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聲】謝志偉：反共不能落單——從「Solidarity」這個字說起（下）

按：本文是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在《光傳媒》舉辦的「百年中國•中共百年研討會」上的演講報告。由《歐洲之聲》田牧整理。

六、我的認知中的骨肉與血脈

我在台灣成長，再到歐洲學習，從原本的學者到外交官，我常開玩笑講，我是學者，是學著在當外交官。天琪說我沒有官架子，我只擔心沒有衣架子。我當年在波鴻（Bochum）魯爾大學，天琪和赫爾穆特（Helmut）常常邀我一起相聚，認識了好幾個中國出來的異議人士。我一直有個感覺，台灣人跟大陸人，可以是兄弟姐妹，我父親這一邊是有大陸的骨肉血脈關係，從這一層意思來推理，習近平也可以是我的兄弟姐妹啊，但我說「他不是！」他沒資格。我有什麽資格說他沒資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空有5千年的文化。我就以今天7月1號為例，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紀念日。我手上有一個文件，我只能在鏡頭前虛晃一下，因為這是公文，這是一份我們英國代表處傳過來的文件，裡面提到德國、英國兩國外交部長，昨天簽了一個外交跟安全政治合作的聯合聲明書，裡面大大小小27點，其中第15點提到中國與「印太」，裡面有一句話大意是：「德國與英國要加強他們之間合作的力量，要來面對中國越來越增加的重要性。」大家想想看，中國的重要性增加，其實是一個中性的說法。照道理講，中國的重要性提升了，這對中國來講很有面子，也是他們的驕傲。可為什麽中國的重要性增加，反而變成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更需要增加？文件裡寫得很清楚，中國在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解放軍領導之下，它的重要性增加，對於自由世界的人，對中國人來說，危險性是增加了。
面對這樣的提法，我覺得是令人搖頭嘆息！今天早上北京的紀念活動，習近平、中國共產黨，他們對建黨100年這麽有信心、這麽驕傲，為什麽自由世界國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亞，也包括美國、台灣、歐盟、英國、法國、德國等沒有一點反應？「印太戰略準則」出台，不就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是針對整個自由世界、對於中國人本身，對於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士，也都是一個威脅。

1998年東吳大學演講活動：謝志偉（左）和廖天琪（右）。圖／謝志偉提供
七、「solidarity」與「高貴」品格

我前面提到了「solidarity」這個字，它的根源是「一個」的意思。所以當我們的朋友、親戚、同胞、同志，受到威脅危險的時候，我要跟他們站在一起，我不能跟他們分開，更不能棄他們而去。但是，這個在一起，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理念，對於自由民主來說，還有人的尊嚴問題，這是我們的共同價值。你們看看今天早上中共黨慶的現場，穿著制服的男男女女，看起來個個人模人樣，卻只有一個聲音、一個表情、一個站姿，這也是「一個」，從某種程度來講，他們或許也會對自己說：「我們也是 『solidarity』，我們也是『並肩作戰』，我們也是『同舟共濟』」。但是我們若反問：這些一個表情、一個聲音、一個姿態、一個服裝，甚至一個髮型的人，他們哪一個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沒有！全部打成一片。從我的角度來看的話，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我覺得中國人失去了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成為高貴的人。

我這邊講的「高貴」，要特別說明一下。大家都知道的德國兩大文豪，一個是歌德，一個是席勒。1799年，席勒寫了一首直到今天還膾炙人口的詩，叫做《擔保人》（Die Bürgschaft）。我以前給學生上課時，常提到這一首詩，裡面談的就是「高貴」。可是這個「高貴」在1789年法國大革以及歐洲的啟蒙思潮之前，高貴是「血統」，是貴族專屬，還可代代相傳。一般平民百姓作為一個個體，不是在皇帝底下、就是在教皇底下的一個附屬，某種程度來看，不是平民，而是賤民。

德國兩大文豪，歌德（左）與席勒（右）。圖／田牧提供

「貴族之為貴，賤民之為賤」乃命定的說法，文藝復興以來，到宗教革命，到法國大革命，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和挑戰，而西方世界也就此進入強調個人的時代，可用「人人生而平等」一言以概之。其中的關鍵就在於，自由與勇氣，這兩組詞必須連在一起，互為表裡。沒有勇氣，你就沒有資格擁有自由，自由雖然是天賦人權之一，可是你必須去爭取，你必須去捍衛。席勒的這一首詩，講述當時有一個暴君Dionys，這個暴君不相信人性裡有高貴的一面，他認為人都是貪生怕死的。所以他對任何人沒有一點尊敬，對人性沒有信賴。後來有一個叫Moeros的人去刺殺國王，結果失敗被捕，猶如「荊軻刺秦王」一樣。國王就跟他講，這是你自找的嘛！你就要被處死，還有什麽未了的願望？說！？Moeros就說：「今天被抓到了，我死不足惜，但是我妹妹就要出嫁了，長兄為父，父母都不在了，請給我3天的時間，我回家鄉幫我妹妹主婚，完了我就回來。」暴君說，那不是讓你跑掉了嗎？

