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現場】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的島民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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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絜茹/異鄉人手札

從就讀大學到就業,轉眼在香港就待了 6 年的時間,如今因緣際會到新加坡進修已過了一學期,有幸在生命歷程中感受到這兩個地區居民的韌性,和面對困境企求突破的不同作為。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這 3 個地區,既拒絕不了外在文化的影響,又必須從中確立自己的向心力和民族性,這種既要依賴卻也想發展各自獨特性的矛盾,造就了社會的複雜性,也成就了島民某程度的「優越感」,擁有著建立自己對外界認知和理解週遭事物的特權。這 3 個以華人為主的地區所採取的不同決策方式,也大大影響了島民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不同習性。本文將藉著個人親身體驗和思索,希望能分享一些在地的觀察心得。

三地的「政治」比較

如果來比較這 3 個地區政府照顧人民的角色,香港和新加坡是兩個極端,香港政府採取「放養」方式,新加坡則是擔任「大家長」的角色。在香港的 6 年中,親眼見證了從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到 2019 年更大規模的「反送中抗議」,但儘管近年的政治動盪,也難以否認它長期建立的國際金融地位。在 2019 年百萬人上街遊行之前,這裡已普遍存著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與台灣不同的是,台灣人民有著相對程度的決定權,只要你聲音夠大、人數夠多,就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進行。然而在香港,政府以資本主義為領導原則,在回歸後更需與中國政府的方針一致,造成本地的政策缺乏長遠規劃,能走一步就是一步,這種現象反映在歷年來房屋和扶貧政策,總難以應付越來越艱困的生活環境、真正改善在亞洲名列前茅的貧富差距。

不只香港和台灣深受中國大陸影響,一直以來外交政策是「與大家當好朋友」的新加坡也必須開始花更多心思在它龐大的鄰居上。舉例來說,從 70 年代開始,新加坡軍隊便一直在台灣受訓,然而在 2016 年,從台灣運送到新加坡的軍備首次在香港被扣押,可以看見中國的態度逐漸強硬,中國外交部也在同年中呼籲新加坡尊重「一中政策」。近年來緊繃的中美關係更驅使著新加坡重新思考自身在兩大國中的定位。

新加坡相較於台灣,採用較全面性且嚴厲的方式管理人民。批評政府是會被處罰或坐牢的,連總理李顯龍的姪子也不例外──2020 年李繩武因為在臉書上批評新加坡的司法制度而被罰款。2021 年公佈的《防外國干預法》(Foreign Interference Law)也加強了這種「不多做思考」的準則,在條例裡,凡任何只要政府覺得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不適當」的言論和行為,都可有能犯法。簡單來說,以排外為框架所制定的法律,實際上也影響了學術研究、公民社會和媒體等層面。

但與中國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國際形象經營得很好,政府聰明的了解到,如果把人民的生活照顧好,大家就不會有任何抱怨。長期以來,新加坡就以友善和安全名揚國際,也因為政府執政黨能長期掌控權力,政策和都市規劃一直都是以數十年為基準。以房屋政策來說,雖然這裡和香港一樣面臨著高房價和密集人口,新加坡仍然能夠確保家庭擁有自用住宅。直至 2020 年,有高達 81% 的新加坡人口居住於政府興建的住宅中,這一點沒有長期的規劃和一致的政策是做不到的。而且和大家想像中政府提供的公屋就是「簡約」不同,最近我到了 Potong Pasir 一帶,接連著數棟具現代設計感的政府住宅有著新穎的公共設施和空中花園,圍繞著綠地和公園,誰也想不到這熱門的住宅區前身是墳墓,如今卻是建商與政府的重點開發地帶。

與香港和新加坡不同,台灣的政治是大眾且娛樂化的。政治可以是家庭茶餘飯後的話題,也可以透過社交媒體成為每天的娛樂來源。當我的新加坡同學 Kate 在 YouTube 看到台灣議員在議會吵架或是在談話節目中發表「煽動言論」時,她表示:“ This is just amazing. ” 因為在香港和新加坡,你看不到「政治」可以是種消遣、人民對於政治的參與度可以那麼高。甚至透過政治,我們還可以因為共同的敵人成為朋友。還有最重要的是,從小孩到老人,每一個人都可以罵政府。然而在香港,自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以來,已有將近 2,200 人遭起訴,案件排期審理最遠已至 2023 年 12 月。已確定判刑的包括年僅 14 歲的學生,5 名中文大學的學生也在 2021 年 10 月被判處 5 年徒刑。反觀台灣,年輕大學生抗議後不僅可以全身而退,也有機會在政府中擔任要職。

也因為這樣開放的環境,讓許多議題──如性少數群體(LGBT)和敏感歷史能夠被討論;而在如女權和公民團體的發展上,台灣都相對多數亞洲國家進步且開放。然而雖說相較於香港和新加坡,台灣享有言論自由,但也讓我不禁反思,在台灣以民粹主導的言論是否真的是「自由」?不遵守普羅大眾的觀點,是否也同樣地受到審查與言論懲罰?

