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張宇韶】改革開放，已成為習近平路線的政治資本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中共領導人向來重視自己歷史定位與意識形態中序列位置，一如外界期待，習近平在中共改革開放四十週年進行重要政治講話，雖然內容不脫十九大以來習的各項政治論述架構，但動機卻十分明確：試圖將自己在十九大政治報告內容與改革開放進行銜接，讓彼時的舊時代的開端與當下兩個一百的「新時代」呈現出繼承與創新的雙重關聯。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象徵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也意味正式揚棄毛澤東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現代化路徑。這可從中共界定改革開放的主要矛盾的性質看出端倪：「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社會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直白說，中共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落後的狀態下，唯有對內進行體制改革，對外經濟市場開放才能打開局面，中共才有持續執政的正當性。鄧小平理解，習近平當然不可能忘記。

由於這種物質現實主義的思維與實踐，奠定日後中國崛起的條件，因此習近平定義「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建立中國共產黨」與「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事件」。習的政治動機不難理解，擁有了黨內歷史的定義權就形同握有意識形態發言權與政治權力。值得觀察的是，毛鄧二人當年猶需透過「歷史決議」的形式進行，習近平直接用講話的方式為之，習的個人意志與企圖不言而喻。

此外，習近平巧妙地將改革開放區別為「鄧小平時期」（廣義來說還包括江澤民與胡錦濤任內）十九大之後的兩個階段。習近平花了相當的篇幅說明了在中共的主導下，中國在前一個四十年取得了外交、經濟、政治、內政等發展階段的各項成果。然而從更深邃的語境來看，這些都只是中共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化」過程，不論是意識形態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三個代表或是科學發展觀；或是實然層面在外交政策上的韜光養晦、政治權力的集體領導與隔代接班、經濟上的國退民進或是社會關係的和諧發展。這畢竟都是「特殊階段下的特殊作為」可以理解也必須接受。

然而，當習近平在十九大以新時代與兩個一百作為未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間藍圖時，也意味中共已經告別了「特殊時期」走向「普遍未來」。

換言之，由於中國崛起已經是常態與客觀事實，因此必須尋求一個與自身政經實力相適應的國際政治地位與內在政經發展邏輯，因此鄧小平所設定的「和平崛起」路線圖應可成為歷史，因為過去所強調的「戰略機預期」都是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體系與建制，當北京成為新秩序的建構參與者時，中國才是別人的機遇與機會，中國人民與其他亞拉非也擁有自身現代化的條件與選擇。這是習近平在講話後半段刻意突出十九大所提出的「四個意識」與「四個自信」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多次說明中國崛起無須透過西方中心主義的視野，冠上「北京共識」為名進行冠名或進行「後設」的描述比較。

深刻觀察，民族主義仍是中國夢與偉大復興的基礎，經濟崛起是追求「中國製造2025」的條件，權力的集中則是習近平不可欠缺的鑰匙。兩岸關係仍是「和平統一與遏制台獨」的基調，但與十年前胡錦濤的說法相較多了更多的主動與自信，因為北京手中已經握有更多的資源與籌碼，九合一選舉的結果也讓習近平的說法更有現實意義。

用歷史制度主義的假定來看，改革開放是四十年以為習近平未來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創造了「初始條件」與「路徑依賴」的內涵，有趣的是，習近平一手坐擁改革成果，另一手卻要有所區別的情境下創造一個高峰，兩者之間的各項矛盾卻巧妙被掩蓋了，當下中國內外的政經挑戰也是習近平急需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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