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謝長廷過度解讀日本立場

拜菅會的《美日共同聲明》重提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美、日及兩岸輿論紛紛拿來和1969年11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發表的《共同聲明》：「維護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同樣重要」表述相提並論，認為這是時隔52年，且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美日同盟對台灣問題的重新表態，代表「美、日無視北京的『核心利益』，積極介入『台灣問題』」，意義重大。

日本無意全面抗中

大陸評論悲觀認為《美日共同聲明》言及台灣，形同對中外交倒退回1969年。台灣則將此視為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的「再保證」，樂觀期待美日同盟在「台海有事」時協防台灣。無論大陸的「悲觀」或台灣的「樂觀」皆脫離現實，且忽略今昔狀況不同。

相較於1969年《美日共同聲明》明記「台灣地區」，此次則以「台灣海峽」為對象，此雖為對「兩岸關係」的關切，卻避免對「台灣問題」直接涉入，意在降低對中關係的負面影響。此外，當年正值美蘇冷戰，尼克森意圖打「中國牌」，改變「中國政策」，美國須對「追隨美國」的日本有所交代，在「台灣問題」上給日本「定心丸」，以消弭日本對美疑心暗鬼。

尼克森向佐藤表態「美國對中華民國在條約上的義務，美國將遵守此義務」，亦即美國當時無意改變對台外交承認。因此尼克森及佐藤的《共同聲明》與其說是「美日同盟」對台安全承諾，不如說是美國對日本的外交保證，使佐藤內閣相信尼克森政府在對中關係調整中，不欺瞞日本。

然而這次的《美日共同聲明》，肇因於大陸不斷加大對台灣的壓力，兩岸緊張升高，美、日共同對北京表態關切台海局勢，其背後主要是日本首相菅義偉向積極尋回同盟、確立印太統一陣線的美國總統拜登「表忠」。但日本無意與中國全面對抗，導致中日關係全面性後退，以避免損及在中國的經濟利益。

日本外務省強調，聲明中維持「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基調，即是向中國傳達，日本無意改變以往立場的訊息，以防北京過度反應。可見菅義偉不樂見前首相安倍改善中日關係的成果付之東流，希望在安保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而北京在嚴詞批判《美日共同聲明》之餘，仍留餘地，未召日本駐中國大使垂秀夫抗議，將外交抗議層級止於公使，此說明北京仍寄望日本共同維繫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政冷經亦冷

台灣在日本安保政策中極具份量，但《美日共同聲明》對美國介入「台海有事」，日本自衛隊如何對美軍進行後方支援，亦或是援引「限定的集體自衛權」以武力予以反擊等事態存而不論，此即菅義偉在國會答詢所指「完全沒有預判（設）軍事的介入」，「不以軍事介入為前提」，此態度透露日本要「抗中」，要「挺美」，但不會徹底與中國為敵，中、日將是視情況而定的動態關係。駐日代表謝長廷聞訊「拜菅會」的《共同聲明》言及台海，即高談美、日、台之間應盡快舉行聯合演習，此是過度解讀美日同盟對台海的立場。美、日仍無意改變70年代建立起來的對兩岸政治框架，此為台海和平及穩定的基礎。

《美日共同聲明》的關鍵字雖是「和平」，但日本財經界憂心中日關係惡化的走向可能波及經濟，此反映在「拜菅會」後，日本股市的中國概念股走勢疲軟。菅義偉積極回應拜登的供應鏈「脫中國依存」構想，不僅日本企業今後對中國投資的自由度將受限，美、日在5G技術及半導體供應鏈重構等議題達成的戰略共識更可能使中日關係脫離過去「政冷」仍可「經熱」的歷史經驗，而將彼此推向前所未見的「經冷」，此恐導致中日關係更形脆弱，容易發生衝突。

2021年的美日同盟迥異於1969年，冷戰亦已時過境遷，「冷戰型同盟」的歸位不是與中國競爭的必然，此無助日本轉型為「正常國家」，更有礙氣候變遷及防止核武擴散等全球議題的合作。中日關係難脫近代歷史的擺盪，在良窳交替中前進，但避免衝突應是雙方底限。

中國與美、日將且戰且走，至少現在不攤牌，因為這對任何一方皆沒好處。謀定而後動，創造有利於已之勢，始能立於不敗。歷史殷鑑不遠，各方了然於胸，不急於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