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包淳亮】梵諦岡與大陸靠近顯示的道德關懷

作者為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

最近由於梵諦岡有與大陸建交的跡象，使得台灣一些將反共視為道德責任的天主教徒，感到憤懣不解。有人說，「方濟各及其朋黨作為領導人，對於重大政策轉變，完全不思進行內部說服工作以統一認識，一味憑權力蠻幹，招致許多人反對是必然的。」有人說，「近日索龍多等人的諂媚言論，更讓吾等堅持信仰、與反對中國獨裁政權對教會弟兄迫害的信徒們寒心……」。西方一些媒體評論，也指責梵諦岡也抵擋不住中國龐大市場的誘惑，對於教廷的攻訐甚囂塵上。

一些反共或反中人士，將教廷的重大決策當成市販之行，恐怕顛倒了教宗的道德立場。其實過去百餘年，天主教在歐洲、在中國，都有過一些不堪回首的紀錄；二次大戰前，教皇庇護十一世曾與法西斯的義大利、德國、日本妥協，或者根本站在這些法西斯國家的立場上。

二次大戰之後，梵諦岡也繼續堅持反共立場，將信奉共產主義的教徒逐出教會，要求中國信徒抵制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如此的中梵關係歷史，讓許多信眾迄今抱持反共態度，倒也不令人意外。

不過天主教會內部，長期以來都有著大量關懷弱勢、同情左翼思想運動與組織的神職人員。我曾經訪問過美國著名的中國通趙文詞(Richard Madsen)，他就曾經是一位神父，曾就讀馬利諾外方傳教會(The Maryknoll Family)辦的馬利諾學院(Maryknoll College)。

這個馬利諾會的傳教士過去多是窮苦子弟出身，政府遷台前積極在中國傳教，一開始是在廣東，後來也到東北，傳教工作一般是在農村。政府遷台之後，馬利諾會跟著到了台灣，但馬利諾會的一位傳教士James Walsh曾被中共拘禁在監獄十幾年，直到1969年才被釋放，成為中共掌權後最後一位離開中國監獄的美國人。馬利諾會還有一位傳教士Francis Xavier Ford，由於被共產黨關押，1952年在中國去世，成為馬利諾會的第一位殉道者。

馬利諾會來台後，設有不少機構，例如台北火車站前有一處為了幫助台灣中南部初到台北找工作的窮苦人而設立的服務中心(friendship place)，台中有一處馬利諾會的會館，是面向台中、彰化、埔里傳教的後援中心，馬利諾會的神父、修女會在那裡學台語；也有為了向苗栗傳教而學習客家話的。

另外，新竹的輔仁大學華語學院，座落在現在的新竹交通大學附近，則是天主教輔仁大學為了來華傳教的神父與修女所設立的，趙文詞就在那兒學習中文。

廿年前我擔任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我的「老闆」是法國籍耶穌會神父南耀寧(Yvet Nalet)，他與趙文詞是好友。他當年根據梵諦岡的指示學習中文，博士論文探討中共的第一位總書記陳獨秀。他後來在香港進行中國研究，1990年代初期到台灣。

由於中國大陸與外界往來多了，教廷後來讓南神父放下他的中國研究工作，轉而到新竹尖石鄉傳教。台灣的許多報刊，報導過他每周從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光啟社「騎腳踏車」上尖石鄉的事蹟。

趙文詞告訴我，法國人居多的耶穌會傳統上教育程度就比較高，在美國也有很多大學、中學，馬利諾會的參加者則多為愛爾蘭、義大利移民。在中國的傳教士原本主要是來自法國，但一次大戰後法國勢力減退，梵諦岡就安排馬利諾會去接替。法國在梵蒂岡的勢力很大，但梵諦岡也想增強自己的自主性，所以也樂意讓不同國家的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教，中間有其自身的權力考量。

對於趙文詞來說，1962年到1965年天主教廷舉辦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拉丁語：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轉變了他的一生。經過三年的討論，天主教教會重新認識了過去的歷史，以及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因此不僅希望能夠在不同的基督宗教之間達成和解，並且也認可了不同文明的價值。

