女有別的鐘錶，為了充分瞭解客戶，做出適當的策略規劃，開始研究性別議題，無意間培養了對女性市場的洞見；也因此獲得主管青睞，在後期專門負責所有與「女性」相關的業務，領導公司內少數不以「產品」分工的團隊。其工作內容包涵經營品牌形象、對外公關傳播、產品訊息溝通，和協助企業危機處理。

熱愛分享的她，不僅在公司解決客戶問題，下班後更投身寫作，利用對女性市場的了解，以及自己職業女性的身分，在網路媒體上，提供女性職涯建議。

另一方面，每天需大量社交的公關生活，確實讓她過足了「講話」的癮頭，全盛時期曾一天打 300 通電話，持續一周，講到喉嚨流血，依然樂此不疲，還能自信說出「我非常熱愛我的工作！」

工作五年的覺醒：如何用講話解決問題？

而當美好的工作邁入第五年，台灣發生了一起震驚社會的「高雄監獄挾持事件」，這起事件也被 Jen 稱為她的 " awakening moment "（覺醒時刻），刺激她思考職涯的下一步：

2015 年 2 月，高雄市大寮區監獄的 6 名受刑人，集體挾持了典獄長等人、搶奪了監獄裡的武器，藉此傳達對司法的不滿與訴求。警方雖曾嘗試與受刑人談判，無奈未能收效，最終仍以悲劇收場，6 名受刑人均引彈自盡。

儘管事件當下引發媒體高度關注，結束後卻迅速降溫，乏人問津，「我覺得很震驚。我不斷思考，我們做危機處理的，怎麼會讓一個這麼 hostile 的事件維持這麼久？怎麼會沒有足夠專業的談判者能解決問題？」

「我開始意識到，身為公關，我擅於包裝語言，但是我希望自己不只能講美麗的東西，還能夠處理 ugliness、真正的解決一些痛點。於是我開始思考，我還需要什麼樣的武器？」半年後，她決定辭去現職，返校進修，目標是培養自己成為一名優秀的談判者。

「談判是一個很 niche 的專業，學校非常少，且以歐美為主。」經過數月仔細的研究、比較，她在究竟該申請哈佛大學，還是哥倫比亞大學間進行抉擇，「別人可能會覺得妳誰啊！哈佛和哥大還能讓妳挑？其實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認為，如果要花幾百萬投資自己，當然必須審慎評估。」也因此，當許多留學生「為保險起見多投幾間」，她卻堅持要用行動，找出「最適合自己的那一個選項」。

比起哥大自成一個系所，哈佛的談判專業，是一個下屬法學院的項目。沒有法學背景的她，為了解談判在法界的具體應用，乾脆進入香港國際法律仲裁中心實習 3 個月，與眾多法官、律師共事，甚至參與了當年話題不斷的「南海仲裁案」調解；最後得到結論：「我知道了我可以嫁律師，但我不能跟律師一起工作。」她大笑後解釋，法律是一門嚴肅、不容差池的專業，與自己活潑外向的性格不太相符，當下決定申請哥大。透過充分自我認識寫出的簡歷，果然獲得校方肯定，如願被錄取。

制定計畫、釐清目標、付諸行動──三個步驟，宛如 Jen 自我認識的 SOP，履行在生活中，讓她光是從決定學習談判專業，到開始申請學校，就花了將近一年，看似曠日費時，卻也讓她的人生免於隨波逐流。相同的思維，便體現在她二度回台的選擇。

第二次回台：尋找最能發揮的地方

哥大談判專業的畢業生之中，有人選擇發揮所長，進入大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任職；也有人憑藉名校光環，輕鬆進入如 Facebook、Google 等知名企業。然而，當教授問起 Jen 的規劃，她卻決意回亞洲。

就讀哥大期間，曾在 UN Women 實習的她，明白國際組織的官僚文化與步調並不適合自己；而在別人趨之若鶩的美國上市公司，亦無法充分發揮所長，「因為同樣常春藤背景的人很多，進去後往往也只能做非常基層的工作，我的價值容易被稀釋。我是一個善用兩種語言的亞洲人，我發現亞洲會講英文、熟知歐美文化的人相對稀少，我應該要去那樣的地方，才能發揮自己最大的價值。」

