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並非俄羅斯與西方一決雌雄的「主戰場」，更像是俄版印太戰略的「訓練場」

文：納扎爾拜・葉爾肯（Yerkin Nazarbay，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武漢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

伴隨4月弔詭的「別爾哥羅德（Belgorod）空襲事件」一同得以快速傳播的是直至今日還未被俄官方所證實的「臨陣換帥」之說，即「俄羅斯陸軍上將亞歷山大・德沃爾尼科夫（Aleksandr Dvornikov）被任命為俄駐烏克蘭部隊最高指揮官。」

這位「4月風雲人物」自頓巴斯（Donbas）爭奪戰打響以來，其頭銜在俄羅斯聯邦國防部官網上依舊標示為俄羅斯聯邦南部軍區（Southern Military District）司令，而非「烏克蘭戰區最高指揮官」。

但毋庸置疑的是，分別負責南俄草原及黑海海域安全的「俄羅斯聯邦英雄」德沃爾尼科夫，作為蘇聯解體以來俄軍將領中最具實戰經驗且影響力的人物，無論如何都將註定「扭轉」現有之「全球態勢」，而非「區域戰事」。

因此，深入解析德沃爾尼科夫的出生背景與發展經歷，是預測克里姆林宮，乃至國際地緣政治格局演變之方向及特徵的關鍵之所在。

如同「紫光東照」的「遠東派」指揮官

1961年出生於俄羅斯遠東濱海邊疆區烏蘇里斯克（Ussuriysk）的德沃爾尼科夫，可謂俄軍東部地地道道且土生土長的高級將領。其童年時期所就讀的烏蘇里斯克蘇沃洛夫軍校，不僅是當時遠東地區首屈一指的「機械化作戰」之國防教育訓練中心，而且還是全國「根基最深」的反法西斯愛國主義教育中心之一。

上世紀60年代末期，與德沃爾尼科夫一同入校的官生，一方面在熟知掌握包括蘇聯元帥格奧爾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之坦克戰及縱深戰等理論經驗的同時，另一方面則擁有其他區域軍校學生所不具備的特殊「親身經歷」。即中蘇邊界衝突之珍寶島事件「記憶」，以及由時任蘇聯國防部長安德列・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元帥之先發制人的「精准核打擊學說」。

不僅如此，德沃爾尼科夫還在其服役之次年「見證」了中美建交與中越戰爭這兩大具有重要地緣戰略意義的事件，如何影響蘇聯的「未來發展走勢」。

受特殊歷史及地理因素的影響，當今烏蘇里斯克蘇沃洛夫軍校，是俄羅斯聯邦國防部在其遠東地區培養「知華派」、「知英派」和「知美派」愛國青年軍官的基礎教育基地，重點培養其英中雙語之運用及操作能力，可謂高素質多元現代化軍事人才之「搖籃」。

百年以來，對俄羅斯精英而言，位於西北部的聖彼德堡與波羅的海賦予了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所屬歸宿的方向。而西南部的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和黑海則為民族強盛之道指明了方向，賦予其相應的族之欲望與民之動力，並且使所屬國族精神始終保持在「沸騰」的狀態之中且永不滅。

相比之下，東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和太平洋卻是擺脫「百年枷鎖」的突破口，同時也是實現「百年海權夢」的橋頭堡，即突破區域封鎖且影響國際秩序的新出發點和立足點。

絕不可接受的「再分裂」與「再綏靖」

完成11年軍事義務教育後，德沃爾尼科夫直至2005年，相繼在莫斯科高等聯合兵種指揮學院、伏龍芝軍事學院及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深造。畢業後在位於中俄交界處的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之遠東軍區，先後擔任排長、連長及營參謀長（哈巴羅夫斯克自2010年起成為新重組合並後的東部戰區總部所在地）。

蘇聯解體前夕，德沃爾尼科夫先後還擔任了，蘇聯駐德國西部部隊機動步槍營正副指揮官，隨之目睹了柏林牆的倒塌與蘇維埃信仰大廈的土崩瓦解。1994年德沃爾尼科夫與所屬西方集群（Western Group of Forces）全面撤出統一的聯邦德國後，於次年先後在莫斯科軍區擔任團參謀長及團長（2010年起該戰區被併入總部位於聖彼德堡的西部戰區），直至第二次車臣戰爭全面爆發為止。

對大多數出生成長於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時期，並成功立足於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時期的蘇聯人而言，蘇聯解體可謂人間悲劇，被視之為是一場原本可以完全避免的厄運。

其中，德沃爾尼科夫與普亭均屬上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親眼目睹蘇聯歐陸勢力之「節節敗退」與「步步緊縮」的安全部門骨幹。因此對「解體」的理解不同於任何形式的旁觀者，是絕不允許其蘇聯首任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與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之雙重悲劇性決策再次重演的「前朝遺老」。可謂立足於全球去帝國主義浪潮之上，但卻與之逆流而行的後帝國主義之「遺民代表」。

「特別軍事行動」屬俄「平叛」之慣例

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亭將此次俄烏戰爭稱之為「特別軍事行動」，爆發於1999年的第二次車臣戰爭也被當時的克里姆林宮決策層，稱之為規模有限的特別軍事行動，即「北高加索地區反恐行動」。