天主教自此以後不再片面的主張「所有的人都應該信仰天主，如果你沒有信教、你沒有辦法上天堂」，而是主張「好人」就可以上天堂。這種新論斷雖然有其道理，但也使當時還很年輕的趙文詞開始懷疑做神父有何價值。

在我的訪談中，趙文詞很坦率的指出了這些道德上的掙扎與判斷的調整。除了前述的大公會議，越戰也讓當時年輕的趙文詞有一些想法。他指出，越戰是當時世界最關心的議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是很大的道德議題，引起很多思考。他覺得，「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有很多矛盾、不瞭解的地方，我們覺得可以做一些溝通、交流的工作，想幫中國人瞭解美國，將美國、歐洲的文化介紹給中國，也幫助美國認識中國，以增進世界的和平。」

這種「善念」使他在放下傳教工作後，轉而進入學術界，在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後就在學院教書。當時有不少和他相似背景的人離開教會，轉入學術界。

由於曾擔任過一位神父的研究助理，採訪過一位當過神父的學者，我對天主教有著一種敬意與親切感，也多了一些理解認識。趙文詞與南耀寧神父現在都接近80歲了，現任教宗方濟各則是81歲，算是同一代人。他們的父輩多是窮苦出身，南耀寧是法國鄉下的大家庭長子，走上神父之路與減緩家庭生計壓力的考量有關；趙文詞的父親是工會幹部，他說「我還記得學校老師說社會主義是不好的，但是我父親的觀點卻與學校老師說法不同」。

教宗方濟各來自拉丁美洲，但與南耀寧一樣也是長子，是耶穌會的成員，也和趙文詞的父親一樣，並不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好的。

前述最終讓趙文詞離開教會的大公會議，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就是產生了「解放神學」，因為會議的結論《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指出，教會必須主動面對世界對於和平、社會正義與人權的期待。2015年，教宗方濟各邀請有「解放神學之父」稱號的古斯塔沃神父以主賓的身份出席了梵蒂岡的一場新聞發布會，顯示教廷與解放神學的和解和合作。

教宗方濟各對於資本主義頗多批評，曾稱資本主義是「一個新的專制」，他並稱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教宗還與各國左翼組織接觸，2015年教宗接受了玻利維亞左翼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贈送的鐮刀鎚頭，都是現任教宗對於以照顧社會弱勢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共產主義的某種認可。因此，梵蒂岡「宗座科學院」院長索龍多主教（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稱讚中國，大概也不奇怪。

索龍多形容中國人為教會社會教義最好的「執行者」，「每個人都很努力工作，中國核心原則為工作、工作、工作。就像保羅所說，『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在中國看不到貧民區、沒有青少年吸毒問題，只有正面積極的民族意識」，他稱讚中國捍衛了人類的高貴尊嚴，並且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承擔了「道德領導」。

他認可中國提倡的社會主義，批評美國政治被經濟操控，自由主義已經將一些美德像是「共同利益」拋諸腦後。他對中國的稱許，恐怕說不上是「諂媚言論」，其中許多且是美國主流媒體也在相當程度上認可的現實。

教廷基於其道德感，認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成果，這讓台灣一些有著反共執念的人不安，但是就像佛教的教誨提示的，那些「我執」往往就是苦難的來源。

其實，未來就算梵諦岡轉而承認北京的政府，也不是放棄了在台灣的子民，因為教廷從來沒有與中國斷交。教廷的承認轉移，其道德基礎甚至超越了對大陸教徒的關心；因為習近平宣稱要促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的道德性意涵，也與教廷的普世關懷相呼應。

在梵蒂岡立場調整之際，我們應該思索的不是教廷為何「背棄」了其道德立場，而是回頭省思自己的所謂道德立場，是否真的立足堅實？我們甚至應該追問，過去三十年台灣的諸多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是不是太過傾向於自由主義，太過強調競爭，甚至太多的鬥爭？「我」是不是困在各種敵意當中，因此已經成了一個不道德的人，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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