政治決定了島民習性

我覺得政治很大程度主導了人的思考方式,這點尤其展現在台灣、香港與新加坡 3 個地方。以香港來說,外來人對香港人普遍的刻板印象包括「自私」和「勢利」,不過這是香港人的生存之道。曾有位在香港擔任非營利組織顧問的朋友說,因為政府普遍對下層階級的人民缺乏照顧,香港人從小就必須學習自力更生,以符合政府以資本主義領導的方針。對於政府的不信任也讓這裡的人向務實主義靠攏,從就學、工作到生活,都必須以實際為出發點。香港人並不是像大家所說的投機取巧,只不過當生活不易時,最先要顧好的是自己。

而新加坡政府這個「大家長」的角色,讓人民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從法規到扶貧政策,好好的照著規矩走,就能夠過上舒適美好的生活,人人有房。但這裡的安全舒適有個前提:你必須乖乖的,不要抗議、不要多加思考,也不要發掘社會問題。所以說這裡的人也學會照著政府寫好的準則走──就學時期只要好好念書考上名校,出社會後提早規劃結婚以便申請政府公屋,平均從申請到購屋只要等待 3 年的時間就能遂願。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習慣性地把所有規範都讀完一遍,確保不會違反條例,因為這裡幾乎不存在容錯空間。

如果說有個光譜來比較這 3 個地區的生活節奏,香港和台灣會座落於兩個極端,而新加坡則位於中間。舉例來說,同樣身為大城市,走在新加坡地鐵站,常可以看到低頭看手機的人緩慢的走著,但在香港,大家都練就著快步和一心多用的功夫,還能同時閃避著過往群眾手臂的相互夾擊。我總跟我朋友說,我在新加坡聽到最感動的一句話是在我結帳的時候,不熟悉和緊張的數著零錢,老闆的那句:「沒關係,你慢慢來」,因為在香港,通常的經驗是我因找錢太慢而讓店員發出不耐煩的「嘖」的聲音。

比較起來,台灣可以說是最有生活氣息、最有「理想」的地方,雖然大家會抱怨社會與政府,但是卻能在其中找到溫暖,生活中總有一些小確幸;即便年輕人的薪水在已開發國家中敬陪末座,感覺日子過得也沒那麼糟。在被賦予的自由裡 ,總能找到讓我們快樂的因素。如之前提到的,在這裡人民是有能力影響到政府政策的,也因為如此,我們總相信能夠改變社會,但只要帶著這份單純離開台灣,就會發現外面世界複雜得多,我們自以為的勝利和美好,在他人眼裡或許一文不值。就如我們以自己的自由為傲,但事實上,存在著許多分不清楚和不在乎中國與台灣差異的人。但樂觀的我們總有辦法在海外紛雜的媒體中,細心地找到提起我們的每一條新聞,然後快樂的建築屬於自己的美好世界。

當然,如果能一輩子好好的維護和相信「小確幸」,又何嘗不是件快樂的事?

從公益組織看社會型態

從公益組織的發展,也能夠一窺社會樣貌,了解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台灣在三地之中最蓬勃發展,也許是因區域空間較大,發展也較多元。舉例來說,同樣教育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在都市、鄉村與不同城市便可能有不同的營運方式與型態。因媒體盛行以及言論自由,大眾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度也較高,弱勢群體的需求也能被聽見。惟這類公益組織規模都普遍偏小,無法再拓展。或許因為社會議題大眾化,每個人關心的議題都不盡相同,導致組織在百花齊放的同時,也很難有單一組織匯聚到主要資源,公益組織仍難以跳脫「需要被幫助」的框架,政府直接針對社企的資金補助也較小。對比之下,香港身為一個講求經濟發展的城市,市場導向決定了組織存亡,金流量也遠高於台灣。在香港,政府資金對社會企業創業階段的補助就可以達到百萬以上,這種情形在台灣是比較少見的。

