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語保育運動」類似「保衛粵語運動」嗎？

（一）：撐粵語應不算「民族分裂」

《端傳媒》上刊載一篇《蒙語教學風波：模範自治區不再，北京不要朋友，寧要敵人？》其中談到「這場蒙語保育運動」看起來更像廣州2010年的「保衛粵語」運動的「內蒙古版」。誠如所言，二者「共享的是對自身獨特文化所面臨的處境的擔憂」，但作者似乎模糊了語言與方言的區別，忽視了這場保衛蒙語運動的歷史土壤與現實處境。此外，「保育運動」也費解，令人一頭霧水。

關於語言、方言的差異，不僅語言學方面研究書很多，維基百科和知乎上也有，就粵語到底是一門方言，還是一門獨立的語言，也仁者見仁，判斷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但蒙語與藏語、維語肯定不屬於漢語方言群的獨立語言。

語言、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共有、文化傳承與歷史記憶，這些精神紐帶使得內蒙古自治區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的布里亞特的蒙古人、卡爾瑪卡的蒙古人血脈同根。從這次運動的短時間內世界各地的十幾萬人簽名，抗議運動此起彼伏可見蒙語的世界性。

日本語言學與蒙古學研究者田中克彥在其著《語言與國家》（《ことばと国家》，岩波新書）指出語言與方言的區分有雙重意義：

田中先生認為「同樣作為社會主義的大國的前蘇聯，曾給予其加盟的15個共和國的主體民族語言以『國家語言』地位，加盟共和國內下位的自治共和國的語言，在其領域內，形式上也屬於『國家語言』，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體化體制之下，儘管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民族擁有高度的文化與歷史、固有的語言，儘管具備形成獨立國家的力量，但是卻不能形成民族國家，並非一定就是人民不曾願望」。

2010年夏，廣州爆發保衛粵語運動，兩個月後的青海省四個藏族自治州爆發挺藏語的上街遊行抗議運動，甚至遠在幾千公里之外的中央民族大學的藏人學生也遙相呼應。

2010年7月25日廣州「撐粵語行動」（Paul Wong / CC BY-SA2.0）

藏人作家茨仁唯色認為，儘管二者都是在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爭取各自的語言權利，所不同的是，粵語是純粹的漢語的方言之一，藏語完全是另一個民族的語言。保衛粵語運動可以被理解，被聲援，但是藏人撐藏語、維人撐維語，可能有被以「『藏獨』、『疆獨』的分裂活動」為名打入黑牢的危險。儘管他們手中高舉的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民族平等，語言自由」，最起碼的人權要求，說白了，仍然與「保衛粵語」之間存在赤裸裸的民族不平等。

（二）現代史上傷痕累累的蒙語教育

關於本次撐蒙語的問題，有必要溯源歷史的沉鬱與傷痛。

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比中共建政還要早兩年，也是中共第一個民族區域自治政府，中共民族政策的「定型化」與「定性化」，為其它少數民族的區域自治提供了典範。是「支持中共的少數民族從被支持者那裡換來的第一個果實」（啟之語）。但文化大革命中，全國省、自治區級的第一書記中，烏蘭夫是最早被打倒，最早被批判、定性上綱上線最高的一位。因為只要打倒這些主體民族的精英，漢人占大多數的內蒙古就會像其他省、區一樣順服地開展文革。

烏蘭夫，內蒙古自治區領導人、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文革時期被批鬥。（wikipedia）

給烏蘭夫定的「反大漢族主義」、「民族分裂分子」的罪狀之一，就是「積極推行斯拉夫文字，為統一內外搞大蒙古帝國做準備」。在主體民族的自治區內，烏蘭夫不過希望通過改革文字促進本民族的文化發展，保全民族認同。而在幫助中共建政之前，中共多次承諾境內少數民族的「至尊，平等，有權按照自主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離起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1935年）。說明中共在野時期承認民族自決的政治構建根基。執政後中共改變了其民族政策的諾言，但在全國政協的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都保障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治權。

在結構性暴力、文化性暴力和直接性暴力的三種形式的混合暴力下，內蒙古「挖肅」運動中，使用蒙語這種「黑話」、「驢子話」，以「民族分裂分子」或者有「嚴重的民族情緒」是招致逮捕、酷刑甚至死罪的原因之一。眾所周知，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原則是「宜粗不宜細」，即便如此，也承認「挖肅」招致三十四萬六千人被關押，一萬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更多的人被終身致殘，相當於蒙古人每四口人家庭中就有一位被迫害、被致殘或被致死。而蒙古學者自己的研究成果遠遠不止這個數目。

