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包淳亮】「文明衝突論」的潛台詞與面臨的新現實

作者為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

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畫事務主任奇史金納(Kiron Skinner)表示，美中之間的競爭是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國務卿龐培歐並已對此種論點有所指示。雖然她的說法遭到不少批評，不過最近一段時間，類似的說法已經不止一次，其背景與影響值得深思。

文明衝突論其實是一種拉高到「文明」層次的「地緣政治」理論。美國官員談「文明衝突」，固然有渲染衝突的作用，不過，從被視為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政治學者之一的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撰寫的《文明衝突論》一書看來，該論不僅可以是一個關於衝突的論說，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如何可能「避免衝突」的論說，後者經常被並未細讀此一論說的評論者所忽略。

杭廷頓在書中強調，各文明的核心國家之間，由於「相互保證毀滅」，在面臨衝突時，會傾向於自我節制。同時，因此他們會節制各文明圈之間的次級文明的衝突，從而避免衝突的擴大。因此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雖然有「衝突」兩字，但其實既預示了衝突，但並非煽動衝突，甚至還希望避免衝突。

與「文明衝突」論點有類似之處，但也經常被曲解的，還有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 n）在《注定一戰》一書中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論。該論雖然針對美中關係的可能危險，但更強調要「避免一戰」，甚至為了分析如何避戰，耗費了一整個章節。事實上，「注定一戰」既已認可「崛起強權」與「既有強權」之間的平等地位，兩強若鷸蚌相爭，實已沒有贏家。正因為如此，當美國由於「焦慮」而重提「文明衝突」，也可以有「打預防針」的效果：於是其實最終難以走向衝突，而只能是重返現實主義。

這種「重返」的背景是，冷戰之後的一段時間，美國國力遙遙領先，因此左派與右派的「干涉主義」盛行，而訴求節制、強調外交的現實主義，反而被打入冷宮。如今美國重提「文明衝突」，是因為得再度面對俄國與中國的挑戰，甚至感到很可能被中國所凌駕。《國家利益》近期就再度強調其〈捍衛現實主義〉的立場，認為這是比「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或「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放肆自為理性得多。因此重返現實主義，意謂著「管理衝突」，而非「追求衝突」。

在這個現實主義的脈絡下，「文明衝突論」的潛台詞反而是訴求改善美俄關係。在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中，只有少數幾個真正可以彼此較量的文明的核心國家，包括西方文明的美國、儒教或中華文明的中國、東正教文明的俄國，以及印度、日本等。至於非洲文明、拉美文明、伊斯蘭文明，目前則還未出現具有挑戰者實力的核心國家。就此來說，「文明衝突論」也是最早在冷戰之後，就提出美國在未來面對中國挑戰時，可能得拉攏東正教文明的俄國的論說之一。

事實上，史金納不僅聲稱「這是與一個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而且美國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她還說「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不是高加索人種(Caucasian)的強大的競爭對手。」她在這樣的描述中，既把「東正教文明」重新納入了「白種人、基督教」的行列之內，也暗示了三十年被稱為「第一」的日本，遠遠還稱不上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或者說，她已經把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擺到昔日的蘇聯與日本之上。

由於中國的坐大，前述《國家利益》的〈捍衛現實主義〉一文，捍衛的其實也是美國的現實主義者們不斷呼籲的「美俄合作」論。如果美俄持續針鋒相對，美國就難以專心應對中國的挑戰，而後者不僅製造業規模已經超過美國，正在「中國製造2015」的旗幟下追求成為先進國家，且正以「一帶一路」拉攏世界。

「美俄合作」的主張，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後就已經被熱烈討論過，〈美俄聯手的大戰略風險〉確實存在。但美國所面對的困境在於，美國得先讓自己陷入與中國的衝突之中，才能讓俄國、甚至於一些歐盟的重要國家，願意犧牲與中國交往的利益，來支持願意支付鉅額代價的美國，而這樣可能得支付鉅額代價的方略，卻又與前述「現實主義」的收縮戰略背道而馳。川普政府過去兩年的政策，更接近刮犧牲歐洲與拉美盟友利益的、傾向於「孤立主義」的現實主義，現在突然丟出「文明衝突」之論，只能讓人感到其大戰略的不一致。何況美國自己也還在積極準備應對與俄國的衝突，而非僅僅瞄準中國。

面對美國官員拋出的「文明衝突論」，大陸輿論似乎作壁上觀，冷靜以對。在此際，文明衝突論或許不是一個受到眾多人認可的論說，缺少塑造現實的能力，不過美國能提出從「銳實力」到「文明衝突」等層出不窮的論說，也顯見美國享有的「軟實力」優勢，依然不可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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