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評論】提高基本工資，真會導致大家失業？

作者：Jack I.C. Huang／The World 2.0

每年主計處公告薪資平均數與中位數時，總是會掀起不同的爭論。大家除了會拿各別行業的均值來調侃一下自己，看看到底是不是自己拉低了行業水平，並且輿論主軸大概不外乎台灣低薪問題，除了少數幾種職業，大部分的工作待遇確實不怎麼讓人開心。

台灣的「美好生活指數」如何？

這裡要先試著打點圓場，台灣薪資低迷是不爭的事實，連帶影響到很多指標，都顯得我們的生活狀況極慘──例如房價所得比，許多人在台北恐怕要不吃不喝至少 15 年才買得起房子；但另一方面，如果考量更多參數的話，身在台灣其實也沒那麼慘，像是若看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調整後的人均 GDP，台灣的表現又顯得還不錯。

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就是人民雖然賺得少，但以日常生活物價來看，整體來說並不貴，要買到相同品質的必需品或服務，台灣人需要付出的代價遠比日本、韓國、新加坡，甚至歐美低得多。

根據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於今（2021）年公布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在攸關生活與福祉的 11 個領域中，台灣綜合排名是第 17 名（前三分別是挪威、澳洲、冰島），其中「所得與財富」、「就業與收入」與「居住條件」這 3 項指標，台灣甚至拿下第 3、第 5 和第 9 的名次。

看到這裡，我想大部分人是無感的，搞不好還忿忿不平，覺得這些國際評比竟可如此「何不食肉糜」，著實可惡。話說回來，無論我們有沒有感受到自己活得很「幸福」，想必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薪水應該再高一些。畢竟，生在如此便利又資訊豐富的時代，物質的慾望太多，錢好像總是不夠花。

基本工資確定調漲，工商大老如常跳腳

而政府不知道是不是順應民情，抑或是馬上選舉年又要到了，勞動部於今年 10 月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便決議自 2022 年開始，基本工資月薪上調到 25,250 元、時薪 168 元，漲幅達 5.21%，雖已是過去十幾年來成長最大的一次，但這樣的收入要在大城市維持體面的生活，現實上還是有難度。至於買房，那更是做夢都不敢想。

雖然這樣的調漲看起來不算太多，但傳統工商界一如往常的跳腳，表示如此增加企業聘僱人力的成本，勢必會影響廠商的僱用意願、影響就業率，然後導致經濟衰退云云。

上述這種說法的確並非空穴來風，從新古典經濟學（以 Milton Friedman 為代表​​）與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角度而言，市場是充分競爭的，總是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平衡供需兩造，若是政府以公權力介入，難免會造成資源配置的無效率。這樣的理論也被用於勞動市場，說明一旦工資調漲，企業可能為了節省成本而減少僱用員工，導致工人失業，沒有了薪資就無法負擔消費，又進一步降低了需求，廠商只好也減少供給（生產），演變成惡性循環。

誠然，完全競爭的市場，自然可以達到完全競爭下的效率。只不過，世界從來就不是按照假設中的理想狀態來運作，現實中有太多不對稱與失衡，發生在資訊落差、權力結構不平等、經濟的短期與長期波動，以及無數快變成「新常態」的黑天鵝與灰犀牛事件。從一戰後的凱因斯學派，到近晚的福利經濟學，都紛紛指出適當的政府干預，不光只是「nice to do」，而是「must do」的必要手段。

提高基本工資真會導致就業人數下滑？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頒給了對這方面有所貢獻的學者：美籍的卡德（David Card）、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因本斯（Guido W. Imbens）。

以卡德的研究來說，透過紐澤西州與賓州進行對照實驗，發現最低基本工資的提高，幾乎不會對企業聘用僱員產生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就業人口並不會因此產生變化。這個發現與諸多先前的研究，特別是依循新古典主義的結論相反，透過實驗與分析，並無證據支持工資的調漲，會導致紐澤西州的就業人數下滑，也因此，漲工資並不會產生當年時任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管中閔所稱：「不要說一顆滷蛋，連一粒米都無法下鍋」的情況。

