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日同盟勝過日中友好

17日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華府的會談登場，會後雙方發表「共同聲明」，將美日同盟定位為「新時代的美日全球夥伴關係」，此「共同聲明」可解讀為繼25年前（1996年）的4月17日，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龍太郎首相的「美日安保再定義」之續篇或補充，在美日關係上深具意義，亦為菅首相對日本外交的重要建樹，有利於菅義偉鞏固在自民黨的領導地位，帶領「自公執政聯盟」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大選贏得選民的支持。

「拜菅會」前台灣各方關注日本是否為對「台海有事」表態，並明確美軍與日本自衛隊如何共同應對台海的緊急事態，但此舉將造成美國失去對台海情勢保持的「戰略模糊」，無助於「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此外，日本雖在日中邦交正常後，首度在美日「共同聲明」言及台灣，但菅義偉無意否定《舊金山和約》第2條的法律見解，對「台灣主權歸屬」不語的立場，此為日中國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礎，亦為日本在「一中政策」下，與台灣維持實質關係的「創造性模糊」，避免日本在兩岸間顧此失彼。

二戰結束後，日本在安保上須依賴「美日同盟」，但日本始終憂慮在美國的亞洲戰略體制中捲入戰爭的風險，1960年的「安保鬥爭」即因之而起，此意味在日本政界縱使存在恢復軍備的主張，但深受戰爭所苦的日本國民多數仍記取歷史教訓，支持戰後的和平主義，對戰爭戒慎恐懼。

回顧1996年的《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21世紀的同盟》，日本取得較冷戰時期更具彈性的防衛空間，在「日本周邊地區出現緊急事態」時，自衛隊得協同美軍出兵海外，將日本的角色由單純「接受保護」轉變為「主動介入」。當時，北京對此表達嚴重關切，認為美日同盟未來可能插手兩岸爭端。

為避免中國過度解讀，結構性破壞美、日、中三邊關係，橋本首相向中國說明美、日安保體制中所謂的「周邊有事」並非針對大陸或特定地區，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事態的性質，日本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期待「台灣問題」以台海兩岸的當事者和平解決。對「周邊事態」的見解，美、日別無二致。

「拜菅會」後的「共同聲明」強調「台海的和平與安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仍不脫美、日共同支持兩岸爭端和平解決的一貫立場，但在中國軍事力量持續增強的現實下，導因於中共意圖以武力攫取台灣，亦或以軍事手段解決東海及南海爭端而發生之美中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永遠存在。屆時日本勢必須在「美日同盟」與「日中友好」間取捨，但盱衡現實的國際政治環境與日本的國家利益，美日關係始終較日中關係更為密切。此認知，戰後日本歷代首相無一例外，若無意外，日本當會就「美日同盟」而捨「日中友好」。

因此，和平解決兩岸及東海、南海爭端為中國展現「和平崛起」的必要，否則將坐實「中國威脅」，錯失中國再興的良機。（作者為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