Moeros說，他有一個好朋友，可做擔保人：「我去的這3天，我朋友就在這裡，如果我3天之內沒有回來，我這朋友就上絞架。」這個不懂得什麽叫信賴、不懂得人性的君王心想：「哼，我才不相信會有你們這種友誼存在。」不過他還是答應了，讓那個朋友來，你就走。朋友果真來了，被五花大綁在那個地方等著上絞架，於是Moeros就回家鄉了。去程花了一整天，婚禮一辦完，第3天他就上路趕回原地，結果不幸路上首先遇到盜匪，把他打個半死，把他錢都搶光了。他滿臉鮮血一拐一拐地繼續往前跑，要過河，偏偏水流湍急，他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好不容易拼了命，下河就算淹死也得跳下去，連滾帶爬地上了彼岸。眼看著太陽快下山了，太陽下山之前他一定得要到達，不然的話，死的就是他的朋友。他快到刑場時，遠遠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以前的菜市場，那些人看他一臉狼狽的樣子就問：「要幹什麽？」他說：「我一定要趕到行刑的地方。」他果真一身是血、連滾帶爬，在最後一霎那趕到了絞架前，他與他的朋友，抱頭痛哭，朋友非常感動。君王見此臉色大變，他不相信的事發生了。這竟然真有人為了一命換一命而回來送死。君王以他對人性的認知來講，這是躲都來不及的事啊。這Moeros大可以說 「Sorry！朋友，我盡力了啊！」然而這個人拼了命也要急著回來送死。想到此，國王說道：「我本來是要看看，你們這種下等人怎麽可能有這種友情？！結果真的看到了眼前這一幕。」國王非常感動，不但放了他們兩個人，而且說：「讓我加入你們，成為兩人中的第三個人。」

《擔保人（Die Bürgschaft）》插圖：馬蒂亞斯和約瑟夫·特倫森斯基（約 1825 年）的畫作。圖／田牧提供
八、「高貴」體現在讓人民獲得自由與人權

席勒這篇故事呈現出兩個我們一般稱之為夏里巴人的人、低端的人，他們沒有錢，是所謂「高貴」的相反。席勒透過這首詩歌要告訴人們，君王高貴不是因為他身上流有貴族的血，而是因為他有一顆還可以被感動的心。這個君王之前被視為是個暴君，可是這一幕展現他能被人性感動。所以重點並不只是說這兩個所謂的低端人的高貴，不只是這樣，這兩個人的高貴，還可以使君王被陰影遮蔽住的那顆心，能夠衝破陰影看到陽光，然後笑著跟那兩個人講：「我要與你們成為一起。」

當這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才是真正的「solidarity」，這裡面有人性的感動，有人性的高貴。我現在回過頭來問：習近平，或者今天早上那幾個在天安門前，在所謂的大典上講話的人，對於黨、對於國，看起來習近平是與他們一起的，而且還不止三個人，可是我對這一場景，感覺上就是七個字，剛剛講的「雞皮疙瘩掉滿地」，還可以加四個字，「不寒而慄」。可是，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看1799年，就算是1800年好了，超過200年了，而你中國共產黨今年100歲了，又怎樣？！他們超過200年，也就是說早在200多年前，至少在席勒這首詩裡面的西方人，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是真正的友情，那是真正的高貴，真正的人性展現。

你中國共產黨再怎麽偉大，我就想到後面還得加兩個字，中國共產黨不是偉大，而是「偉／尾大不掉」，它控制了中國超過70年了。你是有可以拿得出來的東西，14億人口每天都是開門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都能夠吃飽飯，這的確不容易，這個我們必須承認。但是人活著只為了柴米油鹽醬醋茶嗎？中國古人文天祥都可以講出「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這基本上是一個比較高級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也就是赴湯蹈火，求之不可得那種氣節，那種志向。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台灣還是日本人在管，但是我今天理直氣壯地，即便在德國，我們也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但是慶祝時，我腦袋裡面想的是當年那一些拋頭顱灑熱血推翻滿清的年輕人。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也是前人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當年的血性青年有理想，他們對於自我犧牲看得這麽小，但是對於這個民族，可以帶來的這種光輝，他們看得這麽大，所以他們可以自我犧牲。

台灣如果說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那，我們不是蔣介石的繼承者，而是當年這麽多的熱血青年拋頭顱灑熱血、推翻滿清建立起來的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之精神上的繼承者，是這個精神的照明燈塔之延續。也因為這樣，我一直認為這個燈塔要有火，以前要火把，現在可能要電池。燈塔本身是不能發亮的，燈塔必須有電池有火力，才能發出亮光。燈塔不是為自己存在，燈塔是為那一些可能即將遭遇船難的人所存在的，茫茫大海裡面又是風又是浪，他要一個安全的避風港，燈塔存在的意義在此。所以，台灣在過去那幾十年裡面，我隨手舉幾個人為例，雷震、殷海光、傅正，還有很多。可以看得到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跟中國當年青年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是相通的，是有脈絡相承的。

