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詩萍》我的・李後主之二十六

〈李後主把詞當成了「靈魂之窗」，開出了「士大夫之詞」的新意境！（中）〉

【愛傳媒蔡詩萍專欄】伶工之詞，難登大雅之堂。詞，要提升它的層次，非要士大夫接受不可。

唐詩，之所以輝煌，跟整個唐朝把詩當成文人士大夫的等號，有很大關聯。但唐詩能到這程度，並非一蹴可及。

我們今天從清朝沈德潛的《古詩源》一書裡，可以看得出來，唐詩是一路隨著時代，逐漸進化出來的。源頭早在《詩經》之前。

我自己非常喜歡《古詩十九首》。那些沒有作者署名的詩，如泣如訴，如歌之行板，把人對於生命的感懷，化成詩句，字字動人，意象鮮明。

但從《古詩源》裡，可以清楚發現，即使《古詩十九首》，也是時代演進的產品。

詩的規律，是慢慢演變的。是隨著大量的創作者，一方面隨著前人的步履，跨入詩的寫作，而另一方面，則有不甘於墨守成規的人，在嘗試著突破。

我每次隨手翻閱《古詩源》時，都會衷心感謝沈德潛，在沒有電腦可以幫忙收集資料，排比分析的年代，竟能把詩從上古時期，一路整理到唐詩成型之前的隋朝！

這若非對文化抱持使命感，對文類的演進，有一種強烈探究的求知慾，是不可能想像的工程。

若從現代「典範」（paradigm）的概念看，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有一條隱隱脈絡在牽引他們，使他們形塑使命感的話，這種試圖連結過往到現今，從現今延伸至未來的文化工作，是難以想像的。

我提到的「文化人的使命感」，某種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士大夫」的意義。

為何，詞必得從「伶工之詞」轉進到「士大夫之詞」呢？這是詞，掙脫「詩餘」，亦即，詩的附庸，而建立自己地位與生命力的必要。

唯有，當士大夫，願意把詞，視為他們感懷家國，憂嘆時代，發抒一己之抱負，俯仰宇宙的視野時，詞才有了「正統」、「正當」的地位，而非，文人雅士，市井小民，雜燴於一堂的助興文字！

這傳統，我們如今視之，也許覺得迂腐，不過，在長期士人精英傳統的中國古代，這卻是任何文類，進入正典化，非走不可的路徑。

這傳統，源頭可以早自孔夫子的年代，當他慨然對弟子們說，「小朋友啊，為什麼你們不去讀《詩》呢？」，從那時起，詩，在傳統文人士大夫的階層裡，便成為他們使用文字創作的一個高標了！

孔老夫子是怎麼說的呢？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他說的詩，是《詩三百》，也即是《詩經》。

孔子「刪詩書」，「定春秋」，可見，《詩》、《書》、《春秋》都不是他的原創，但他一言九鼎，經過他的評審、刪修，這些古代文獻都成了「經典」，引導古代讀書人很長的一段歷史。

孔老先生雖然談的是讀《詩經》的好處，但畢竟，詩三百篇，是先民們透過文字的創作，對周遭生活世界的觀察，對自身生命感觸的描述，因而，是中國文學裡極早的民間文本。

孔子訂下的規則，也是後來文人士大夫，對文學創作，包括詩詞，最具規範力的指標。

詩，可以興。興是激發心志。詩，可以觀。觀是觀察世界。詩，可以群。群是人我關係。詩，可以怨。怨是發抒內在。

學了詩，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則可以報效君王。更可以經由詩三百篇談到許多地方的描述，而讓人學習鳥獸草木的知識。

當文學的意義，規範在這些範疇裡時，很自然成為寫作的指標。不過，規範歸規範，我們寫作的人明白得很，寫作最終是自由自在的。

我們從唐詩，宋詞，元曲的變化，越來越趨近於市民品味，越來越靠近大眾生活，就可以明白，文學的演進趨勢，終究是回歸到更不受拘束，更解放心靈的方向。

可是，這畢竟是一條漫長的演進之路。唯有當西方文化，西方價值，猛烈撞擊東方體系，沖垮儒家那一趟價值體系後，傳統文學的士大夫社群，才轟然瓦解。

但，在唐詩轉進為宋詞的階段，士大夫之詞，意味了，詞還必須經過文人集團的認證。

王國維認為李後主是這轉化過程中的關鍵人物！為何是李後主？哪個階段的李後主呢？李後主的詞，怎樣被認證為屬於「士大夫之詞」的風格？

我們回想一下，孔老父子界定的幾個標準：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再來看看李後主的詞，是如何做到「士大夫之詞」的！

作者為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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