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那麼酷的張照堂

一種冷冽與孤絕、虛無與遺世、寫實與抽象的表徵，是張照堂的影像基因，更尤其是其紀錄影片的核心構成之一（孫松榮，2017）。從1965年的「鄭桑溪／張照堂：現代攝影雙人展」開始，他的靜態攝影作品「直接而犀利擊中（詩人洛夫語）」一代又一代的創作者。正好在那年出生的導演鍾孟宏於2021年獲頒楊士琪紀念獎時提到，張照堂是他最敬仰的影像工作者。關於張照堂的攝影，鍾孟宏（2013）說：「好的照片難以千言萬語的說它好，但是它卻可以穿透你的記憶，甚至變成你的夢境。」

但張照堂的職業生涯泰半是在電視台。從1968年進入中視到1996年離開超視，他攝製的電視紀錄片與專題報導數量龐大，主題涵蓋民俗生活、信仰、戲曲、民謠、地景、藝術、產業與人物等等。影像研究學者郭力昕（2017）指出，張照堂這段期間的紀錄影像如《大甲媽祖回娘家，1975》、《再見．洪通，1978》、《王船祭典，1979》、《古厝，1980》等等，當時皆是具有開創性的影像藝術作品，即便是在戒嚴時期被嚴格要求「無害」的電視報導作品中，他也不落入公式俗套，力求試驗新的影音表現手法。條件再怎麼侷促，張照堂似乎也要最低限度地呼應他在65年展覽的邀請卡上，引自詹姆士·狄恩的那句話：「我寧可讓人家噓我，我不要讓人家打呵欠。」

電影學者孫松榮（2017）認為這些浸潤於原鄉想像與鄉土情懷的紀錄影片，「其重要性與啟示性可謂是新電影的開創者、形塑在地性的催生者，甚至精神結構的源頭。」他舉出侯孝賢的重要作品《戀戀風塵》如何與張照堂、雷驤、杜可風及阮義忠合力製作的礦工紀錄影片《礦之旅》相遇。在這部觸及認同、記憶與意識的新電影傑作裡，侯孝賢讓主角不經意看到電視裡播放《礦之旅》中工人深入地層採礦的艱辛畫面，結果喚醒主角兒時驚恐的礦災記憶。孫松榮因而進一步指出，在重重表達限制中，張照堂深度參與的紀錄影片「賦予了新電影重回不可重回、想像不可想像，以及再現不可再現的歷史現場。」

張照堂的魅力滲入電影界，幾位導演為之嚮往，邀他掌鏡，正好在幾個面向彰顯了他的影像風格。唐書璇的《再見中國》（1973）與邱剛健的《唐朝綺麗男》（1985）看重張氏風格中的疏離與悍逆，兩位新電影導演曾壯祥的《殺夫》（1984）及柯一正的《我們的天空》（1986）則著眼於張照堂抓拍日常的獨特美感。後一個面向——孫松榮（2017）認為，進一步擴展了新電影寫實主義的風格向度。

張照堂獨特的影像基因植入紀實的敘事錄影，讓1970至80年代中的紀錄影片產生冷洌疏離的時間感與空間感，「超越現實的現代性詩意油然而生（王亞維，2017）」同時間張照堂大量聆聽西方的搖滾樂、民謠與前衛音樂，並在剪輯影片時實驗性地配入，常使作品辯證出耐人尋味的精神性。以張照堂在70年代初發表於〈音樂與音響〉雜誌的多篇關於美國搖滾樂與民謠的深度評介，當時他對西方現代音樂的品味能力，臺灣少有人能及。

理解搖滾樂如何從傳統音樂發展出對話性的當代形式，使他在工作中能以現代主義的眼光凝視民俗、民謠及民間藝術。1986年，張照堂選用閩南語歌手蔡振南、方瑞娥、陳芬蘭、陳冠華及客語歌手吳盛智等人的歌曲，做為雲門舞集舞作《我的鄉愁，我的歌》的音樂主體，驚豔文化界，為90年代的新台語歌運動預立了基樁。

解嚴後，張照堂關注原不可談的歷史社會議題，大膽越過輿論的邊界，觸及原住民、二二八、都市違建、愛滋病、軍中人權、尹清楓案等等。關於張照堂的解嚴後作品，郭力昕（2017）提醒我們，可貴之處更在於「誠實的面對自己曾經的失誤或『遺憾』，甚至恐懼、遲疑，並且在自覺與自我再教育後，更勇敢、更有決心的往前走……。」

90年代，張照堂帶領曹文傑、蔡崇隆等新銳紀錄片工作者攝製的《調查報告》和《生命告白》系列作品，奠定且更新了台灣現代紀錄片的形貌。在長達三十年的歷程中，張照堂帶著自由、前衛的實驗精神，貼地實踐，一年一年地擴大紀錄片的藝術與意義範疇。

1997年，張照堂任教於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以其影像觀點與豐富經驗，培育出眾多優秀學生，如莊益增（《無米樂》導演）、楊力州（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吳耀東（山形影展小川紳介獎得主）、黃信堯（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等。莊益增受益於張照堂的品味；黃信堯（2010）回顧南藝時期，特別指出他在影像敘事的風格上深受張照堂影響。

張照堂尚有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彙編、出版台灣攝影史料。其中最重要是1988年出版的兩大冊《影像的追尋：臺灣攝影家寫實風貌》，系統性地介紹、評析三十多位前輩攝影家，為台灣的寫實攝影歷史，構建譜系；另一個是兩套分別發行於1989年與96年、共13本的〈台灣攝影家群象〉，則介紹了台灣不同世代的攝影創作者。這兩套叢書突出了台灣前輩與新銳攝影家的成就，極富立體性地再現了台灣攝影史。

集攝影家、紀錄片導演、劇情片攝影師、音樂評論者、音像教育者及攝影史編撰者於一身的張照堂是永遠的前衛派，但絕不孤高自賞。任條件殊異，他總是把自己放在影像創作的前沿地帶，與各個時期的優秀藝術工作者合作，為台灣紀錄了時代的面貌、人文精神以及社會的變遷，其貢獻之多重、影響之深遠，足膺此殊榮。

（註：本文參考〈歲月／書寫〉，2013及〈歲月．定格--張照堂〉，2017，臺北市立美術館；感謝吳文睿提供訪談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