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王智盛】北京低端人口風暴 突顯中國制度自信問題

距離11月18日晚間北京大興區「聚福緣」公寓火災的發生已經近三個星期，一把大火奪去了19條寶貴的生命，但持續延燒的卻是更大的「低端人口」風暴。

火災後兩天，北京市當局立刻部署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針對北京外來人口聚居區的清理工作，驅趕北京城內的外地打工族和低收入族群。

大批被當局稱為「低端人口」的外地民眾，在沒有安置方案的情況下，被迫在短時間內搬離北京。據不完全統計初估，一週之內，可能就有多達二十萬「外地來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驅離。

針對這場被「北京切除」的「低端人口」風暴，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輿論均一片譁然。北京官方以斷水、斷電方式逼使「低端人口」在寒冷冬天離開家園的粗暴手段，不僅在中國網路社群間蔓延非議，就連中國中央電視台也連續發表兩篇文章，針砭「整治要力度也要溫度、需重溫北京精神」、「不論以什麼名義都不能踐踏外來人口的尊嚴」。

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終似有鬆動軟化跡象，12月3日蔡奇現身北京街頭訪視所謂「低端人口」的修鞋匠，並表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民眾生活更方便，讓北京更有溫度」。

外界這場北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清退行動」，關注的焦點多在於政府手法的粗暴與對基本人權的踐踏，也有論者去探究中國長期以來的「戶籍二元制度」對於「外地來京低端人口」的社會桎梏，或是去討論北上廣深這些急遽膨脹大型城市的社會治理問題。

然而，面對這場「低端人口」風暴，筆者以為，問題的本質在於暴露出了近年來北京當局引以為傲的「中國模式」（China Model），在現代治理能力上的不足。

簡單來說，「中國模式」其實是一種「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也就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與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相較於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迭於民粹政治與民主衰敗，「中國模式」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認為是「更有效的治理」，也成為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制度自信」。

甫於10月落幕的中共19大，也藉此成功營造出「盛世中國」的氛圍，美國《時代周刊》（TIME）封面，就史無前例地以中文寫著「中國贏了」（China won）。但「中國模式」的美夢，卻在不到一個月後的一場北京大火和伴隨而來的「低端人口」風暴中窘態畢露。

事實上，大型城市藍領（低端）移入人口的社會治理問題，其實是中國與西方、近代到現代都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相關治理的案例俯拾皆是，當然治理的成效也良窳立判。

例如香港1953年石硤尾大火，在港英政府的協調善後下，間接催生了後來的香港公共房屋制度；而英國在兩次大戰後都花費心力讓地方政府對貧民區進行大規模的清理和重建、大規模建造新的政府福利房，甚至在當時成為和英國國家醫療服務和英國鐵路並駕齊驅的大型公共項目。

法國則自1956年立法著名的「冬季禁止驅離期」（trevehivernale）措施，在這段時間，暫停執行任何驅離措施，以免被驅逐者無處可去而受凍；東京則是在70年代城市膨脹的高峰期制訂了《工業控制法》，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重化工產業疏解到郊區、中心城鎮以及國外，減少東京城市資源能源以及環境壓力。

至於新加坡政府近年來面對大增的外籍勞工，推出的則是提供融入本地生活的課程，其中包括認識的勞工權益、新加坡的生活習慣和遇到困難時的求助渠道等。

相較於此，北京市這次在處理上卻採取十分急遽和強硬的治理手段，包括停水停電、打砸門窗、強制封閉、寒冬街頭連夜遷離等種種非人道的、一刀切的野蠻驅趕方式，只求在短時間內的恣意整治和求快求效，而不考慮妥善的全面性治理措施，反映出的卻是中國地方官員的現代化社會治理觀念不足。

因此央視批評「缺乏文明社會的人文關懷」確恰如其份，也突顯出「中國模式」在社會治理層次上，尚缺乏審議諮詢、民主監督、多元決策等基本元素，而只強調「國家意志」的貫徹。

其實早在去年杭州為迎G20峰會大搞城市改造、限制物流車流、甚至要求居民「外出旅遊」，而今年9月廈門為迎金磚峰會也搞堅壁清野的維穩，我們就驚訝於「中國模式」在社會治理層次貫徹只求國家意志的強橫。

儘管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今秋19大政治報告上，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這次北京的「低端人口」風暴，讓外界看到的則是「中國模式」在治理能力現代化上的遠遠不足，也讓中國的「制度自信」蒙上一層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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