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政治的年輕人，令人尷尬的真相

日本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選民投票率約為40%，大大低於其他國家。從丹麥這種投票率超過80%的國家的角度來看，一定會十分驚訝。 為什麼日本的年輕人不去投票選舉呢？長期致力於與學生一道參與政治活動的筆者如此解讀。

筆者既不是投票行為的研究家，也不精於青年理論。然而，每當臨近選舉時，經常接受當地媒體關於「青年投票」的採訪。或許是因為我長期致力於與學生們一道或多或少地參與現實政治的緣故吧。

例如，在筆者任教的島根大學有一個名為 「參政先鋒(*1)：用年輕的手改善政治行動隊」(以下簡稱「參政先鋒」)的社團。自該社團2009年成立以來，筆者一直擔任顧問。最近的一次活動是2021年的眾議院選舉時，對本校學生實施了一次「線上模擬投票」和「入口調查」。前者不僅實驗了線上投票，也提供了獨特的替代投票形式，以激發街頭巷尾對提高投票率的議論。後者其實也是「出口調查(*2)」。只不過與在一般的「出口民調」有所不同，重點在於學生與選民直接對話的實踐。這就是為什麼被稱為「（政治參與的）入口調查」的原因。

2013年參議院選舉期間，學生們在松江市內實施「出口調查」（筆者攝影）

此外，由筆者主持的行政學講座以實際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曾獲得過「宣言獎」。 這是因為參政先鋒的活動，以及與松江市議會合作開展的實踐性主權者教育受到了好評。

本文是從這個立場出發而撰寫的，並不是基於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希望通過我與學生們的活動而獲得的各種感受有助於推動現實的發展。

(*1) ^ 原文的ポリレンジャー（Poliranger）是由「Politics」和「Ranger」组合而成。

(*2) ^ 出口調查（英語：Exit Poll），又稱「票站調查」，是指在選舉進行期間，在投票站出口附近，針對剛完成投票的選民詢問其投票意向的民意調查。

「煩死了」不是抗議，而是一種拒絕

年輕人投票率低的情況，該怎麼辦？這是在採訪中經常被問及的問題。然後，不知何時起，我開始對此感到強烈的不適感。

首先，設定的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奇怪？

那些不去投票的人就是錯的。這可能就是一個大前提。因此，問題變成了「如何讓抱有各種問題的年輕人去投票」。但在通常情況下，沒有誰會去問那些觀看不好笑的「漫才」表演的觀眾為何不笑。與此相反，在討論這個低投票率問題時，人們傾向於將成年人「擱置不問」。與其說是問題出在年輕人身上，不如說是因為我們的態度有問題。順便說一句，此類採訪往往僅限於選舉期間，而且往往是把原本形形色色的年輕人混為一談。

雖然有點唐突，但Ado所唱的《煩死了》這首歌曲值得一提。這首歌於2020年10月發佈在YouTube上後被迅速傳播開來，現如今已是一首流覽量超過2億次的人氣歌曲。這位歌手當時是一名在校的女高中生。她以其驚人的嗓音和壓倒性的唱功，用「煩死了 煩死了」唱出了年輕人的不滿和憤怒，吸引了各個年齡層的關注。但是我們不要對此有所誤解。根據音樂評論家PATE AYUKAWA 的說法，其主旋律不是「抗議」。這是一種對成年人的「絕望和拒絕」。抗議還是一種溝通方式，但斷絕的話，就連接觸點都沒有了。這確實非常嚴重。

在政治參與方面，這種洞察力不應被等閒視之。成年人，甚至已經不在年輕人的視線範圍內了，如果他們試圖高高在上地進行說教，或者試圖以一臉了然的表情靠近過來，年輕人往往是不予理睬的。那麼，對此我們該怎麼做呢？

對此沒有妙招。首先，成年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從我們自己的「庫存盤點」開始。試問我們當初是如何認真面對這個問題的呢？難道不是在口頭上說說而已嗎？至於相關證據嘛…這一證據將在後文敘述。讓我們暫且把它們統稱為欺騙。年輕人已經看穿了成年人背地裡的無數次欺騙。投票率低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本文是一篇帶有自我反省意味的道歉信。與年輕人一樣，成年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有些人是誠實的，而有些人則不在應該遭受指責的環境中。應該結合背景來解讀。

保持黑色校規不變，「做一個明智的公民！」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主權者教育的不徹底。當選舉權年齡被降低到18歲的時候，教育工作者確實在主權者教育方面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但這最終只是曇花一現。加之，學校以「中立」為藉口遠離現實政治的態度，即便是文部科學省修改了「昭和44年通知(*3)」之後，仍然沒有改變。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模擬投票。投票的時間根據課程進度來隨機決定，神聖一票被投給諸如「蘋果黨的阪本龍馬」等，完全與現實脫鉤。即便是模擬選舉，我也希望至少應該讓學生在實際選舉期間從真正的政黨和候選人中進行選擇。

