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憶恩師余英時治學寫作 「附庸蔚為大國」寫序文蘊釀成專書

史學大師余英時日前在美國寓所辭世，《聯經出版》4、5日舉行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5日下午曾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歷史學者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是余英時的學生，分享多年來觀察恩師的學之道。除了注意到余英時長期思考蘊釀問題的習慣，發現余英時許多著作都是「附庸蔚為大國」的方式而來，從一篇序發展成專書。

演講時王汎森提到，余英時應該是某個時段掌握與廣泛接觸大量古今書目，大概1960、70年代上課提到哪本書時，都會用手比一下厚薄，對書目有一個廣泛提要性的了解；另外王汎森觀察到，余英時對1930年代以後的學術著作，像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包含思想、文化、政治類著作都很熟。

王汎森：余英時有時時思索各種問題的習慣

另外，王汎森也提到，一次談話中，余英時認為史學家要能掌握時事，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了解；另外，他也觀察到余英時有時時思索各種問題的習慣。王汎森回憶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時，余太師母告訴他，余英時在1957、58年左右，喜歡看美國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等同一邊跟著劇情進行偵查、思考。余英時也在自己回憶錄提到讀過福爾摩斯全集，這種層層思考分析、解決疑難的習慣無時不刻在進行。

王汎森觀察到，余英時讀書極為專注，他當學生時，都是報告之前沒多久才把材料給同堂同學和余英時，他形容余英時閱讀書的專注「在看的片刻，好像只有他和那頁書存在」，就像朱熹形容讀書時「便作焚舟計」，坐小舟登岸後，船會燒掉；好像這書讀完，此生不會再看到它，但已深深印在你腦海中。

王汎森也提出一個比喻叫「總集性的文本」，余英時對每個時代的「總集性文本」都很熟悉，這就像一本可以論及近代文章，多少都有1、2條內容與它有關、索引式的書，如《胡適日記》就為一例，就像有座標在那裡，可以去觀察、連結某事或人物。

余英時也說，自己平常讀各式各樣的書，形成問題之後，哪天要寫文章了，再回去補充查找相關資料，因此自己「備而不用的東西還很多」，另外像他閱讀過的內容，像是在腦中形成資料庫，有個圖像，一旦談到歷史上某事，就會在腦海中比對其位置。

王汎森：余英時上課從來不拿筆

有趣的是，王汎森說到，老師上課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但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王汎森說，余英時長期思索成習慣，有打腹稿的習慣；真正動筆要寫的時候，再把重要材料看一遍，就放在一旁開始寫，因此讀余英時的論文不會覺得他引用的史料很繁重，但動筆起來就沒日沒夜，如同《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的文章提到，余英時在寫《重尋胡適歷程時》1個月寫9萬字；以前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時，趕稿起來宛如「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王汎森提到，余英時除了傳統文獻，還很重視新材料，像寫《論天人之際》之時，也用了相當能力所及的新材料，其中對「郭店楚簡」在註釋裡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如認為外界論斷它在孔、孟之間是太早，應該是在孟子之後。

王汎森：余英時在寫作上有「長期的醞釀」特色

王汎森注意到余英時在寫作上有「長期的醞釀」特色。他指，余英時寫2種文章，一種拿起筆就寫的，但大部分重要的文章都可發現追索很久的痕跡，就像珍珠在蚌殼裡，如余英時的第1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成書是來自於1957年交給老師楊聯陞的一篇報告擴張而成的，原來只是研究生的學期報告，後來出成一本英文書、升等論文，中間經過了10年時間。

王汎森表示，余英時還有一種著作的源起是「附庸蔚為大國」，王汎森舉出多例，很多專著都是起源於為某書寫序而來，如《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從一篇序變1000頁的書；還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幫顧頡剛日記寫序，變成《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等等，機緣一來被邀寫序，就由腹稿把它擴充成一本書。

王汎森提到，余英時每寫完一篇論文，都會請秘書印個1、20份，給學生、朋友，還有他的老師楊聯陞，楊聯陞也會「從四面八方攻看其論證」，像有一次寫了戴震與章學誠思想，楊聯陞就回應從他文章看來，戴震與章學誠只有立言，沒有立德立功，反映清代士人特色；另外，從此書來看，戴震與章學誠思想沒有宇宙論，這些都是為文後受到同儕社群反饋的結果。

王汎森表示，余英時曾說過，論治學，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王國維實際上最用功的時候只有20年，像下圍棋沒有廢子，「用力得當」，余英時也是圍棋高手，每到一處都找人下棋，他觀察，這種從外向內包圍，慢慢形成問題，治學宛如弈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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