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重建香港與北京信任關係

大陸全國人大大幅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同時香港法院大陣仗審理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去年一場壯闊而脫序的政治運動，換來北京猛烈而密集的組合拳，港人抗爭之烈與中共收緊力度之猛，都超乎彼此預期，由於信賴關係已蕩然無存，相互都把制約手段拉到最高。

撥亂反正不惜矯枉過正

香港反修例政爭，原先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號召，但很快就失控，反中、港獨與召喚外國勢力攬炒言論甚囂塵上，暴力更是如影隨形，其後的區議會選舉卻是反民主派大勝，北京衡量全局，決心落實全面管治，先有《香港國安法》的施行，後有選舉制度的改變。就如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介紹草案時所說，「香港現行選舉機制存在明顯漏洞和缺陷，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和本土激進分子有機可乘，不斷製造社會亂象、挑戰憲制權威、破壞法治秩序；因此，際此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必須從國家層面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藉此貫徹並實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和標準。」

選舉制度改革從「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和產生著手，包括擴大選委會的均衡參與和廣泛代表、賦權選委會選舉產生更多立法會議員、賦權選委會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並建立全流程的「資格審查機制」。

在具體方案中，選委會人數將擴增，4大界別增至5個，並取消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選委議席，改由人大、政協及全國社團代表頂上；立法會議席增加，其中直選席位減少。新制的運作核心在於強化選委會角色和職能，大大拉升治港的「安全係數」，反映中共對香港的不信任，為了「撥亂反正」而不惜矯枉過正。

北京與港人相互不信任集中表現在「攬炒十部曲」上，其中的關鍵進程在於「35+初選」方案，泛民揚言為了推進香港民主，將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引發憲政危機，以威脅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面對「顛覆政權」的公然挑戰，北京與港府決定檢控47位主導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並且改革選舉制度以防堵意在奪取管治權者參政之門。

就事論事，香港泛民可以批判這是香港自治與民主大開倒車，但也必須承認，反修例風波折騰1年，港獨和各種激進主張成為主要政治訴求，主導其事的和理非們對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眾多暴力行徑視而不見，甚至在旁吶喊助威。北京中央對於這些脫序與失控既憂心又痛心，如何能再信任港人治港不會出大亂子？事實上，香港泛民和中央的衝突根源主要來自相互之間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任。

信任重建必須是雙向的

信任的破壞既然是雙向的，信任的重建也必須雙向，否則心鎖解不開，斷難往共同的道路向前走。重建信任是複雜而艱難的政治工程，萬事起頭難，而這一切必須從共同認知一國兩制的基本意義做起。事實上，彼此的不信任從北京認定泛民人士踩了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紅線開始，北京的反制又被港人認定踩了「兩制」的紅線。如果不能找到一國與兩制共存的有機平衡點，既能確保一國的共同體關係，又能容納兩制的共存與並立，信任關係必然無以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渺不可期，蕭瑟寒意必定隨而長期持續籠罩著香港社會。

港人爭取自治權利已付出慘痛代價，中共中央現在用強硬手段促使港人認清，香港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所該服膺的政治倫理，港人縱然頑強，也無法否認過去對「一國兩制」的想像偏離了正軌，必須務實看待中央在香港的角色，排除任何過激抗爭手段的運用，與當局共同重構彼此的政治信任。

至於北京，在將「愛國者治港」從政治規矩轉化為制度的同時，必須體認，爭取民心支持永遠是執政者的第一要務，無論是民選政府還是一黨專政，團結多數人至關重要，務必排除過度管治手段的運用，並能善用舉國體制的治理效能，有效解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切身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