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現場】台灣人在芬蘭確診，體驗與病毒共存

作者：廖曉佩／芬蘭不神奇

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後，許多人前兩年一直處在「半軟禁」的居家狀態，以保持距離作為基本社交原則。今（2022）年開始，歐洲正式進入後疫情時代，朝著「與病毒共存」的方向邁進，個人也慢慢恢復社交生活。

我在芬蘭確診了

我個人從去年 7 月至今年 1 月之間，陸續接種兩劑輝瑞與一劑莫德納疫苗。今年 3 月，我經歷第一次接觸確診者，首度使用家用快篩，幸好是陰性；4 月底，我首次感染新冠肺炎 Omicron（新型變種病毒），輕度症狀目前延續兩週。

兩年來過著沒啥社交的生活，不能見人時，還好芬蘭處處都有大自然美景，至少能不戴口罩，安心外出散步。

看著台灣國內受到 Omicron 衝擊，確診人數以倍數成長，人心惶惶；政府與醫療機構人仰馬翻，必須人工設定電子圍籬與追蹤聯繫，匡列接觸者等。確診數天天大幅成長，其實，政府的人力是永遠跟不上的。總算，最近再度更新防疫政策，調整密切接觸者匡列原則。

不管是何種措施，總會引來不同意見；而無論各種措施的立意為何，只要人力調度跟不上，執行度必然會大打折扣，再嚴密的政策也是枉然。

芬蘭防疫政策

芬蘭總人口數約 550 萬，截至目前為止，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 105 萬人，其中有少數兩度確診者，我的芬蘭朋友就曾中過 Delta 和 Omicron。以比例來說，幾乎每 5、6 個人當中就有一人確診。

芬蘭的 Omicron 疫情從今年 1 月就開始，每天確診案例都是 1 萬左右，甚至有快 3 萬。這波疫情正好發生在歐洲準備開放的時刻，芬蘭政府在確診數雖高、但重症率與死亡率沒有明顯提升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後疫情的開放與復甦。

去年開始，芬蘭政府便呼籲民眾若有輕微感冒症狀，可自行在家休息，不需要做 PCR 檢測，試圖讓醫療量能恢復正常。因此，確診數字其實都是「低估」，芬蘭大首都地區的衛生機構就認定，赫爾辛基地區 100 萬左右的人口中，事實上有一半都已經感染 Omicron。

到了 4 月份，芬蘭撤除戴口罩的整體建議，認為口罩已經沒有減緩傳播的效力，只建議民眾在公共室內空間、大眾運輸系統內佩戴口罩，其餘情況依照個人需求即可，由於該建議沒有強制效力，因此芬蘭國內佩戴口罩的比例持續下降。

少了由政府頒布的統一限制，各項活動陸續登場，皆由場館或主辦單位自行規定是否檢查疫苗護照、是否要求參與者戴口罩。我曾參與 3 月的一場室內活動，與會者約 5、60 人，戴口罩的人數（包括我）不超過 5 位。

確診後，該怎麼辦？

那麼我在芬蘭確診後，面臨了哪些措施呢？其實就是「自行居家隔離」而已，期間沒有和任何政府人員聯繫，也沒有強制隔離措施，更毋需通報。

芬蘭的隔離建議是 5 天，我的感冒症狀在 4 月 26 日出現，頭痛、鼻塞、流鼻水，快篩陰性。告知公司後我開始居家工作，按照公司規定，病假 3 天以下不需要醫生證明，不過當時我的專案計畫正處重要時刻，且第一週症狀輕微，因此還沒有使用到病假。

由於公司規定，員工必須無症狀至少一天後，才能進辦公室，因此我週五再度快篩，這次卻是陽性！4 月 30 日星期六，出現了新症狀：發燒、咳嗽、喉嚨腫痛、打噴嚏，原有的鼻塞和頭痛也變得更嚴重些，導致睡覺時打呼聲震天價響。

第二週到來，我週一、二請病假；原本想在週三復工，但老闆不准，於是繼續請了第三天病假；週四、五又開始工作，若較疲憊時就小睡一下。這整週每天早上起來，都經歷鼻子完全塞住和頭痛的症狀。兩週後，各種症狀終於開始消退。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防疫之路

芬蘭的防疫做得好嗎？平心而論，比上不足、比下有餘。2020 年疫情在芬蘭爆發之初，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亂象，讓我完全無法置信這麼「掉漆」的事竟一再地發生在號稱「最幸福的國家」。

舉例而言，2020 年 4 月，「口罩風波」導致芬蘭國家緊急儲備中心的總經理辭職下台。這起事件先是緊急儲備的口罩拿出來後，被發現居然早在 8 年前就過期，換言之，根本沒有執行定期清查；接著從中國進口的 200 萬片口罩，價格過於昂貴之外還根本是假貨，未達醫療認證標準，發給二級的養護機構人員使用後，出現皮膚過敏狀況，等於毫無用處。

國家緊急儲備中心拒絕芬蘭境內正規醫療設備生產商，而向愛沙尼亞境內兩個有不良紀錄的人購買口罩，一個經營整形美容、一個在放貸。據此，儲備中心總經理辯稱：「太緊急，沒有時間做背景審核。」不過這樣的說詞並未被大眾買單，普遍仍認為國家應該向正規經營的醫療設備商採購。而處理此宗採購案的官員們，歷經一年多的調查仍獲得不起訴處分，由於沒有貪污之實，因此無法入罪。

