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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九八九系列》經過反復思考 決定返回北京
躲避追捕的日子令人焦慮不安，心情鬱悶，我只能依靠收聽境外廣播和閱讀武俠小說一天又一天地煎熬著。到了一九八九年八月中旬，距離學校秋季開學的日子已經不遠，我也就變得更加焦慮不安，不得不開始思考是否結束躲避生涯，返回北京，回到中國政法大學。每年的九月一日，照例是中國大陸小學、中學和大學的秋季開學日子。如果我在學校秋季開學之後不回到中國政法大學報到，按照教育系統相關規定就會被中國政法大學校方以自動離職的名義除名。
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與劉蘇裏、陳小平結伴離開北京南下溫州，選擇在中國大陸境內躲避追捕只是權宜之計，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軍警特的力量強大無比，對社會的控制幾無死角，最終必定難以逃脫中共當局的追捕行動；如果想要逃脫中共當局的追捕行動，只有選擇逃離中國大陸，就像嚴家其、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吾爾開希、李錄等人那樣。但是，我認同王軍濤、陳子明堅守本土的想法，從來沒有將逃離中國大陸作為一種選擇。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在我與劉蘇裏、陳小平結伴逃離北京的前一天，王軍濤在與劉蘇裏秘密見面的時候特意將他和陳子明的決定告訴了劉蘇裏，並讓劉蘇裏轉告陳小平和我：「寧可被捕入獄，也絕不逃離中國大陸。」
一九八九年八月中旬以後，我幾乎每天都在思考是繼續躲避，等待政治局勢的進一步明朗和變化，還是立即返回北京，回到中國政法大學這個問題，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學校開學以後未能作出決定。無論於公於私，我都傾向於結束躲避生涯，返回北京，回到中國政法大學。於公而言，我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曾經當面承諾王軍濤，如果我最終能夠躲過中共當局的抓捕行動，我會承擔起對被捕同道的救援工作。於私而言，我實在不想以自動離職的名義被除名，導致十年寒窗苦讀所取得的一切付之東流，畢竟自己畢業於中國大陸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又已經是具有中級職稱的大學教師，三五年之內即可晉升高級職稱。
我遲遲未能做出決定，原因是無法確定返回北京，回到中國政法大學後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情況，如果返回北京後立即被捕入獄，就像劉蘇裏、陳小平那樣，覺得有些得不償失，也沒有機會去做救援入獄同道的工作。為了確定返回北京後的政治風險程度，我決定先電話聯絡馬建石副教授，馬老師是我所任職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所長，也是我在研究所的中老年教師中關係最密切的老師。我經常到馬老師的家中，與他一起抽煙、喝茶、聊天，也會應他的要求陪他下幾盤象棋。馬老師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畢業於北京大學俄文系，為人正直，熱心助人，雖然是中共黨員，但對我許許多多觸犯中共天條的思想觀點都能夠予以包容，只是時常善意提醒我要注意言行，不要給自己惹來政治麻煩。
當時既沒有手機，也沒有私人家中座機，只有縣處級以及縣處級以上的官員家中有公務座機。馬建石老師擔任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屬於副處級幹部，家中有公務座機。為了給北京的馬建石老師打長途電話，我讓幫助我躲避的老朋友Z君去聯絡另外一位在體制內任職、可靠的老朋友C君，約好一個時間我到C君的辦公室打長途電話到北京。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第一次離開躲避的住處，避開大道，穿越小巷，乘夜色抵達C君的辦公室，打長途電話給馬建石老師。馬老師接到我的電話非常高興，連聲詢問：「小吳，你還好嗎？」「小吳，你現在在哪里？」在我回答我還好，目前在溫州老家之後，馬老師即急切地要求我立即返回中國政法大學，說學校開學已經好多天了，校長江平、副校長陳光中都很關心我，曾經多次詢問我的情況。我告訴馬老師，我現在也很想回到中國政法大學，只是不知道回到學校以後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馬老師說，現在北京的局勢已經基本平靜，人身安全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但他需要就我的人身安全的問題詢問一下江平校長和陳光中副校長，讓我隔天晚上再打電話給他聽取詢問結果。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悄悄來到老朋友C君的辦公室，如約打長途電話給馬建石老師。馬老師告訴我，他已經聯絡過江平校長和陳光中副校長，江平校長希望我儘快返回中國政法大學，說我是學校教學和科研的骨幹，千萬不要自動放棄大好的前途，作為校長的他會全力保障我回到學校以後的人身安全，保證不會讓公安部門將我逮捕入獄，如果公安部門堅持認為有審查我的必要，審查也只能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內進行。馬老師說，陳光中副校長的態度與江平校長相同。
江平校長是中國大陸民法研究領軍人物，陳光中副校長是中國大陸刑法研究領軍人物，他們倆都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同樣都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對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有著切身之痛。一九八七年我被提前晉升中級職稱的時候，江平校長曾經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話，說是看過我的個人學經歷，沒想到年紀輕輕的已經有不少的學術成果，挺了不起的，同時對我勉勵有加。大約在二零一零年前後，《江平傳記》的撰稿人曾經聯繫我，讓我談一談我所知道的江平老師。可能是因為我的身份敏感，中國大陸出版社在《江平傳記》中沒有刊出我的訪談內容。陳光中副校長與我是溫州同鄉，在我剛到中國政法大學工作的時候，他曾經邀請我和兩位溫州籍的學生到他家中做客，並設午宴招待，我們用溫州話相談甚歡。
在與馬建石老師第二次通電話以後，我就立即啟程返回北京，從平陽縣昆陽鎮乘坐私人公司的長途客車前往浙江省金華市，然後在金華市換乘火車前往北京。在離開平陽縣昆陽鎮之前，我沒有到蒼南縣靈溪鎮與母親道別，也沒有將返回北京的決定告知母親，主要是因為不想讓母親為我的北京之行擔憂。我委託老朋友Z君在我離開平陽縣昆陽鎮以後再通知我的母親，並叮囑一定要告知我母親我回到北京以後不會有任何的安全問題。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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