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紹爾：一個少女的反抗之路

（德國之聲中文網）我們志願加入德國少女聯盟/我們希望擁有清澈的雙眼/靈巧的雙手/和堅強自豪的心胸/我們太過正直，做不了書呆子或是膽小鬼/我們太過真誠，不會裝模做樣/我們太過叛逆，不願唯命是從。

--1934年，在德國南部城市烏爾姆，一群少女念出了莊嚴的誓詞。索菲·紹爾（Sophie Scholl）就是其中一員。

黑色的領巾圍在胸前，她成為“德國少女聯盟”（Jungmädelschaft）的一員。這是納粹德國希特勒青年團的少女分支組織。而3年之後，她和哥哥漢斯·紹爾又在烏爾姆的保羅教堂宣誓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 ）。

紹爾兄妹的這段經歷常常被人在講述這對反抗納粹政權標志性人物的時候單拿出來介紹，以說明他們最初曾經對這個政權有過好感。

“她只是坐在篝火前閱讀裡爾克”

然而研究索菲·紹爾生平的專家米爾施泰因（Werner Milstein）則不以為然：“對於索菲·紹爾來說，德國少女聯盟之所以對她來說充滿了吸引力，是因為她可以在那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親近大自然，爬樹，坐在篝火旁邊。她坐在那裡干什麼呢？她在讀裡爾克的詩集——這與納粹的意識形態恰恰是格格不入的。”他對於索菲是否曾經是納粹政權的狂熱追隨者持保留態度。

1933年納粹上台之時，漢斯14歲，索菲12歲。他們的父親羅伯特(Robert Scholl)持有自由派的政治立場，對掌權的納粹黨不以為然。他與妻子瑪格達萊娜(Magdalena Scholl)嘗試將基督教的寬容理念傳授給子女們，然而孩子們卻著迷於納粹思潮。

對於當時的青少年來說，加入青年團就意味著自己能夠當家做主、從父母那裡獨立出來，盡管納粹的青少年組織其實是有著嚴格的紀律，要求成員絕對服從的。納粹政權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的一腔熱血，來服務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這些年輕人事實上並沒有希特勒所期待的那樣熱衷於納粹主義。米爾施泰因分析道：“他們自以為控制了年輕人，充分進行了洗腦，所以當事態出現不一樣的發展時，他們感到十分震驚。”

索菲·紹爾成為反抗鬥士的轉變之路

有幾個重要事件促成了索菲·紹爾從納粹青年組織的成員到誓不妥協的反抗鬥士的蛻變道路。這其中包括她的男友弗利茨·哈爾特納格爾（Fritz Hartnagel）在書信中描述的戰爭前線，以及她父親因為批評希特勒的言論被判刑。她的世界開始動搖，而在這樣的時刻她看到了時代前進的方向。

“我寧願承受難忍的痛苦，也不願過著麻木不仁的生活；我寧願忍受灼人的干渴，我寧願為了疼痛而祈禱，也不願意成為心靈空空如也的行屍走肉。我想要反抗”，索菲·紹爾在1942年6月29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在這之前，她剛剛在慕尼黑大學登記入學。同年，她在一封給父母的家書中寫道：“我已經做好了一切准備。”根據米爾施泰因撰寫的索菲·紹爾傳記，她還對自己的閨蜜蘇珊娜·希爾策爾（Susanne Hirzel）說過這樣的話：“假如希特勒現在出現在我面前，而我的手裡有一把手槍的話，我一定會開槍打死他。如果那些男人不動手的話，那麼這件事就要由一個女人來做。”

也是在1942年，她和哥哥加入了反對希特勒的運動——“白玫瑰”組織，秘密散發傳單。索菲從男友弗利茨那裡拿到了1000帝國馬克，用來購買一台復印機。反抗組織交給她的任務是采購油墨、紙張和郵票等物資。盡管她的哥哥漢斯，還有漢斯的朋友亞歷山大·施莫雷爾（Alexander Schmorell）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但是索菲作為年輕女性的加入則賦予這個組織更多的吸引力。

為了一個全新的德國而死

兄妹倆的反抗鬥爭在1943年2月18日被劃上了終止符。那天上午10點，他們帶著一個沉重的箱子來到大學，裡面裝滿了傳單。他們秘密分發了1700份傳單。然而這時候索菲——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地抖落了一沓傳單，紙張如同和平鴿一般散落在校園的中庭。這一舉動造成了他們的毀滅——11點15分，慕尼黑大學的校管人員大喊道：“站住！你們被捕了！”

被捕之後，針對紹爾兄妹和另一位“白玫瑰”成員克裡斯多夫·普羅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的審判只用了短短四天。2月22日，他們被判處死刑。宣判之後幾個小時，他們就被送上了斷頭台。

“這是多麼美好的，陽光明媚的一天，而我必須要走了。可是如今又有多少充滿希望的年輕男人在戰場上失去了生命，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夠讓成千上萬的人覺醒，那我死又何足惜？”——根據當時和索菲·紹爾同一個監室的獄友回憶，這是她在上斷頭台之前最後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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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ayna Breu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