左起：雷震、殷海光、傅正。圖／田牧提供
九、台灣的一代精英佼佼者

今天的台灣有緣成為整個華人文化圈裡面的唯一燈塔。香港在1984年中英簽了約，1997年交給中國共產黨以後，這個明珠就淪陷而晦暗不明了。只要中國共產黨的手一伸進去，非死即傷，非滅即亡。今天小台灣要有大志氣，當年我和許多朋友一起走上街頭，為這個寶島的自由民主奮鬥，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志氣和認知。在此，我想到於我亦師亦友的金恒煒。作為外省人，他在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就已經有這樣的認知和勇氣。金恒煒的家人在中國，也被中國共產黨迫害過。台灣有原住民、有本省人、外省人，在1945年之前，台灣又被日本統治過50年，至少到1979年，台灣是美國在亞洲駐軍的其中一塊地區。所有這些，把我們連繫在一起，人就活這麽一次，它是一個緣分。

左起：張文翊、金恒煒、謝志偉，攝於2006年5月在柏林台灣駐德國代表處大門。圖／張文翊提供
我再回到「solidarity」這個字。讓中國的民運人士、台灣的自由派人士都站在一起，這與台獨一點不衝突，但這是另外的話題。我在德國這麽多年，幾乎每次演講，不管聽眾是什麼人，我都會提到，台灣人與中國民運人士及吐蕃／新疆、圖博／西藏、香港跟南蒙古人，我希望席海明主席也聽到，還有維吾爾族人等，我會說，只要我們站在一起，中國共產黨就會害怕，我們不要被他們分化，我們就會勝利。這當然需要很多、很多的耐性，也需要很多的勇氣。現在的台灣屬於比較幸運的，但也因為這樣，我們台灣人更須展現更多的「solidarity」，來跟大家一起，雖然台灣小，但是這叫「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我這些天在想，今天的演講，我到底要講些什麽，因為對共產黨本身實際的理論我真的是零，但是我跟他們的接觸是蠻多的，我從1973年開始讀德文ABCD開始，大概前後10年，1980年到德國，然後又回台灣去，一轉眼也都超過30年了。我在準備這個演講的時候，回想過去年幼時，只認為自己是中國廣東人，來到德國以後，就慢慢變成台灣基隆人，回台灣去以後呢，又變成節目主持人，當了新聞局局長還兼任政府發言人，我今天早上起床站在鏡子前面梳頭髮，發現自己又變成了另外一種人，叫做「歲月不饒人」。對，歲月不饒人的年華無情，我們也不饒中國共產黨的殘忍無道。

十、無論哪個民族同是「solidarity」

幾十年下來，我覺得首先我很榮幸，在國內、在國外有機會認識到這麽多的為中國民主化而努力的人，不管你是哪個地方的人，或者你是哪個族的人，但我有幸跟大家一起來努力，我們共同有「solidarity」。說「solidarity」要小心一點，英文裡另外有一個字叫做「solitary」，意思是孤獨，或指一個人單獨關在一個通常都極為狹小的囚室裡。很多中國民運人士都曾被共產黨如此關起來，那是「solitary」，如果有人因為追求自由民主而被中共如此關起來的時候，其他人就應當給他「solidarity」的感覺，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你，光這個就非常重要。

我非常敬佩的陳菊他們在台灣「戒嚴」時代被關的時候，本來要判死刑的，後來要判無期徒刑，再後來變成有期徒刑12年，最後關了將近7年。你們看到我辦公室牆壁上左邊那個地方有一張照片，就是美麗島的照片，其中一個就是勇敢的女性陳菊。現在的年輕人，聽到AI這兩個字母，想到的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我們那個年代講到AI的時候，指的都是「Amnesty International」，差別可大了。陳菊當時被關的時候，德國大赦國際組織台灣營救小組，主席是Klaus Walter，我到現在跟他都還有聯絡。他們當時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們第一個要讓台灣的獨裁當局知道，國際社會在幹什麽，你們既然叫自由中國，不能只有中國沒有自由。他們寫了很多信，後來問陳菊，她說一封都沒收到，這位國際特赦台灣小組的召集人跟我講：沒有關係，我們知道他們看不到信，陳菊看不到信沒關係，但是獨裁政權收得到信。他們就是要讓這些獨裁政權知道，被你們關在監牢裡面「solitary」的人在監牢外面有很多「solidarity」。

謝志偉與陳菊合影。圖／擷自謝志偉臉書
一個人被關，有一群人在關心。事實證明，這是有用的，陳菊親自跟我講過，陳菊他們知道有人在關心他們，雖然前途茫茫，不知是死是活，可是他們能感到溫暖。時間也差不多到了，在中國共產黨慶祝建黨100周年的時候，不想觸他們霉頭，但是我要說一句真心話，習近平還有整個中國共產黨，如果你們對中國跟對人有一點最基本的尊敬，那麽試試看，讓人民跟共產黨一樣有機會，成為一個高貴的人，而不是變成搞鬼的人，因為你們不相信人會高貴，所以你們看到影子就是鬼，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不幸。我最後就講兩句話：習近平說要把中國的故事講好，我只有講兩句話，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中國是個故事，中共是個事故！謝謝，我就講到這裡。（全文完）

謝志偉大使與妻子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圖／擷自網路，田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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