我在香港從事青年教育組織的朋友開玩笑說:「香港有一大堆錢,卻不知道怎麼做事。」在某些情況下,你必須和政府說明他們認為的「不存在的議題」,並照著他們規定的邏輯走,才能得到補助。但也因為外商盛行,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部門會贊助組織和推廣議題,許多國際上受關注的議題如 LGBT、難民和種族平等等多元議題都會受到關注,組織生存不一定得仰賴政府挹注資金。有趣的是,這些議題在同樣由外商主導的新加坡卻很難看到。

在香港,你只需要避開政治,就能在許多社會議題上暢所欲言。但在新加坡,即使提及社會議題都必須格外小心。這裡說話原則是:新加坡沒有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做的是提升社會品質。以前段提到的《防外國人干預法》來說,這幾年政府已禁止外企贊助同志遊行活動,畢竟種族、平等和同志等都是很有爭議的議題。但與香港相同,如果你的組織宗旨能合乎政府想推廣的層面,如能源、永續和科技發展等,便能得到很大的援助。

如果想要組織成功,在台灣「聲量」可以是個成功要素,社群媒體上打造個人品牌和引導流量是公益組織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品牌故事和觀感往往能感動人民,並且是組織活動成功與否的決定性要素。而在新加坡與香港,媒體流量固然重要,但更直接的是你的成品能不能在市場上獲得驗證,具備著實用性和發展機會。這一點與新創企業的概念更相像,就算是談合作,也不能只談理想,還必須從為對方帶來的「利益」層面著手,不像台灣人往往習慣用「說故事」和「情感」訴求引發同理心。此外,LinkedIn 是個彼此認識的重要管道,如同線上履歷,別人可以對你的背景經驗如就讀學校和曾服務的公司進行了解後,再去評斷是否進一步與你合作。

島嶼社會如何擁有最優秀的人才?

要能長期經營好社會,人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三地吸引人才的措施不盡相同。既然新加坡領土小,獨立過程又一波三折,於是必須想辦法納入最優秀的人才,造就以菁英主義為導向,政策制定的基本準則是 “ Learn from the best ”。以我現在就讀的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來說,他們的目標就明確要成為「亞洲最好的公共政策學院」,所以成立之初,他們的策略是與海外諮詢公司合作,向美國和英國等頂尖大學學習如何經營學院,把經驗引入新加坡,同時把追求「頂尖」的概念也延伸到公務員體系中。他們延續菁英治國的方式,挑選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給予全額大學獎學金與生活費,甚至延伸到海外大學及碩士課程,一旦畢業後直接到政府部門工作。公務員在這裡是菁英的象徵,高薪水和社會地位也使得政府體系能夠招攬最優秀的人才。

而在香港,雖然公務員的身份比以往多了些敏感,但仍是高地位的象徵,如果你夠優秀,薪水也可以高於一般行業平均許多,資深公務員的月薪能達到二三十萬台幣以上。

此外,在企業界上,香港對於海外人才的態度,相較於台灣和新加坡算是「最開放」的,以同樣金融業來說,在當地大學畢業的國際人才留在香港就業,比在新加坡容易得多,薪水也較高。前陣子聽過有新加坡大學就讀的國際生畢業後,在新加坡被以「薪水太高」為由拒絕簽證,但在香港只要有正當工作,拿到簽證並不難,至少在目前的情勢下是如此。新加坡雖也是個移民社會,近年政策卻漸趨於保守,縮緊了移民政策,如 2020 年公佈的法令中,除了給當地人民薪水條件提升外,也規定雇主至少需公開職缺徵才 28 天後仍無法聘用本國人才,方可僱用外國人才。

至於台灣,以公務員體系來說,在台灣並非像新加坡,頂尖學校畢業生並不會把公務員當作第一志願,公務體系薪水也未高於市場平均。大家對於公務員的認知,或許就停留在「穩定」這個詞彙。在私人企業的產業結構上,不同於香港與新加坡的國際性,台灣並非外商設立重點策略部門的地區。2018 年雖祭出「就業金卡」簽證吸引海外優秀人才,但能不能有效的留住人才仍須觀察。有趣的是,或許因為在台灣,一般人的英語能力或海外經驗較不足,因此擁有這兩項資歷的人在職場上有比較大的優勢,但在香港或新加坡,這些經歷在應徵著名企業時可能只是必備條件。

