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人寫字──我的塗鴉人生

監察院前副院長孫大川先生以塗鴉書寫聞名於藝文圈及政壇，正在華山紅館展出的「番人寫字」書畫展，呈現他幽默的個性......

一 少年字畫迷

自小就愛塗鴉，但從來未想過要將這些胡亂塗寫的「作品」，集結成冊並公開展覽。

塗鴉的習慣可能和成長的環境有關。我是一個1950年代初生長在台東邊緣部落的卑南族人，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部落裡既沒有圖書更沒有什麼文具，我們汲取知識的來源，主要和生活實用有關，而一些規範性的倫理訓導，則又都來自長輩們的口耳相傳。所謂「書本」的知識，是不存在的；「文字」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

1959年，我六歲，從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回來度大一暑假的大姊，扛著一箱書回家。那一年夏天，我被大姊書裡的圖文所迷惑，翻了又翻、畫了又畫。第二年九月，我進小學，開始學國語，從ㄅㄆㄇㄈ一筆一畫來學習。我最歡喜每學期開學發新書的時刻，書的香味和一頁一頁新鮮的圖畫及單字，給我帶來無限的滿足。通常，我會一口氣翻遍所有新書的內容。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有囤積書籍和胡亂塗鴉的習慣。

大姊大學畢業後，返台東女中任教，不久便和浙江籍青年軍出生的大姐夫張俊渭先生結婚，移居桃園龜山。大姊大學時代的書，成了我第一批的收藏；後來二姊、三姊、小姊姊的書籍也陸陸續續由我接管。大姐夫知道我喜歡字畫，也常寄一些小畫冊回來，有黃君璧、于右任、溥心畬等等，影響我最大的是張大千的字畫。肥瘦拉扯像螃蟹的字體，大片的潑墨，很適合我的性格。我臨摹大千先生的墨荷、松竹、仕女，還用老家剩餘的「和室紙」摹寫〈長江萬里圖〉的一部分； 每次塗鴉完畢，對著我的家人和一臉茫然的部落玩伴，自吹自擂、口沫橫飛，現在回想起來還真覺得滑稽。

上初中之後，不再和父母一起睡，我擁有自己一間小小的塌塌米房。除了一張小書桌（那是哥哥在公東高工木工科的習作，現在還安好地存放在台東老家），四面牆掛滿了我的「書法」和「畫作」，角落還疊起我「接收」的藏書，一派文士風格。每每坐進自己精心布置的房間，翻翻書桌上的書本，游目四周的「大作」，為之躊躇滿志。這個毛病我一生不改，妻子、兒女深受其害，但也無可奈何。從高中、大學、研究所到比利時留學，後來在東吳、東華、政大及政府機關教書、工作，每到一個新的住所、研究室或辦公室，我的書和字畫就跟著搬到那裡，掛到那裡，一點也不嫌累。

二 帖外摸索

因為一直都是隨興塗鴉，我既無師承也不耐臨帖，是自耕農，寫的是「有機字」。雖然如此，我從小卻很注意長輩或師友們寫字的風格。我父親孫夫勇先生（puiyung），民國前五年生，雖沒受過正式的教育，卻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日文字。 我的表舅孫德昌校長，日據時代讀台南師範，和後來被槍斃的鄒族高一生同班同學，他晚年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常將主日彌撒經文以日文假名拼寫的方式手譯成卑南語，供族人閱讀。和父親比較，表舅的書體工整、一絲不苟，父親的字則顯得放鬆許多。我後來發現早期師範教育出生的國文老師字體大都比較拘謹。大學時代師長們的板書，常和他們研究的專業相應。教經學史的屈萬里先生，寫字一筆一畫，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像鐫刻的一樣；金嘉錫先生，字如莊子，飄逸瀟灑，靈活自在。

我生性大概和父親一樣，性格較偏向老莊。我家二姊孫秀女女士也有這種傾向，她1961年台北護校畢業，一直在衛生單位工作，行事作風像男子，多才多藝，字體豪邁，完全不受拘束。二姊握筆的方式很特別，拇指、食指和中指抓在鋼筆很後段的位置，離筆尖遠遠的，寫字像用腳尖跳舞。後來我看我二姊夫賈廷僚的字（他是河南人，青年軍出生，中年轉任教職），筆意顯然影響二姊很深，只是二姊的字更野、更狂。現在回想起來，我寫字的心態和作風，應該無形中受二姊、二姊夫的影響，和父親同屬一脈，我們都不臨帖，也不懂書法的種種規範。