芬蘭在第一波疫情爆發初期，到處都買不到口罩，乾洗手也一度缺貨。面臨首波疫情的 6 個月內，跟隨 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指示，芬蘭政府堅持「口罩無用論」，甚至花錢請外部研究機構發表口罩無效的報告，且堅持不採納醫師們集體連署、請政府發布的戴口罩建議。這樣的口罩無效報告，後來被有研究權威的赫爾辛基大學學者批評為「研究方法有誤」。

即便 WHO 後來改口呼籲要戴口罩，芬蘭政策還是沒有轉彎，直到數個月後，終於開始向全國宣導戴口罩，並開放低收入民眾前往各機構領取免費口罩。後來在議會質詢中，內閣鬆口表示因為口罩數量不足，才遲遲沒有呼籲戴口罩。

在芬蘭口罩嚴重缺貨的數個月後，開始出現少量的供應量，一個普通醫療口罩售價約 2 歐元，超過新台幣 60 元，網路上甚至還有售價 4 歐，等於約新台幣 120 元，實為坑人！後期供貨比較穩定後，一個口罩價格大約新台幣 13 元左右。而那時候的台灣，早就衝出口罩高效生產量能，不僅可以供應國人需求，還能捐贈給其他國家，包括芬蘭在內。

此外，芬蘭政府於 2020 年夏天花費 6 百萬歐元開發的 APP，用意在警示和追蹤感染鏈，然而追蹤感染的重要資訊居然不提供給確診者與醫護單位。一個造價超過 2 億台幣的 APP，功效卻如此之差，更讓民眾疑惑研發費用究竟是花在哪？

芬蘭政府受限於憲法規定，防疫措施一年來的重點都是「建議」而不是強制，因此對於不遵守建議的人無計可施。但當時疫情已經肆虐一年，卻依然未見從「法律面」加強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時的執法權力，最可笑的是，執政內閣研究多時、想要從法律層面修改的提案，一進到國會就因「違憲」直接被攔腰砍斷。

始終如一的堅持：孩童受教權

雖然芬蘭防疫政策一路以來出現各種莫名其妙的狀況，但有一項決定卻是始終堅定，那就是盡可能維護孩童的受教權。根據科學數據，幼童的感染率與傳染率低，幼兒園始終不停學，讓有小孩的前線人員可以安心上班。

甚至，在疫情初期各種防護設備（包括口罩）都不足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開放幼兒園，同時讓家長有為小孩請假的自由。

學生年齡 12 歲以下的校園也努力維持不停課，甚是力拼實體上課，以確保孩童權益，尤其有些孩童家中經濟弱勢、或有其他家庭問題，因此更必須依賴校內免費午餐等資源。

與病毒共存，共識相似、做法不同

總之，對照兩個國家，防疫政策展現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架構。我在芬蘭感受到的是，雖然個人自由遠比防疫重要，但政策以科學數據當指引，人民普遍信賴政府決定，跟隨政府建議。當政府建議戴口罩時，即便沒有罰則，8 成以上民眾都會遵守。加上兩年多來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嚴重衝擊，因此即便 Omicron 疫情確診數依然高，政府與民間對於「與病毒共存」、回歸正軌的方向已有共識。

在芬蘭，如果家人、朋友確診，只需要告知主管一聲，就能在家上班，不需要任何證明。若本身有輕微感冒症狀就自己在家隔離，可直接向公司告假，自行購買快篩做檢測，完全不須使用任何行政或醫療資源。

根據個人觀察，台灣則是在防疫上較為緊迫盯人，各種緊急措施火速頒布，社會風氣較依賴整體信賴感，總是因為怕某些人會違規，而有各種強制隔離措施。個人的行動自由在集體利益之前，基本上毫無置喙餘地，卻也因此讓行政資源持續過載。此外，許多公司要求檢測或是政府文件證明，才准予請假甚至在家隔離，也讓行政、醫療量能持續被不必要地佔用。

台灣要走向與病毒共存，不只政府政策需要調整，公司行號也必須一起共體時艱，搭上世界遠距上班的能耐與趨勢。媒體亦該克制、不要煽風點火，別把個案放大，散播恐懼氛圍，導致理性討論空間一再被壓縮。

再說，政府有其職責所在，個人也有自己該盡的責任與義務，不應該撒蠻地主張任何大小事都要政府負責。既然是自由國家的公民社會，國家權力不是無限上綱，人民就得展現相對的姿態，以公民身份監督政府，而不是成為無端苛責政府的刁民。希望台灣度過這波艱困的疫情，慢慢一起回到常軌。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與病毒共存】歐洲篇：在芬蘭確診新冠肺炎，該怎麼辦？政府要我「自立自強」》，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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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廖曉佩，2017 年離開十幾年劇場生涯，跑到芬蘭留學。由於興趣太廣泛與熱愛新知，念了三個全然不同的領域：政大廣告學士，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碩士，芬蘭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的永續創意碩士。目前籌備創業中。臉書專頁分享在芬蘭的文化觀察與生活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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