當時的德沃爾尼科夫是在俄軍北高加索軍區司令維克托・卡贊采夫（Viktor Kazantsev）宣佈全面封鎖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後的第二年起，被升任為該戰區師參謀長，並且在三年內再次晉升為師長。

需要強調的是，「北高加索地區反恐行動」之指揮權在爆發初期第一年歸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所屬，但在德沃爾尼科夫分別擔任所屬軍區師參謀長及師長期間，其所屬指揮權卻被移交至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之後又再度轉交至俄羅斯聯邦內務部。

因此，該時期隸屬於國防部的德沃爾尼科夫在北高加索軍區的主要任務並非是全面自主的實施「主攻」，相反是協助其主要負責部門一同實現「平叛」。

正當「北高加索地區反恐行動」進行的如火如荼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領導人，於2001年6月15日召開首屆上海合作組織首腦會議。並且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關於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上海公約》，自此上合組織正式成立。

同年7月16日，普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莫斯科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進而從法律上明確了以遠東地區為核心的中俄邊界，其有效期為20年，即根據條約生效日至2021年2月28日。

不難看出，普亭上任初期所首次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雖是對內，但其效果可謂「一箭三雕」。即通過強硬姿態與毀滅性軍事打擊分別先後「平定」高加索、「重導」中亞（Central Asia）及「立穩」遠東。為普亭治下的俄羅斯「再次偉大」創造20年的崛起期，以便重新構建自東向西且自北向南的新地緣政治及經濟「統一空間」。

為俄羅斯崛起之「南下戰略」保駕護航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後，德沃爾尼科夫於2005年起，開始擔任俄羅斯聯邦國防軍副司令，之後又兼任西伯利亞軍區參謀長。

2008年俄格戰爭爆發前後，德沃爾尼科夫出任兩年俄羅斯聯邦遠東軍區司令，並且在中亞吉爾吉斯第二次革命爆發後的第二年（2012年）成為中央軍區參謀長及其副司令。

时隔兩年，俄羅斯聯邦在相繼引發克里米亞危機且將其吞併後，德沃爾尼科夫於次年（2015年）被任命為以塔爾圖斯（Tartus）海軍基地為中心的駐敘俄軍指揮官。其「任務」是避免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府被反對派徹底推翻。

德沃爾尼科夫在維護親俄大馬士革（Damascus）政府安全的同時，協助其實施有限且符合克里姆林宮國家利益的「平叛行動」，進而最大限度地製造出有利於己的「安全緩衝區」。確保其隸屬於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塔爾圖斯海軍基地不受「外部威脅」，保障以黑海為根基的俄羅斯「南下戰略」暢通無阻。

不同於車臣戰爭，俄羅斯在敘利亞所實施的「特別軍事行動」可謂名副其實的協助型「平叛」與軍事介入。其最終軍事戰果並非是局部的「削弱」潛在威脅與地區權力「調整」，相反是「創造」長期且跨國跨洲的棘手現實問題，即難民危機。

俄烏戰爭純屬反向型「聲東擊西」

總體而言，蘇聯解體後的首次實戰之兩輪車臣戰爭，隨即成為俄羅斯實施現代平原及高原陸路之地空聯合作戰的試驗場，為「平叛」創造了具有強大地毯式破壞性的俄式城鎮戰。

而緊隨其後的敘利亞戰場則成為前「試驗場」的「驗證場」，將原有的地空聯合作戰經驗與海上力量相結合，打造出全方位的新型陸海空作戰體系，為更大規模的「境外反叛」做好準備，即俄烏戰爭。

相對而言，烏克蘭戰場自伊始就早已成為俄羅斯遠端火炮與彈道導彈的靶場，即便其地面部隊遭遇烏方強有力的阻擊，各式各樣的蘇制或俄制飛彈依舊持續不斷地相繼落入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城鎮工業區與基礎設施樞紐區。向俄軍總參謀部提供技術及戰術優化升級所需參數，進而為國防力量之遠程先發制人式精准打擊裝備之「更新換代」創造依據。

德沃爾尼科夫身為俄羅斯戰後的新一代「遠東派」指揮官，格外注重俄羅斯新時代區域海權之爭。伴隨俄羅斯地緣經濟戰略重心的東移，俄羅斯國防前線會緊隨其後著重於遠東太平洋及其相連的印度洋，誓死保衛其戰略縱深與僅存的生命線免遭窺視者所侵食，即「俄版印太戰略」。

俄白兩國領導人於4月12日在遠東「東方航天發射中心」進行會談本身就已傳遞出上述明確信號，包括太平洋西岸的南海、美國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以及阿拉斯加本土均在遠端彈道飛彈的打擊範圍之內。

因此，始終緊握現有之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絕對霸權，是俄羅斯避免經濟崩潰與國防安全免遭毀滅性打擊的重要保障。其中遠東作為前線陣地是重中之重，與此同時也是唯一可同時結合運用三場「特別軍事行動」之戰爭經驗的三位一體之地，其短期地緣戰略意義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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