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斷裂的社安網／比國外差很多 國民心理健康預算 1個人僅27元
社區關懷訪視員，是走進精神病人家中的第一線工作者，他們陪伴傾聽、追蹤就醫，但是多年來人力不足，以109年來說，全台灣只有108位關懷訪視員，要服務3萬5千多位患者，案量比是1比331；而在看看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預算，110年6億3千多萬，平均每位國民只分到27元，顯現台灣對心理衛生、精神疾病的資源投入遠遠不夠。
思覺失調症康復者玉如：「同儕工作者很特別的是，我生病了然後我是經驗者，就是我走過來了，我才可以去做這份工作。」
思覺失調症康復者玉如：「(某些人)藥物副作用，有時候眼球會上吊，然後還有可能脖子歪斜，有些很嚴重會往後仰，然後講話不清楚，然後以前有人就會覺得說，我們是被鬼附身。」
那些看不懂的舉動，是他們努力跟疾病抗戰且共處，是我們漠視對疾病理解且接觸。
關懷訪視員林敬倫：「(你今天是要去哪裡訪視)，我今天要去金山，(金山大概要騎多久的車)，大概40分鐘。」
這一趟路我們跟著林敬倫，沿途從熱鬧市區看到山再經過海，顯現服務轄區之遠，天寒酷暑風雨無阻。
關懷訪視員林敬倫：「(怎麼停下來了)，因為我們等下後面是可能就很靠近我要訪案的地點，那可能就不方便帶你過去，因為就會有隱私的問題。」
林敬倫小心保護個案隱私，採訪團隊也不清楚目的地，沒有任何可辨識的資訊會出現在畫面中，謹慎再謹慎，因為社區關懷訪視員，是走進精神病人家中的第一線工作者，他們陪伴傾聽，追蹤就醫和服藥狀態，觀察個案病情變化等等，相當困難的是關訪員得建立關係取得信任，家門踏不進心門就打不開。
關懷訪視員林敬倫：「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接的一個個案，我跟爸爸聯絡好了，結果來開門的竟然是個案本人，因為症狀的關係就說我是壞人，那就追著我跑這樣子，挑戰可能就對於說可能，我們要打破我們很多習慣的一些常規或是我們計畫好的事情。」
即使事前準備周全，訪視過程的不可預測性相當高，難以有一套SOP來應對，見招拆招是關訪員的日常，非常耗費心力的還有。
關懷訪視員林敬倫：「就白天事情做不完，回家只能繼續做這樣子。」
關訪員訪視完得打成紀錄上傳到中央的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採訪這天林敬倫還有訪視逾期案量62件待key，制度要求他們有效率，但林敬倫曾經服務破百的案量，還有結案的壓力。
關懷訪視員林敬倫：「你看他(個案)穩定了四個月之後，你評估他的分數什麼他其實就掉二級，那二級來說原則上我們就可以結案，對，但可是我可能就不會選擇結案，我可能就先處理完服藥順從性的問題之後，我可能還會再看一下他其他的部分，包含說他的日常生活的規劃跟安排。」
精神疾病個案是一個個，擁有不同故事的血肉之軀，不是系統裡的量化數據，結案快不等於服務品質，關訪員想幫他們做的更多，但因為爆量流動率一直很高，根據衛福部心口司提供的數據，第一、二級精神病患人數，107年有4萬1千多人，全台灣社區關懷訪視員只有96位，等於1個人要服務435人108年是99位關訪員，案量比1：406，109年多了9位還是高達1，331，衛福部沒有足額補助地方政府被審計部提醒改善。
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你覺得合理的案量比應該是多少)1，25，其實1，25也不是最合理的，只是說平均因為要看個案的情況。」
社區關懷訪視員，努力不讓個案和社會斷線，政府必須要給他們足夠的支持。
而除了醫療，對精神疾病有更多的可能在發生。
這天寒流來襲厚厚的外套，讓玉如拄拐杖更吃力些。
思覺失調症康復者玉如vs.記者：「(腳是開始什麼時候不舒服的)，從(2020年)今年4月，就可能跟藥物副作用有關。」
玉如28歲時發病身為護理師，她很快就有病識感就醫確診思覺失調症，穩定和疾病共處8年，沒想到又左腳內翻無法好好走路，拐杖觸地聲是生命對玉如的敲擊，但她沒難過太久轉化成加倍的力氣，走出去訪視幫助人。
同儕工作者玉如vs.受訪者李先生：「(坐捷運時)會怕說人家會有異樣的眼光，那所以才會就是，很想坐在最邊邊，對某些人來講，真的是有壓力或是困難的。」
玉如耐心傾聽，和受訪者李先生聊著生活點滴，像吃藥後的不舒服心理調適等等，她都可以很快抓到對方的意思，因為她是經驗者是真正的感同身受，玉如接受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康復之友協會等單位的培訓後，成為一位同儕工作者，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不亞於醫護和社工。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總幹事謝詩華 ：「精神疾病它帶來的一個困擾，其實是非常多元非常多個面向的，那這些對於專業工作者來講，因為我們沒有共同的經歷，其實那個對我們來講是有距離的，(被訪視者)他們能夠看到另一個同儕，他現在的狀況是非常好的，那那個是一個希望感的一個來源。」
同儕工作者玉如：「雖然以前生病的過程，好像是一種失敗的經驗，可是如果放在同儕工作者這個角度上來看，就會發現原來我可以因為生病的歷程，去激勵到別人，就變成生病好像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在英美、澳洲等國家，政府和民間團體合作舉辦課程和認證，訓練精神疾病者，取得同儕工作者的資格後，就能在相關精神機構提供服務，但在台灣缺乏政府制度化的資源投入，民間團體仍在不斷爭取倡議。」
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那這種概念其實當然，也是對的，其實國家發展到一個程度，(同儕工作者)這就是一種作法，對衛生單位來講，就是我現在連專業的都還沒布建完，我認為這是基本的我先有好的醫療，連續性的醫療都做到了，我再去做這個。」
涉及衛政和社政兩個單位，國家對精神疾病者的想像和支持，必須重新檢視，而攤開5年來的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預算，106年是5億2千多萬連續兩年減少後，到了110年進步到6億3千多萬，只是換算後，每位國民平均只有27元，連超商的三明治都買不起。
除了得更重視心理健康，不只政府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整個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只會讓患者更退縮更不敢就醫，他們需要被接住不是被排擠，他們不是異類是受苦的靈魂，願意伸出援手的社會，才能讓大家身心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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