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縱容狼師4】跟你想的不一樣 性平委員：狼師多半是風雲老師

在偏鄉任教的阿草特別能體悟孩子孤身面對的矛盾情境和說不出口的複雜心境。除了擔心沒人相信自己，更讓孩子害怕的是關係的破裂，「這裡的孩子多半情感需求高，有老師對他們好，教他功課、關心他，即使老師做了讓他不舒服的舉動，但撇開這部分，這個老師可能是孩子生命裡最關心他的人了⋯⋯。」傷害孩子的人，卻也是他生命裡少數的陪伴者，沒了這個人，孩子還有誰可以依賴？

師對生的性平事件裡，除身份上的權力關係不對等，更有一層文化上的權力不對等——老師作為有身份地位的人，多數人選擇相信老師說的話。謝美娟多年的經驗發覺，很多老師聽聞孩子被騷擾，第一個反應總是「你是不是在亂講？」

這深層的文化因素，搭配大人世界裡為求和諧、事不關己不開口的潛規則，讓孩子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

相信老師還是相信孩子？

「有時候孩子不願意說，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誰。」張萍想起約莫10年前，中部一所國小發生性侵案，男老師撫摸幾個男孩的下體，強迫口交、甚至拍照，「4個男孩聚集在其中一人家中，商量著能怎麼蒐證，好讓父母相信。」張萍說，正在廚房準備水果的母親無意間聽到孩子的談話，被這內容嚇得愣在原地。「孩子為什麼要想辦法自己蒐證？不就是身邊找不到會相信他們的人。」

在東部擔任國小老師的阿草（化名）也觀察到，尤其許多性平事件的加害人，多半都是學校裡的風雲老師，人緣好、風評佳，家長也對他充滿信任。「小孩看到其他老師、父母跟加害人互動那麼好，他會擔心說出來，對方不相信自己。」

且不只是大人不相信，同儕也不見得站在同一陣線，這些恐懼讓孩子選擇噤聲。去年阿草碰上一樁國中合唱團指導老師與女學生發生性行為的案件，合唱團指導老師在當地名氣不小，出事後，女學生隨即被其他合唱團成員排擠，「其他人會覺得：根本是這女生勾引老師，現在害得大家沒有指導老師了。line群裡面傳得很難聽。」

阿草嘆氣，在學校或許還有輔導資源能陪伴孩子，但放學回到家，社群軟體裡的惡意謾罵，孩子只能一人面對，「所以很多孩子選擇不說，怕沒朋友。至於被侵犯，就當做惡夢一場。」

在偏鄉任教的阿草特別能體悟孩子孤身面對的矛盾情境和說不出口的複雜心境。除了擔心沒人相信自己，更讓孩子害怕的是關係的破裂，「這裡的孩子多半情感需求高，有老師對他們好，教他功課、關心他，即使老師做了讓他不舒服的舉動，但撇開這部分，這個老師可能是孩子生命裡最關心他的人了⋯⋯。」傷害孩子的人，卻也是他生命裡少數的陪伴者，沒了這個人，孩子還有誰可以依賴？

學校太窮，連性平委員車馬費都付不起

「其實這麼多年下來，學校的確在性平通報上積極許多，老師對身體界線的敏感也比較高。但遇上性平事件，能不能好好處理，還是很看學校的體質和資源。」在南部高職擔任輔導老師，處理過大大小小性平事件的卓耕宇說道。

卓耕宇苦笑，目前國中、國小的教育經費按照入學人數計算，少子化衝擊學生數，直接的影響就是「沒錢」。「像在高雄，有些偏鄉學校連外聘性平委員的車馬費都出不起，教育局編了彈性經費讓學校可以申請，但總額只有5萬。光是沒錢這一項，你要學校怎麼好好處理性平事件？」

「而且現在公假去參加研習，還要自己找代課老師。」卓耕宇解釋，除了得自己找人代課，還得支付「超鐘點」的費用，他舉例：「一個老師有基本鐘點，例如一週16堂課，超過16堂就要多付鐘點費。等於你有心想去參加性平研習，找了代課老師，對方『超鐘點』，那你就要自己要付這筆鐘點費給對方。有多少老師願意做這件事？」

教育現場實實在在的資源差距，限制了教育人員能為孩子做多少事。且目前教師多半得兼行政職，很少有時間與學生家長建立緊密的信任關係，遇事的時候，雙方也就不容易在信任基礎上合作，一起協助孩子。

別讓她們留在受辱的記憶裡

A校的性侵案件發生後，地方政府教育局擬定一份問券，在入班做相關宣導的課程後發放給孩童填寫，單張問卷上有個人體圖案，要孩子畫出是否有哪些部位遭到碰觸，又是何人所為。教育局表示，回收後的問卷的確發現不少案件，也有孩子課堂上不好意思坦白說，私下跑去找輔導老師求助。

但孩童面對加害者的情感往往相當複雜，加害者有時是孩子的重要他人，或是情感依附的對象，孩子一時半刻很難釐清自己是否受害，遑論在問卷中寫出受害經驗。陳律師苦笑，問卷調查的方式，並無法讓當事人在充滿安全感與釐清思緒後的情境下說出自身遭遇，又如何能找出埋藏已久的案件？

且問卷一出，學校害怕遭到懲處，任何小事全數通報、進入調查，當地性平委員因此疲於奔走各學校協助調查事由。過程中，學校風聲鶴唳，一有疑似案件，便先將教職員停職接受調查，反而影響了教職員的工作權。這粗糙的調查方式不但找不出真正問題，還可能讓人選擇噤聲，而主管機關得到的也不過是一組流於表面的數字。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手法，讓陳律師頻頻搖頭。

2012年起，澳洲最高公共調查機構皇家委員會費時5年進行全國兒童性侵害調查報告，當年的調查動用700位工作人員，舉行8,000場秘密聽證，讓當事人在身心具備安全感的前提下傾訴自身遭遇，詳述各種機構內發生性侵的結構問題。委員會接觸15,000名性侵受害者，其中近7,000多人向委員會陳述了受害經驗。調查發現，受害者平均要24年後才會首度說出受害經歷。

曾經和張萍聯絡的受害者，在張萍陪伴下到警局做了筆錄，早已長大成人的女孩，過了這麼多年才終於把壓在心上的大石揭開，重新吞吐自由。

王敏也記得，太平國小案件中，幾個受害者陸續進入國賠訴訟。一個受害多年的女孩終於說出口，揭露這樁惡行，因為她擔心畢業後，換上學妹遭遇毒手。有次王敏陪著開庭，女孩的母親滿身酒味坐在他身側，聽著各種犯行的細節。「我勸她別喝那麼多，她回我：『老師，不喝怎麼活的下去？』」

「要一個母親坐在這邊聽女兒如何遭到傷害，真的是『不喝活不下去』。」王敏望著眼前知識水平與社經地位皆平庸的母親，毅然選擇與女兒一同站在法庭，「這樣一句話，你感覺到她的無力，也感覺到她的勇氣。」

「很多人沒碰到這種事，會覺得學校是很安全的地方。」不少第一線老師談起性平案件，都如此無奈，性侵害不只是肉體的侵犯，更傷害了人際間習以為常的信任關係，撕毀了關係鈕帶。相比10年前，法的制定、人員的素質已有長足進步，但王敏擔憂的是，制度雖在，可如何能鼓勵更多人願意為對的事挺身而出，為孩子的青春鋪墊一條安全的路，別讓受害者孤單地在黑暗裡待那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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