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大國平視與美國例外主義的鬥爭

中美阿拉斯加會談後，楊潔篪一席「美國沒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與王毅的「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霸道行徑應該要改一改」的強勢表態，不止重新勾起西方對北京「戰狼外交」的擔憂，邇來又進一步和習近平在今年大陸「兩會」提出的「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的主張連結在一起，這使得外界新鑄造了一個中國「平視外交」的概念。由於美國目前仍居於體系霸主位置，北京若開始主打「平視外交」，似乎更坐實了西方指它是反對現狀的「修正主義」，也說明中國確是「自由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但我們應先看「平視」這個概念。表面上平視就是說不再「仰視」，有從今而後要平起平坐的意思。論者認為，小布希之後，美國受中東戰爭與次貸風暴接連打擊，歐巴馬遭遇新保守派與進步派大亂鬥的分裂，加上川普疏離盟友又應對疫情無方，似乎說明美國國力受損，且自由國際秩序中的信用也大為削弱，鼓勵了北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自信。到了國會山之亂後，大陸更加自豪，不用再仰視美國。

《紐約時報》著名作家佛里曼上個月就為文解說為何「中國不再尊敬美國」，次標題正是：良有以也（for good reasons）。他認為中方看到美國民主，逐漸變成表演給鐵粉選民看的體育競鬥或政治正確肥皂劇，基礎建設與防疫之類的大事卻一事無成，自然得到美國衰敗的印象。同時，從2019年後期開始，便有眾多美國頂尖的專家接連發出長文指出，不僅川普可能變成獨裁者，從威爾遜總統以來長達百年（1919～2019）的美國優勢和自由國際秩序，也將因內外多重因素而終結。「中國不尊敬」只是美國頹勢的因素之一。拜登拋棄「退群」策略改行「歸隊」，又要特重經濟振興、教育與基礎建設，也正是出於同樣的道理，

美國自身的問題固然鼓勵北京「平視」，但熟悉中國外交者必然知道，北京不是從現在「強起來」時刻才開始平視列強。中共平視世界，其實可以上推到韓戰與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60年代北京還曾「兩面作戰」，蔑視核武美國為「紙老虎」，在珍寶島挑戰蘇聯，1980年代提出「獨立自主」外交，與英國強硬交涉取回條約割讓的港島與九龍，八九事件後鄧小平更提出「中國無論如何都是『一極』」的論斷，可見「站起來」之時北京已經懷有平視之心，非待今日。

平視論的另一個看點，是北京代表批判美方不是「高人一等的國家」；其實這種說法也不新穎。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中共文件都常提到反對強權政治，主張各國的制度選擇權。今天人們卻把平視論與「太平洋夠大」之說連結，認為中方要重新畫分勢力範圍與重寫遊戲規則。人們對平視憂心，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忘了中國大國外交的歷史根源；二是擔憂美國實力疲軟；第三點台灣少人注意但很關鍵，就是抵制「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其實哈佛學者瓦特上月底在《國家利益》對此分析得很清楚。他指出美中其實都不反對「規則為基礎」（rules-based）的秩序，差異在於中國強調的是西伐利亞體系與聯合國憲章以「主權」為核心、反對干涉的部分；美國則強調二戰之後擴展到個人主義的公民政治權利部分。儘管中式似復古而美式似進步，但美國經常自設特權，無視、繞越、任意改寫甚至退出自己定的規則，濫用例外論到川普時已達到令盟邦迷惑的程度。拜登上台後西方稍微鬆一口氣，正是因為希望他少一點「例外主義」與霸主的傲慢。瓦特認為美中對規則的分歧未必妨礙所有國際合作，未來國際秩序的發展，重點應該是北京的「平視」會否變成過度自信，與美國抑制「例外主義」的博奕。（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