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與整潔的背後：從疫情下急遽成長的自殺率 窺探日本社會令人窒息的「同儕壓力」

日本疫情近日再度升溫，北海道、關東、關西的主要城市相繼單日新增確診激升，日本醫師會會長中川俊男召開記者會表示，日本很有可能迎來第三波疫情。疫情遲未平息之下，除經濟大受打擊外，部分日本民眾長期受同儕意識、服從觀念影響，因防疫壓力而導致心理狀態亮紅燈，有些人甚至走上絕路。

「自制警察」災情頻傳

日本政府4月7日宣布進入「緊急事態宣言」狀態，呼籲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要求部分店家暫時停止營業，此後各地相繼傳出「自制警察／自肅警察」災情，民間不少「正義魔人」以貼紅字條等恐嚇行為，強迫他人不要開店、出門等等。像是於東京高圓寺地區，經營名為「Ichiyon」（いちよん）的酒吧的村田裕昭，就在今年4月遭到恐嚇。

據村田表示，他只是店門口張貼公告，表示原本預計在店裡舉行的表演，將改以線上直播進行，且表演當天也僅有歌手、村田夫婦3人在店裡，不料卻遭有心人士在看板上張貼恐嚇字條，警告村田若不暫停表演，他就會報警，甚至在字條最後註明自己是村田的「鄰居」。

令人窒息的「同儕壓力」

《日本經濟新聞》指出，在這波疫情中，亞洲地區與位於歐美地區的國家相較之下管制較嚴格，民眾情緒波動也相對較大。例如印度精神醫學會（Indian Psychiatric Society，簡稱IPS）統計就顯示，自疫情爆發，各地實施管制以來，每5個印度人中就有1人因此增加20%的患病機率；泰國心理健康部門調查則指出，首都曼谷有近半數的民眾因疫情而壓力過大，新加坡也有6成以上的勞工自4月以來備感壓力。

儘管與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或地區相比，日本的確診或死亡人數並不算太高，但受集團意識及服從的風氣影響，讓政府就算沒有限制民眾走在街上一定要戴口罩，在日本街頭仍很少見到未戴口罩的民眾。而在作家鴻上尚史、評論家佐藤直樹共著的「同儕壓力 日本社會為何令人感到窒息？」（同調圧力 日本社会はなぜ息苦しいのか，暫譯）中，佐藤直樹更是直接點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日本社會的同儕壓力更為明顯。

女性自殺增加率高達8成

佐藤認為，相較於歐美國家多半是透過命令、罰則來防範疫情擴大，日本人則是「自發性」地遵從鄰近社群及世界的規範。他認為日本人從小就被嚴格教導「不要給別人添麻煩」，而透過這次的大流行，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服從心態對於日本人造成的壓力。除前述提到的自制警察事件外，從疫情爆發以後的自殺率也可窺見一斑。統計指出，日本10月的自殺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近3成，除連續4個月增加外，女性自殺增加率還高達8成，男性則為2成。

日本自殺對策支援中心負責人清水康之認為，自殺率的急遽成長與同儕壓力有極大關連，他認為在多數日本人心中，若無法和周邊的人維持良好關係，他們便無法活下去。加上許多日本人並不像歐美地區的民眾，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及心靈寄託，很需要社會對他們的認同，故這些日本人很容易就因社會輿論而影響心理狀態。

針對女性自殺增加率高達8成，清水康之表示，受日本社會風氣認為接受政府支援或補助的對象，多半是「無法自立」的族群，故許多日本女性即使同時背負育兒及照顧年邁父母的沈重負擔，也不願申請支援；評論家佐藤直樹也在著書中提到，在這波疫情下選擇自殺的民眾，多半承受極大壓力，但又不想給別人造成麻煩、不願傷害他人，最終只能將宣洩的目標轉向自己。

NPO法人「Bond Project」代表橘ジュン（Tachibana Jun）表示，在該組織實施的相關調查中，有高達96%的受訪者（主要為10至20多歲的女性）認為疫情對他們的心理及身體健康造成極大影響，且其中有近7成民眾有消失或自殺念頭，她認為「缺乏自我肯定」是導致這些數據的關鍵原因。

經濟不景氣、少子高齡化 日本年輕人對未來失去信心

除聯合國發布的2020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顯示，日本在今年從2013年的第43名掉到第62名外，內閣府實施的調查也顯示，僅有45%的日本年輕人滿意自己的生活，與其他國家相比偏低；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的調查也顯示，僅有18%的年輕族群認為自己可以改變社會或國家。

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前野隆司認為，年輕一代的自我肯定低落，與日本整體國力與人口成長變化有極大關係。主張在經濟成長停滯、少子高齡化情形未有改善的情況下，年輕一代漸漸對未來失去信心，進而導致他們缺乏自我肯定。關西學院大學理論社會學副教授鈴木謙介也認同這種說法，認為現代年輕人比起「主動」改變環境，比較偏向於「被動」融入前人建立好的社會系統，期望在香港、泰國等地參與學運的日本年輕學生，能影響國內年輕人思考自己的未來。

疫情或成社會風氣改變契機？

從實際情形來看，其實日本年輕一代並非完全對未來感到失望，像是現年31歲的峯上良平，就在經歷於日本知名企業擔任系統工程師，患上臨床憂鬱症後，決定回到位於大阪南部的老家，從事種莓事業。在邊種梅子邊休息的過程中，峯上突然得知一名朋友因過勞而自殺的消息，促使他在2018年創設共同住宅，提供遭受精神打擊的民眾暫時療傷的地方。據說目前峯上已成立3個據點，總計有10人住在共同住宅。

峯上表示，他在辭職時，曾感到十分害怕，認為一旦辭職，他就會脫離社會所認知的「康莊大道」。他認為出社會與當學生最大的不同在於，學生在學校只要找出「對的答案」就好了，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必須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除青壯年族群心態開始變化外，日本的教育環境也開始出現轉變。像是由角川多玩國學園於2016年創辦的「N高中」，除沒有嚴格規定學生的服裝及髮型外，學生還可以透過線上課程來取得畢業證書，據說截至今年10月為止，該校已有15000多名學生，且其中有不少學生過去曾十分排斥上學。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前野隆司認為，日本至今的教育制度，多半把重點放在導致學生的錯誤行為，使他們成為符合「社會標準」的人，認為未來學校應聚焦於學生個人的個性及長處。

關西學院大學的副教授鈴木謙介則認為，新冠疫情雖對日本經濟及社會帶來衝擊，但另一方面也提供日本壓抑的社會風氣改變的機會。像是受疫情影響，部分大學生因學校改為線上授課，教室成本下降，而要求校方減少學費。認為只要學生在做出行動後，受到重視或得到回應，他們就能慢慢相信自己能改變社會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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