圖克屠殺（不到三千人的公社被打成「新內人黨」的竟有926人）親歷者留下的證言：

研究「大屠殺後遺症」的大屠殺倖存者後代阿倫·哈斯曾說：「儘管大屠殺的倖存者在表面上就像你和我一樣，但他們的內心深處卻備受折磨–消滅人的肉體，要比消滅他的記憶裡容易得多」。

實際上，文革尚未結束，民族民主思潮已經在內蒙古暗流成涌，身懷傷痛的倖存蒙古知識人對本民族的生存權、母語權以及民族的未來、甚至民主問題曾作過思考。

1978年出現在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墻壁上署名「達愣哈日」（大青山）的文章中深刻憂慮民族學校的命運。指出名義上的「民族中學」實際上都是漢族中學。「四人幫」以就近入學之名，行民族同化之實，人為地限制蒙族學生集中到這些學校入學。結果是蒙古學生蒙漢都不通，拿本民族的文字當做外語來學。牧區實行的「馬背小學」，實質上是在培養文盲。「四人幫」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法西斯強制同化的文化科學專制主義的結果，使少數民族的文化教育走進了死胡同。並要求「建立一所蒙文蒙語授課的綜合大學」。1981年更由於《28號文件》引發文革後第一次大規模的學運，也是近百年來蒙古人最大的抗議運動，其中內蒙古自治區建政幾十年來，十幾所高校沒有一所大學用蒙語為主授課也是主要理由。

注意，以1989年「六四」天安門學運為高潮的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學運，是從內蒙古的民族大學生要求切實落實民族政策，在區域自治內希望真正當家作主開始的。

很多年，作為「模範自治區」的內蒙古一直被認為不存在「問題」，主體民族已經在漢文化馴服與教化下，脫離了「茹毛飲血、獉狉的蠻族」時代而「文明化」了 ，可是冰凍的沉默之下，他（她）的文化理想、價值期待、民族感情究竟是什麼？一個擁有輝煌的歷史、悠久的傳統、固有的語言的主體民族到哪裡去了呢？他（她）為什麼會沉默，什麼原因迫使他（她）沉默？又是什麼原因迫使他（她）不得不發出聲音？為什麼在一個主體民族為蒙古人的自治區內，蒙古人口只有漢人的一個零頭？他（她）在自己的自治範圍內傳授與學習本民族的語言為何要以命請願？  「民族大熔爐」下，處於劣勢的弱小民族獨自的語言和文化會不會消亡得更快呢？—滿清的歷史退場不過百年，滿語滿文就斷代，幾乎消亡 。

今天，作為母汁的、活的民族文化載體的語言日益頻臨危機，蒙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自動、自發、自覺地參與或擔負起拯救頻危的語言的責任與義務，與現代史上蒙語遭受的傷痛連筋連骨。

廣東某圖書館內的象徵民族大團結的微雕。（圖：作者提供）

（三） 地名、人名的漢語化置換

今天同一位留學生吃拉麵。這位留學生不像部分留學生那樣成天被捆綁在微信上，開始關注日語與英語的新聞。她很誠實地告訴我，這次撐蒙語運動之前，她一直以為蒙古人跟日本人一樣使用的是漢字，因為「蒙古」、「呼和浩特」、「赤峰」，「騰格爾」、「烏蘭托婭」這些地名和人名都是漢字，她喜歡的《烏拉巴托之夜》也是譚維維唱的。

本來自治區實行盟旗制度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和傳統，為清廷在蒙古地區設置的具有行政組織與軍事組織的雙重功能的單位，也是清朝皇帝賜給旗內各級領主世襲的領地，然而在「現代化、都市化」的大發展中拆盟建市，昭烏達盟更為「赤峰市」，哲里木盟更為「通遼市」，蒙古知識人曾建議保留蘊含傳統文化歷史的蒙語地名，比如將「赤峰市」更名為「烏蘭哈達」， 哲里木盟改為「哲里木市」，（蒙語意為「馬鞍吊帶」），這些建議都被否定。蒙古人故鄉固有的地名—喚起民族認同與文化自覺的象徵的，都被漢語代替。

茨仁唯色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記載：文革期間，暗藏民族歷史文密碼的地名與人名統統都被視為封建的「四舊」，被迫改名。比如：「帕廊街」更名為「立新大街」、「羅布林卡」更名為「人民公園」等。許多藏人改名不是姓毛就是姓林，還需要上報，他母親改為「林玉珍」，跟林（彪）副統帥一個姓。還有改為「高原紅」一類與時共進的，在開會時藏人被點名時不知叫的是誰，根本不記得自己的漢名。

