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托尼·布莱尔：對科技巨頭時代下全球劇變的幾大展望

歷史告訴我們，过去 “石油寡頭” 和 “電信大亨” 的瓦解產生了更多的競爭和創新。在 “科技” 时代，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生活在 2019 年，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瞭解這個名詞，尤其是當我們談到 Facebook、Twitter 或者穀歌。它們作為資訊和線上社交媒體的主導者，塑造並影響了當代政治。与此同时，我們也正面臨全球幾大劇變，其中最重要的將是下届美國大選、英国脱欧、中國崛起和氣候危機的挑戰。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近日在里斯本舉行的歐洲科技大會上發表講話並發佈了一份其研究所（布雷爾研究所）的新报告，旨在从 2007 至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反全球化舉措，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科技對社會、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影響等角度，來應對西方的政治動盪局面。

为 “离线世界” 設計的政策框架或許已經為許多人服務了數十年之久，但在高速發展的科技時代，這樣的政策框架是否還能適用？

研究所認為，像 Facebook 這樣的平臺企業，或者穀歌、亞馬遜和 Uber 等的聚合巨頭剝奪了傳統監守者的權力，為消費者和企業帶來了真正進步和更多自由。但經濟動盪和文化壓力，以及對未來的强烈不確定卻也隨之而來。如今，科技也將權力集中在了寥寥數家公司手中，这些公司 “常常無法正確行使這種權力，而且不具有足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西方在科技上的領先地位 “現時也正面臨來自俄羅斯的眈眈虎視以及中國努力在人工智慧領域取得領先的明確挑戰”。

布雷爾研究所在新報告（“科技巨頭時代新政：互聯網時代適用的次世代法規”）中明確指出，針對既往行業設計的現行法規 “不適合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步伐和規模”。 基於更有效的問責制度並對創新更加自由開放的新法規或許是讓個人激勵與公共利益保持一致的最佳方法。

布雷爾呼籲，應當建立具有國際視野的 “新一代監管機构”，它擁有比肩科技巨頭公司專業知識，并且在 “基本功” 上也能同樣扎實。

但是這要如何做到？它又該如何運轉？布雷爾會怎樣看待俄羅斯、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誤導資訊？以及，科技是否會對英國脫歐產生影響？

TechCrunch 與布雷爾進行了以下獨家採訪。

托尼·布莱尔（以下簡稱為布雷爾）：從本質上來說，我认为 “科技” 不可能逃避監管。因為監管會就其能力和影響力把它們視為公共事業。但問題在於如何製定正確的監管形式。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確保是針對科技巨頭的監管製定，這種監管形式認可科技巨頭給人們帶來了裨益但同時也在保護著他們，無論是隱私問題還是競爭問題方面這種保護都會存在。此外，它還將確保消費者得到足够的權利——可以覆蓋方方面面的足够權利，並能够把這種權利轉化為一套合適的原則。我想要告訴科技巨頭公司的是，儘管你們可能不想和政治扯上太多牽連，但正如當事人所見，而這些話我也已經向那些科技公司們多次重申——你們並不會如願以償。因為你們太過强大，無法受到客觀法規體系監管，所以你們不可以再繼續這麼簡單的自我約束。

布莱尔：我認為監管的重點在於，它的 “善恶” 很難界定。所以你真正要去做的是確保起草的法規不是對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進行約束，而是給人們提供合理的保護，正如我所說的，去認同這些公司已有的能力。這種監管的繼續缺失會讓人感到難以接受。事实上，马克·紮克伯格是支持監管的，我認為這很好。但重點在於支持什麼樣的監管。很明显，他和 Facebook 都應該參與進來，但他們無法决定這麼去做。這最終要由決策者來定論。我的研究所也指出，我所稱之為的 “变革者” 和能够製定出合理政策的決策者之間需要進行一場對話。

布莱尔：我认为，在某些問題上最終需要達成全球協定，比如網路安全，我堅信需要這麼去做。

布莱尔：在網路安全方面我注意到這麼一件事，就算是在去年，我也遇到過不少人，他們的公司都遭受了攻擊。最终，如果每個國家都想要保護自己的企業，它們終將認識到，如果領頭的那些國家不去達成某種共識，那麼接下來，在我看來，就只會剩下一地雞毛。