看到這裡，左派與進步派人士也先別急著叫好，因為社會學實驗是很講究地域性和控制變因的，紐澤西州與賓州的實驗結果，不盡然就可以充分地用以解釋台灣所面臨的現狀。原因可能有很多，各別事件之間的關聯性／因果性，也都有待進一步論證。

就拿最低工資來說，香港最低時薪為港幣 37.5 元，台灣在經過這次調漲後，基本時薪折合港幣約為 46.5 元，可是足足比香港高了 25% 呢！然而，根據 2019 年的數據，在香港，領最低工資的就業人數僅 7.55 萬，佔總勞動人口不到 2%；反觀台灣，靠最低薪資勉強度日的比例就高多了，這其中的結構性問題，也很值得深思。

再說了，若我們真的觀察到明年 Q1、Q2（第一、二季）失業率有所攀升，也未必就與基本工資調漲有絕對的關聯，畢竟受疫情影響，階段進行的紓困方案與其他複雜因素，都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充滿動態複雜性（dynamic complexity）的世界，很難用單一歸因去推論單一結果，任何來自系統內部與外部的因素交互作用，都會反映在現況、影響到未來。

除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前陣子剛頒發的諾貝爾物理獎，也是頒給了研究複雜系統與氣候變遷的學者，表揚他們以實證的方法，用科學模型去解釋溫室氣體與全球增溫的關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再強調的 complexity（複雜性）。這也是台灣很多媒體、名嘴與網路言論的通病──喜歡用簡化的敘述，武斷（又牽強）地將兩個事件作出因果連結，偏偏很多時候，事情並不是這樣。

書歸正傳，照目前的趨勢來看，調漲基本工資仍是利大於弊的政策，雖說實質上對底層的勞動人口能產生多少實質助益，仍待觀察；但以宏觀角度看來，至少諸多最新的論證都指出，政府出面調高基本工資，對產業的影響絕對不若那幫工商大老嚷嚷的那麼嚴重。

再說了，新古典主義所強調的自由市場假說，企圖讓人相信「資產階級們」與成千上萬的「勞工朋友」一樣，遵循著市場機制，讓看不見的手媒合供需以達最佳效率──這根本錯得離譜，資產階級與勞工從來就不在同樣的水平線，議價能力也是天壤之別，以往是這樣，以後也仍然會是這樣。

長遠來看，這些事情同樣值得關注

調升薪資會造成資方降低僱用新人的意願，這句話的另一面意思是：調降薪資，勞工也可以因為缺乏意願而另謀新職──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即使資方壓低薪資，仍會有勞方屈就，讓老闆榨取該名勞工的剩餘價值。唯有政府介入，以最低薪資來劃出最起碼的保障，才能改善最弱勢者在勞動市場中的權益，更有甚者，還能創造就業機會。

綜而言之，工資（對企業主來說則是成本）永遠是一個敏感話題，就像任何的社會議題一樣，無論怎麼做，總有人會不開心，而且還可以據理力爭、各說各話。不過，若放眼更長遠的發展，對我而言同樣值得關注的，恐怕是實質的工作機會，以及產業在轉型的過程中，那些逐漸消失的傳統崗位，還有無法及時跟上並掌握新科技的勞工朋友，屆時，無論基本薪資調得再高、資方（被迫）變得多麽支持勞權，恐怕這群人都還是難以找到適合的工作。

屆時，會不會「全民基本收入」（UBI）成為另一個解方？我期待「是」，但這將有賴更多的共識，和高瞻遠矚的政策制定者，才得以有機會被實踐。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調漲基本工資，真的會降低企業聘僱意願嗎？──我如何看待「最低薪資」與「失業率」的關聯性》，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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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Jack I.C. Huang，台北人，倫敦大學主修國際經濟與全球化管理，畢業後回到亞洲。先後任職於聯合國亞太投資貿易處（TID）與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OICT），協助 fuel management 系統開發和支援維和部隊的運作，必要時得出差前往剛果、南蘇丹、索馬利亞與象牙海岸......。 足跡走遍世界 20 多國，曾旅居紐約、舊金山、首爾、北京、新加坡、歐洲等地。 喜歡接觸新事物，腦子裡總是有左派與右派的思想不停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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