茨仁唯色《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

茨仁唯色七歲以後接受的學校教育全部是漢語教育。因為四省藏區的學校幾乎不用民族語言教學，甚至在「民族學院」都未受到民族教育。導致唯色用漢語進行民族與個體的自我表述。她的母語是漢語嗎？她會用溫和但堅定的聲音告訴你：「漢語絕不是我的母語，它只是我的第二語言。我生下來吃的第一口食物，是與母乳混在一起的圖博特酥油，我的母語不是漢語，但我的母語在我成長過程中被置換了。我的一生是被置換的一生，習慣、記憶、水土、家鄉……甚至連容貌、連五蘊，一切的一切都被置換了」。但，「就像被換血，但從未換心」。

茨仁唯色在尋找民族與個人的自我認同中，她對本民族深深的摯愛與藏傳佛教堅定了她的根基，她的名字從漢名「程文薩」回到父親給她取的藏名「茨仁唯色」—意味著「永恆的光輝」。

蒙古歷史人類學研究者楊海英與茨仁唯色有著相同的歷史記憶。

他的牧民母親給這個草原之子起的蒙古名字叫「俄尼斯·朝格圖」， 「俄尼斯」意味著「黃羊群」，「朝格圖」意味著「火焰」、「力量」。但到了1974年，小學突然停止蒙語教學，沒有任何徵兆與商量的餘地。他的語文老師給他取了一個漢名，姓「楊」來自他心愛的被剝奪的「羊」。他的日文名字「大野旭」亦來自蒙古名字的意思，「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原野上旭日東升。

記得在台灣政治大學召開的《沒有墓碑的草原》研討會上，林教授問他，為何至今出版仍用 「楊海英」這個痛楚的漢名符號，而不用蒙語名或者日語名？他的回答是，我刻意讓自己看到漢名，常常記起曾被迫失根之痛。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

2013年，我的老父親背著細鐵絲穿起來的幾大本手譯稿來日本，曾對我說，他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楊海英）看到一位蒙古女大學生正在同郵局職工據理力爭。郵局職工說收信人姓名和地址不能用蒙文，寫蒙文就是蒙唬人，故意讓人看不懂，信會送不到。

「這是蒙古人的自治區，根據《憲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蒙語是《憲法》承認的公用語言，蒙古人有使用自己母語的權利。」女大學生正色凜然地維護自己的基本母語權。

「你說的沒錯，但自治區是中國的，住在這裡的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應該使用中國語（漢語）」。郵局職工表情嚴峻，毫不退讓。

「使用中國語之前，請別忘記我有使用母語的權利」，最後不卑不亢的女大學生用掛號信的形式將蒙文信件郵寄出去。如果不用掛號信，漢人職工很有可能就順手扔進字紙簍了。這，就是被稱作「模範民族自治區」的現狀。作者看到堂堂正正維護自己民族尊嚴的女大學生，再看看自己的家信，未寫蒙文，寫的是漢語，突然覺得自己的左臉和右臉上寫著兩個字：羞、恥。

如果要說少數民族的作者具有「民族主義情緒」，那麼這是根植於母乳與血液的「母語民族主義情緒」。正如王力雄先生在《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透視唯色事件》中說的，「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別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這種表述並非只是複述歷史和表演傳統，更重要的是對本民族現實處境的感受、思考與訴求。」

小文收尾之際，收到台灣秀威資訊出版社的編輯懷昭的信息，楊海英教授編輯的《內蒙古文革檔案》全系列共五書（九冊）將在年內出齊。包括：第一書《滕海清將軍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講話集》（三冊） 、第二書《有關内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府文件和領導講話》（二冊）、第三書《挖内蒙古人民革命黨歷史證據社會動員》（二冊）、第四書《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報告書》（乙冊）、第五書《内蒙古軍區被害者和加害者紀錄》（乙冊）她很用心地寫了一篇《編輯手記》。

自2008年以來，楊教授在繁忙的教學與研究之餘，在日本每年出版一本厚達近千頁的《關於對蒙古人genocide的基礎資料集》（日本風響社出版）。十二年來出版至今出版了十二卷，每卷都有詳細的日文《導讀》。此次台灣中文版為其精縮本。

出於「學術上的圈地運動」，一般人不大將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研究資料輕易示人，但本資料集向任何對內蒙古文革史以及現狀感興趣的讀者提供第一手閱讀資料。他本人浩瀚的「搶救人類學」研究與著作，正是多年風塵僕僕的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記錄、收集龐大的文獻資料與扎實的學術研究的成果。

借用王力雄先生在《沒有墓碑的草原》漢語版《序》中的一句話：「所有的漢人都該讀的書」。蛇足一句，尤其對民族問題持雙重標準的人。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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