就監管而言，我希望歐洲和美國圍繞這一點建立新的跨大西洋合作夥伴關係。這是我如此反對英國脫歐的原因之一…… 在英國需要加入歐盟的時候，卻被拉出與歐洲的交流。

布莱尔：部分原因在於這是歷史遺留下問題，政界人士通常並不精通科技。科技實際上是技術性的事物，需要努力鑽研。有些就像火箭科學（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和奮鬥）。這並不簡單。這就是問題的部分癥結所在。而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我认为 “变革者”（也就是科技開發者），他們對政府的基本態度通常是 “敬而远之”。我完全理解這種局面，但這並不明智。如今，他們必須與政府交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正努力通過我的研究所來建立這種 “对话”。如果不這樣做，你就會發現，如同我們在 19 世紀工業革命中所經歷的那樣，政界要花多長時間才能跟上世界正發生變革的事實。這其中有數十年之久。很長一段時間裏，社會發生了某種變化，但政界仍在爭論來自不同時代的事情。如果你看看今天的英國政界，在這場爭論中，一邊是英國脫歐，另一邊基本上就是誰在下一届議會花更多的錢，我們可以在過去 30 年的任何時候進行這場爭論。而這與世界發生的變化沒有半點牽連。

布莱尔：是的，我認為社交媒體是一種革命性的現象，它顛覆了一切，包括政治。我們必須想辦法解决這種現狀，因為它正在摧毀政治。

現時的問題在於，政治領袖總是力圖 “走在前面”，但又不能” 太靠前 “而失去與人民的聯系。而這一直就是領導方向和傾聽群眾之間的準繩。如果 “倾听” 通過社交媒體變得 “工具化”（開始逐漸佔據主導），那麼政界人士就會失去 “方向”。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去向，他們只是在意見的浪潮下隨波逐流。如果你不够小心，你就會失去自我，變得人雲亦雲。

布莱尔：這有什麼用呢？说实话，我不認為這有什麼關聯。

布莱尔：我的觀點是，就算你掌控了 Facebook，你也無法封锁人們發佈政治廣告。不过，对我而言，Facebook 的 “自我巡视”——“巡视” 哪些應當在互聯網上出現，哪些又應當消失，這種狀況的整體概念正表明了為什麼你需要適當的監管。让 Facebook 花錢請一大堆人坐在電腦前沒日沒夜的刷帖來决定哪些東西適合消費，這是不應該的。我认为，並且從我的角度上來看，這再次表明了為什麼必須把一切都置身於適當的監管之下。如果不這麼去做，而是讓某家公司去完成這項內容，實際上就會變成一種有失公允的做法。它們如何判斷什麼是政治廣告？儘管這裡需要有人去作出判斷。

布莱尔：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能理解這一點，並且也可能會表示歡迎，但我認為（在對待政治廣告的態度上，与 Twitter 相比）Facebook 只是在規模上略有不同，不是么?

布莱尔：在我看來，西方世界對中國將會有一場更加普遍的爭辯，而在我的觀點中，這是一場關乎是否 “离群” 的争辩。你會不會接受從政治領域到科技領域，二者中都清晰地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體系？這就是隱含在華為 5G 爭議中的主線。还是说，你在努力達成亨利·基辛格所說的 “合作竞争” 关系？現在我更傾向於後者，而不是相互對立，因為我認為 “离群” 真的很难。然而，我认为，這也意味著西方世界必須要共同作出實際行動，否則中國會在人工智慧領域佔據主導，况且在某種程度上來看，它已經如此。想想看，如果西方世界使用的所有設備都是中國貨，再比如抖音 ，你會理解這一點的。

布莱尔：你看，這就是科技帶來的好處。如果人們想要有策略地進行投票，我完全理解，因為脫歐早已同選舉混為一談，说实话，如果你對兩大政黨都不滿意，而這種網站可以告訴你怎麼投票會比較明智並且給你提供相應的資訊，這還是挺不錯的。你可以从 Best For Britain、People’s Vote 或者 Gina Miller 上面尋找參攷。我覺得大家應該去看一看。

布莱尔：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俄羅斯的問題，儘管很多人都在關注俄羅斯的所作所為。你必須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檯面上，我想再次重申，西方政府應該坦誠合作。如果這裡存在外界幹擾，我不清楚這種干擾的程度大小，但你必須分清這其中的細枝末節，瞭解人們如何影響媒體，如何利用科技影響選民，如何從外部破壞政治穩定。這些都應該公諸於眾。因為這是封锁它的不二選擇，然后，你才可以把他們繩之以法。在我看來，這也是網路安全問題的另一種形式表現所在，這兩者之間有著稍微的不同但也存在些許相似。因為一旦你的選民的意願發生動搖，尤其是在關鍵投票輪次，被圖謀不軌的國外政府所提供的誤導資訊改變了投票方向，你至少不會被蒙在鼓裡。现在，這個問題就成為了我們將來的頭號大敵。

Exclusive: Tony Blair on regulating Big Tech, Facebook, Russia, China and Br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