教師也應該反思自己沒有把學生作為主權公民來對待。在日常的學校生活中，他們/她們沒有獲得作為「社會的構成者」（《教育基本法》第1條）的地位。以疫情中的修學旅行為例，幾乎完全由教職員工來決定是否實施的學校不占少數。與學生的情感相背離的黑色校規仍然停留在昭和時期的意識，這也證明了這一點。

例如，總務省的某個研究小組曾這樣指出：「學生們應該參與社會，成為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主權者。」這可能是為什麼學校經常鼓勵學生參加社區活動和志工活動的原因。然而，社會並非存在於學校之外，學校就是社會。如果他們被排除在與其息息相關和重要的「社會問題」（如校規等）的決策之外，培養「理智的公民」（《教育基本法》第8條）將何從談起？主權者教育決不能局限於課堂上。

筆者再多說幾句。我所居住的松江市是日本唯一擁有核電廠的縣廳所在地。2022年1月至3月，圍繞是否重啟核電廠之事，在松江市和周邊3個城市（米子、境港和出雲）發動了「住民投票條例」的直接訴求。每個市徵集的簽名數量都遠遠超過了法定數量。然而，4位市長的意見書卻與訴求人的意願相悖，議會也否決了條例草案。政治家們總是吹噓「公民發揮主導作用」，並一再聲明「歡迎公民參與」。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輕視主權者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其實學校就是這種社會的一個縮影。

(*3) ^ 1969年，當時的文部省發佈了題為《關於高中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動》的通知（昭和44年10月31日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通知），指出高中生的政治活動「在教育上是不可取的」，政治教育也應謹慎進行，實際上禁止了學生的政治活動。

即便不關心政治，也不可能脫離政治

正如英國法學家和政治家James Blyth所指出，「地方自治是民主主義的學校」，我們經常把這種觀點傳遞給年輕一代。但令人遺憾的是，原文中的一個詞「實踐（the practice）」被忽略了。或許應該說，這不是疏忽，而是缺乏現實感。19世紀末，Blyth從居民在清潔掃除、道路維護和牧場管理等工作中相互討論並分擔任務的「實踐」中看到了美國民主主義的原點。

而今天的日本，也是如此。有些人選擇住在公寓，只因為他們不想加入「町內會（街道自治會）」。家長會（PTA）的幹事任命會也被嘲笑為「葬禮」，被選上的家長就像受到了懲罰一樣。孩子們是目睹著這樣的父母長大的。當然，町內會和PTA都有問題。但這就是為什麼學習效果如此之大。孩子不是唯一需要「學校」的人。

筆者的年輕時代恰逢1990年代。當時，在眾議院選舉中的二十多歲選民的投票率在30%的後半段。事實上，與今天也沒有多大差別。此外，投票率最低的一代人是20多歲的人，半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曾幾何時，我們走過來的路…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是否有資格去指責年輕人。此外，即使是現在，也大約只有2分之1的「育兒一代」會去投票站。

我們必須繼續進行進一步的反思。成年人經常說「投票給政策，而非人」。但現實情況如何呢？「因為欠了一個人情」「因為工作上的關係無法拒絕」「我是那個藝人候選人的粉絲」…想一想確實是這麼回事。事實上，參加「入口民調」的參政先鋒的學生們從選民那裡直接感受到的是，成年人在投票時也不會多麼深思熟慮。各種情誼很容易讓人有多項選擇，輕率的「跟風」造成了不穩定的政治體系。誰應該對此事負責？率先垂範就是針對成年人而言的。

上述論述，或許反省有點過度了。我要趕緊補充說明一點，成年人也一直在做各種摸索。例如，關於網上投票和降低選舉年齡的建議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一些專家建議設置「青年選區」來反映年輕人的聲音，或者設定「德莫尼投票制（Demeny voting）」，即允許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票。更為瘋狂的是，有人還提出了應該允許將自己的一票按政策分割投票或將投票權委託給他人的機制。

然而，由於這些都沒有實現，所以不能自鳴得意。結果，只能道歉。不，現在讓我們重新開始吧。還是不要指望成年人為好。說實話，只因是成年人就是榜樣，根本沒這回事。我認為被（年輕人）無視也是無可奈何的。

但我想在最後傳達一點。不要放棄對政治的參與。原因是你可以不關心政治，卻脫離不開政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總是「煩死人」的。

標題照片：在松江西高中舉行的「關於憲法改革的公民投票」的模擬投票（筆者攝影）

毎熊浩一 [作者簡介]

島根大學法律與人文學院教授。1972年出生。修滿九州大學法學研究所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專攻行政學。目前正在對政治、行政和非營利組織（NPO）等領域的「公民參與」開展實踐性研究。還致力於PTA和社區活動。論文有《居民組織的小型公共活動》（2022年）、《第一階段始末記》（202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