「我不去聯合國，大家都覺得 Oh my god！怎麼會做這樣的判斷？我離開美國，大家又覺得 Oh my god！你怎麼會離開？會這樣問，可能因為貪圖世俗定義的成功，但如果連我在意的也是別人眼中的成功，就枉費我過去那麼努力，尋找能實踐自我價值的事情。」

說到這裡，惟恐被誤解，她強調，這個「尋找」的標的，是「天職」而非「熱情」；換言之，是「一件我很擅長做、喜歡做、有人願意付錢讓我做，而且能產生影響力的事。」

「可是很多千禧世代並不了解這點，往往只想做自己喜歡，但未必有人付你錢，或者你不一定擅長的事情。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則是『想太多，不行動』──不斷表達自己很想去某個地方，但是一直在思考、評估、想像中不斷的擔憂，杞人憂天之餘，就是沒有 plan 和 action。」

對此，她表示理解：不知道自己的天職很正常，所以才更要出發去「找」。「我的人生狀態，沒有『想』就『要』，意思是當我確定『要』達成某個目標，就不多花時間空『想』，而是開始制定計畫，思考策略，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所行動。」

「我人生的每一個轉捩點，都是經過審慎評估後決定的嘗試。嘗試了，即便之後證明是個錯誤的決定，也才有辦法從中學習、修正。」這樣的過程，將有助於累積更多「挑工作」的資源和籌碼；但即便手中握有更好的牌，也不應抱持隨便的心態，反而應該「對自己的職涯更負責，選一份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

而這一次，她所選擇的這份工作，也在台灣。

改變台企文化，談判不是吵架

進入愛康衛生棉擔任品牌經理，負責女性商品、經營品牌形象──工作內容看似與 Jen 的公關經歷完美契合，但你大概想問：這跟之前讀的談判有什麼關係？

Jen 解釋，人們往往將「談判」誤認為「吵架」或「奪利」；其實，談判是看到不同人的立場與需求，從中協調，避免無謂的爭執。因此，不是只有國際條約或犯罪現場才需要談判，在職場上運用談判能力，同樣能幫助企業成長。

舉例來說，長年在美國生活、受到美式文化的影響，她習慣在工作中直率表達，即時反饋。孰知，這樣的工作模式，過去在美商中可行，在台灣本土企業裡卻踢到鐵板：「對習慣台企文化的員工來說，職場論資排輩、傾向集體主義，同事多半以和為貴，溝通方式迂迴，難以想像組織可以那麼扁平、透明、開放。當然，不同的溝通方式，並沒有絕對的對錯，但在一個高速競爭的職場環境裡，表現得太『溫良恭儉讓』，確實會顯得比較弱勢。」

此時，「作為領導者，我必須持續地創造環境，讓所有人都相信，我們可以在安全的環境裡溝通，而且彼此尊重，任何意見都是被 appreciate 的。」所謂的「創造環境」，沒有訣竅，就是在工作場合中，不斷發出邀請：

「比方說在開會的時候，當我問『有沒有問題？』大家的反應，往往是一片沉默。但我不會迴避沉默，我會停下來等待、做出眼神交流，發現有人蠢蠢欲動的時候，先做球、先引導，直到有人願意主動發言為止。」

「迅速成長與茁壯中的企業，都會講求立即性的溝通模式，快速對焦，才能縮減彼此的認知差距，減少溝通成本。對於今年邁入 12 年、準備往下一步邁進的愛康而言，剛好需要這樣的組織文化，而溝通、調解、達成共識，正是我擅長的一件事。」

多年的溝通訓練，說到底，不過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多一分理解、少一份猜忌，然後更快地往共同的目標邁進。正如她剛進職場時，夢想的那樣：我們真的可以用講話，解決問題。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我不覺得留在美國是最好的事情」她兩度返台，用「講話」解決問題》，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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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離開台灣後，很多人嘗試了過去沒有的經驗：認識一群說著不熟悉語言、不同膚色的朋友、以不同的文化思維去理解另一個族群的人、進入了一間夢寐以求的大型企業工作，更甚在當地創業⋯⋯

無論你是去旅行，還是留學、交換、遊學，甚至定居國外，經歷過異國生活、體驗不同文化洗禮後，你吸收了哪些養分，受過甚麼樣的思維衝擊，見識到怎樣的實踐可以影響社會，而迫不及待想要把這些珍貴的事物帶回台灣，讓它們在台灣落地生根，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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