個人經驗反思:動盪中的島民身份

以歷史來看,3 個地區都經歷過不同的殖民統治,居民同樣大多來自中國沿海,但後續的發展卻有很大的差別。文化、社會與政治結構等因素的相互碰撞,影響了島民的身份建立,而短短幾年時間就可以產生劇烈變化。舉例來說,幾年前仍會有中國大陸的藝人來台,但如今來台卻成了敏感議題;香港也同樣面臨著政治和生活上的劇變,對於兩地的年輕人來說,身份認同來自於對於島的連結,而不是老一輩所謂的「根」,所有他們知道的歷史和文化,僅是曾在島上發生的事件,而非父祖輩的原鄉。

但上述的矛盾在新加坡就不太會看見,或許是因為少了直接的政治衝突,在這裡大家都是「新加坡人」,只有種族血緣的不同。一般人融入新加坡生活並不困難,仍維持著令外來人舒適的「友好」。我來新加坡將近半年的日子中,可以看見它的有條不紊,也因良好的城市規劃、商業區和住宅區總穿插著綠地,而沒有感受到城市的緊迫感。我不禁思考,看似美好的新加坡,未來是否也會面臨它的「劇變」?台灣和香港的變動是因政治而起,新加坡也會有足以打破既有舒適圈的人事物嗎?

在我的自身經驗中,環境的劇烈變化是影響和塑造身份的重要因素。2020 年剛從喧鬧的香港回到台灣,台灣的平靜讓人感受特別深,有天晚上我在台北東區街道上一路走到那時還在營業的敦南誠品,在熟悉的書店氣味中靜靜坐著,卻有股想哭的衝動。過去一年中,香港的躁動、抗議、警車及救護車的交雜聲響,與黑夜裡街道上的衝突所燃起的火種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台北卻是如此的安詳與平靜。在香港因為要努力生活,而學會了麻痺自己對於周遭環境的情緒,一切情緒卻在獲得平靜時潰堤。

也是在那時候,我意識到了不同島上衝突的文化和價值觀在身上已留下了深刻軌跡。在台灣單純的享受著它的安詳,喜歡這裡的舒服和熱情,但我總覺得困惑,覺得會再次離開走上另一個國度的不同生活──這和先祖們渡海移民的原因不同,或許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因為要探索仍是未知的自己,所以必須再次出走。

遠離了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影響我深遠的地方,來到新加坡後,我才瞭解到香港 6 年生活仍深刻影響著我,也始終無法停止思念台灣的單純。即便是現在生活在有秩序和規律的新加坡,逐漸習慣當地的生活,但香港的雜亂與壓抑中的生命力,仍會不經意地突然浮現腦海中。2019 年我還住在香港佐敦,常常與朋友約在麥當勞閒聊,當夜幕低垂,無家可歸的人便會慢慢聚集在裡頭,躺在座椅上度過深深的夜晚;而店裡的顧客們包括學生、上班族、一般家庭聚會則是若無其事的繼續自己的步調,店裡的員工也不會驅趕街友。

佐敦的景象萬千,街上可以看見特殊按摩店的女性服務員在招攬客人,再往前多走些路,又可看見門庭深嚴的豪宅社區。賃居的住所對面有兩個公園,一個是給富裕的人士牽狗悠閒散步的公園,隔壁的則是當地著名的吸毒公園。只有在香港,才能夠在一個狹小的街區找到如此極端的階層差異,這是它悲傷的地方,但在其中也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這裡的人彼此之間或許缺少交流,卻也接受了這些極端的差異存在,於每天上班與回家的通勤途中,我也在其中找到最貼近家鄉的感覺,一種不需言語的交流。

身為島國居民,似乎就註定擁有許多矛盾的面向,習慣快速變化並具有流動性。島民的社會習性可以是被政權影響的,也可能是歷經了社會變遷後的應對方式,或成為了追求穩定中的一種產物;但從看似微不足道的個人、社會再到整座島嶼,都是如此的獨特。島上人們蠢蠢欲動的情緒和理想,將帶領腳下的土地經歷一次次動盪。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從 3 座華人為主、中國為鄰的島嶼,看見島民政治的矛盾與複雜》,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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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絜茹,高雄人,香港大學「心理」和「媒體與文化」雙主修畢業,現就讀於國立新加坡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研究所。 創辦過香港社會組織流浪之聲為弱勢族群發聲、擔任社會創新社群 Impact Circles 台灣協會負責人、和為新加坡科技新創拓展港台市場。 曾在香港和韓國贏得社會創新競賽獎,也在201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業教育論壇」上擔任引言人。 目前投身於社會創新與新創領域,致力於橫跨亞洲的社會創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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