嚴格說來，我應該是在大學時代才算是真正開始接觸書法行家，那之前紙筆不計較，純粹塗鴉。這個轉變主要是受同班同學夏振基先生的薰染。夏振基，馬來西亞僑生，大我們六歲。進台大中文系之前他顯然就有書法、篆刻、繪畫和古典詩詞的根底。大學四年，我們住在同一棟男生宿舍，我住210室，他住212室。老同學不但筆墨紙硯樣樣俱全，畫畫篆刻也樣樣都來，我第一顆專用的閒章就是他刻給我的。「海量」二字對我不知是褒是貶，邊款「賭酒須羨海量，大川以為然否」，倒是非常符合我的味口。這顆小印章從此和我輾轉天涯，變成我落款自我指涉的稱號。老同學的薰陶不僅止於此，他泡紅茶、喝咖啡、抽「Dunhill」、吃酒、唱老歌…，所有可能玩物喪志的文人習氣他都具備。寫字刻印原來不光是一種技藝，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生命情調。他和臺靜農先生、汪中先生頗有往來，與王北岳先生、戴蘭村先生更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夏老大」（同學們都這樣稱呼他）深知我對畫畫寫字定性不夠，大學四年下來，根本不耐指導，任憑我塗鴉亂寫，既不批評也不鼓勵。我最大的收穫是從此以後畫畫寫字膽子越來越大，更可以從他那裡A到上好的筆墨紙硯。畢業時除了「海量」那顆印，我唯一正式獲贈的一幅字是一張小小的「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錢」，像極了他的性格，我們的確在一起「窮開心」了整整四年。老同學回馬來西亞之後，教書、寫字、授徒不斷，尤其用心製聯，贏得「聯王」的美譽。我的戲墨、塗鴉人生最該感謝的是他，我們永遠的夏老大。

三 筆墨混跡天涯

服預官役期間，我除了帶一些書，筆墨紙硯，移防到哪裡就帶到哪裡。不久調到師部參一科當人事官，科裡文書兵紀仰昱先生寫得一手好字，楷、碑尤精，老參謀官也愛寫字，一年十個月的軍旅生涯，兩岸和平不打仗，我樂得玩筆弄墨。退伍考上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是校長羅光總主教。總主教畫馬、畫竹也寫字，看他的書畫風格大概和我一樣，屬於直抒性情那一類。研究所期間， 我還在新莊附近的清傳商職任教。校長連勝彥（傑閣）先生，師事澹廬曹秋圃先生，乃書法名家。因他的影響，清傳有非常濃厚的藝術氣氛，讓我悠遊自在。

碩士班畢業後，偶然機緣得南懷仁基金會（Verbiest Foundation）的支持，赴比利時魯汶大學（K.U.Leuven）留學，筆墨當然是要帶的。那段期間，為當地中國餐館寫招牌、畫屏風，為兩岸三地同學寫字補壁，是經常有的事。當年我們台灣同學會還策劃了一場「寶島之夜」。為募款起見，我們將各色壁報紙切成四等分，貼上裁好的空白宣紙，權當裱過的一樣。我一面帶大家跳「山地舞」、舞獅、指揮合唱，還趕場到書法區，為「洋同學」們寫字。我們準備好三、四本中英對照的唐詩選集，同學們可以任選一首排隊指定來讓我書寫。忘了當時一幅字定價多少比利時法朗，只記得求字的隊伍排得長長的，應該為同學會賺進不少銀兩。

那段時期，國安局的李天鐸也在新魯汶大學深造，我一向與軍人投緣，一見如故，常杯酒高歌，談論家國。1986年他學成歸國前夕，希望我寫一幅李白的〈將進酒〉存念，我不知天高地厚，慨然應允。記得那是一個周末的午後，我喝掉一瓶紅酒壯膽，展開捲筒，一口氣從「黃河之水天上來」寫到「與爾同銷萬古愁」，落款是：「丙寅年暮春海量大川於比利時酒後使筆一揮」，在歡送會上親手交給天鐸， 作為惜別禮物。之後，我們闊別二十多年，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奮鬥浮沉。

2006年某日，我和他及湘如嫂在大直「黑白切」不期而遇，天鐸劈頭第一句話就說：「你給我寫的〈將進酒〉，二十多年來從台灣到法國，我派到哪裡就帶到哪……，現在就掛在我客廳的牆壁上。」2017年春節過後，天鐸邀一桌好友到他充滿藝術氣息的豪宅喝春酒，大女兒、女婿陪同出席，飯後便在那幅多年的舊作前合影， 見證這段不可思議的情誼。

2009年我因八八風災重返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任職，救災工作繁鉅，行政院、立法院及內部會議一個接一個，有時深感枯燥、疲累。為了調劑身心、保持平衡，隨手抓起桌上的紙筆胡亂塗鴉，畫質詢的立法委員、畫對桌的內閣閣員。我曾將畫林中森祕書長和陳沖院長的塗鴉給內閣同仁看，林祕書長繃緊的面孔和陳院長加菲貓的模樣，大家都覺得頗有幾分神似。我因而更加大膽了，塗鴉的範圍逐漸擴大，畫朋友打瞌睡、臨摹八大山人、豐子愷、馬蒂斯等中西名家的畫作，更氾濫至各式各樣的裸女圖片。紙張是隨處拿的，尺寸、顏色、破損不計。我習慣用日本吳竹筆（kuretake）來塗鴉，並規定自己盡可能在十分鐘內畫完，有時候順手，有時候功虧一簣。寫字、畫畫對我來說，最大的樂趣，就在其不確定性，每次落筆完全沒把握最後會寫成怎樣。今年（2022）稍早，我突然心血來潮，在一個涼爽的午後，濡筆默寫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第一次試寫，前後不到四十分鐘，一氣呵成，既沒布局，更沒草稿，筆筆冒險。完成時呼一口大氣，全身起雞皮疙瘩，像中了邪一樣。全卷首尾約7.5公尺（19x761cm）長。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難以想像。

四 正心誠意之外

我當然知道「書道」自有其莊嚴的一面，也願意相信它有正心誠意的教化功能。但不知從何時起就十分排斥書法展裡千遍一律的運筆方式，有時因為討厭自己寫出來的字像某某某，便故意用左手來寫。內容方面，雖也常寫詩詞歌賦和儒釋道的哲理金句，但對那些自己永遠做不到的格言訓誡，卻愈來愈有隔閡感。所以「提不起」、「放不下」、「半醒」、「持杯人」、「少壯不努力，老大徒三杯」、「在哪裡跌倒，在哪裡躺好」之類的句子，便層出不窮了，目的只想藉此坦承人性脆弱的事實。對政治的口號，我也喜歡諷刺以對，「山民主義」、「一寸山河一樽酒，十萬青年十萬瓶」、「酒二共識，一盅各表」等等即屬此類。當然以「酒」為名的書寫，更如脫韁的野馬，隨處可見。「身心俱啤」、「有口皆杯」、「登高必自杯」、「杯從中來」、「舉光日」、「久久酒一次」、「如山如水，有酒有歌」等等都是我愛寫的句子。我還以擬聲的方式寫出「把來」、「酒來」、「渴來」的日本人划酒拳，引起部落族人哈哈大笑，覺得中國書法原來可以離自己那麼近。

沈謙先生在世的時候，曾給我看一對嵌字聯：「陳水扁單耳偏聽，呂秀蓮雙口多言」，很引起我為政治人物或名人製聯的興趣。一如隨興塗鴉一樣，我當然無法像沈先生那樣對仗、平仄、押韻工工整整，但卻自有一套插科打諢的做法。比較規矩的如寫給江宜樺院長的嵌字聯「名無固宜言默由心，山有佳樺煙雨相隨」；豪放的如給陸委會前主委賴幸媛的「所幸兩岸風雲過，名媛孤帆江山渡」；調侃的如寫給我敬重的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師孟的「師父大人不為五斗米折腰到底為什麼，孟老夫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終究沒人理」；無厘頭的如寫給馬英九總統的「英英美代子，九九乘法表」；為了逼酒党（尚人不尚黑）曾永義先生讓出党魁位置未果，特製一聯「永不退讓做党魁，義無反顧乾到底」，以狀其堅定之意志…。這些塗鴉書寫， 只為一時即興的趣味，完全認真不得。

長久以來，我寫字落款都以老同學夏振基的賜號「海量」為名。2014年轉任監察院（我戲稱「入監」）之後，為表達對老院長于右任先生的孺慕之情，開始用「左衽」的別號，取「吾其披髮左衽矣」之意，既追隨老院長，同時表明寧做「番人」的心志。2021年5月間，詩人李魁賢先生常在臉書上看我塗鴉臨寫八大山人的畫作，建議我另用「八大川人」的別號。想想我親哥哥就叫「孫大山」， 與「八大山人」在名稱上似有脈絡可循，覺得趣味盎然，便欣然接受，我因而又多了一個落款的稱號。玩物喪志至此，不亦快哉！

五 坐對斜陽游於藝

近十年來，承蒙古董專家兼收藏家畢庶強、林珍年夫婦的鼓勵和抬愛，認為我的塗鴉書寫或許還可以帶給人一些輕鬆、自在的「笑果」。他們認真整理了我龐大、散亂的「作品」，安排多次的展覽，並穿針引線讓我認識了陶藝家陳志忠夫婦，合力創作了一些陶藝品，為我塗鴉之路開闢了另一個可能性。行年即將邁入七十，或許真該放下一切，認真考慮「游於藝」這件事了…。

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我寫字、塗鴉完全任性而為，許多自以為是的歪理，希望沒有冒犯到方家們的規矩；同時也希望自己錯誤的示範，不會給愛好書畫的年輕朋友帶來困擾，是所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