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到西藏 缺糧的紅軍竟然把「佛像」煮來吃...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一九〇三年,駐紮在印度的英國上校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領軍「遠征」西藏(他委婉地稱之為「遠征」,實際上是英國侵藏戰爭),導致數千名藏人遇害。儘管他獲得總督喬治.寇松侯爵(George Curzon)的支持,英國政府還是否決了那次任務並撤回軍隊。

但那次遠征所造成的破壞已無可挽回,因為那次事件使清廷頓時從自滿中清醒過來。當時滿族的中國統治者一直疲於因應歐洲國家想要撬開沿海通商口岸的行動,因此忽視了國土西側的狀況。他們當然不希望英國站在「世界屋脊」上俯視中國,或掌控中國的水資源。所以,英國一出手,中國就意識到青藏高原的戰略重要性。直到今日,許多西藏學者仍把隨後降臨在西藏的災難歸咎於英國。

儘管清朝軟弱無力,他們在一九〇九年侵入西藏後,就一直待到一九一一年滿清滅亡為止。當時,藏人驅逐了所有的中國代表,想盡辦法重新確立獨立國家的地位,還發行自己的旅行簽證與貨幣,但那只是實質的獨立,不是正統的獨立。西藏並未申請成為國際聯盟(聯合國的前身)的成員,它並未充分了解那個新興國際組織的價值。

持平而論,在二十世紀初,建國的概念對西藏來說仍未成形,亞洲帝國的國際關係與歐洲的定義也不完全吻合。藏人試圖讓英國人承認他們的獨立,但最終反而不得不給中國「宗主權」(suzerainty)——這是一個無人完全理解的術語。滿清帝國崩解後的那幾年,英國與西藏的通訊顯示,英人與藏人在宗主權、主權、獨立、自治等詞的翻譯與定義上爭執不休。最終,西藏的地位恰好在錯誤的時間點被模糊帶過了。

二十世紀初,幾千年帝國統治的瓦解,在中國留下了危險的真空。當時,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只掌握非常單薄的權力,中國大部分地區是由互相爭鬥的派系統治,亦即所謂的軍閥時期。

被逐出紫禁城的兒皇帝溥儀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已是一個放蕩青年,活在日本人於中國東北建立的偽滿洲國中。剩下的中國是由精明冷靜的委員長蔣介石領導,他接替孫中山,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日本進軍中國及中國共產黨迅速崛起(不久就由毛澤東領導)時,他緊抓著權力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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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壩的藏人對中國的政治所知甚少。他們只關心自己與敵對的藏族首領之間的衝突,幾乎沒注意到那場遙遠的戰爭。畢竟,中國人與中國人作戰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似乎與藏人無關。

共產黨在一千九百公里外的江西與福建省交界處安營紮寨,並在那裡成立了一個小型的蘇維埃國家。一九三四年,蔣介石發動軍隊剿匪時,共產黨分成三路竄逃,亦即後來所謂的「長征」(「長征」是共產黨的說法,中華民國稱之為「流竄」或「西竄」)。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次極大的事件,革命民謠與歌劇中無不把這場長征奉為可歌可泣的壯舉,大致上相當於「出埃及記」,只不過主角不是摩西,而是毛澤東領導紅軍逃到安全的地方。

隨著蔣介石的軍隊窮追不捨,共產黨向西逃到越來越遠的中國內地,接著往北轉進四川省。對藏人來說,那是他們第一次遇到中國共產黨,而且第一次交手就不太順利。

一九三〇年代的紅軍還沒變成後來那種強大的戰鬥機器。中國士兵缺乏裝備、食物及地方知識。青藏高原上的最後統治者是清朝的滿人,而不是漢人。中國派往高原的使節通常是滿人或蒙古人。許多地圖與文件都是寫滿洲語。紅軍的士兵大多是來自中國東方與南方低地的漢人。

在精美的圖文書中,西藏總是看來詩情畫意,但是對外人來說,在當地棲息有如酷刑,天氣很難預測。你可能前一分鐘被大雨淋得濕透,下一分鐘就被壯麗的雙彩虹所迷住,之後又被太陽的紫外線曬得乾癟。雞蛋大小的冰雹可以砸死犛牛,偶爾也會砸死人。稀薄的空氣使新來者頭暈目眩,頭痛不已。連藏人也可能在暴風雪中迷路,死於風暴。青藏高原對中國人來說是未知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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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士兵在草原上跋涉,朝阿壩的東部前進時,一位年輕的士兵問指揮官:「我們在哪裡?我們離開中國了嗎?」孫書雲在《長征》裡如此寫道。指揮官坦言他也不知道。他建議他們,等遇到會說中文的人再問問看,但他們一直沒遇到。

紅軍最緊迫的問題是缺糧。中國士兵一開始是從西藏的農田裡擅自摘取作物(有些尚未成熟),以及偷取儲糧。他們也偷抓綿羊與犛牛來宰殺。許多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對於幫助窮人仍抱著理想主義,回憶錄中寫道,他們有時在洗劫藏人的儲藏庫後,還會留下借據。但這樣做也沒什麼用,因為糧食供給有限。高原養不起大量的人口,更何況是上千名新來的士兵。於是,藏人在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經歷了饑荒。

某個時點,中國人突然發現佛寺院裡不僅有藏傳文明的寶藏,可能還有食糧。鼓是用獸皮製成的,那些獸皮只要煮得夠久,就可以吃了——士兵都知道這招,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的腰帶、步槍肩帶、皮包、馬韁繩都煮來吃了。

學者李江琳與馬修.阿科斯特(Matthew Akester)對那段期間做了廣泛的研究,他們發現的回憶錄寫道,中國士兵甚至吃下用大麥麵粉與奶油塑造的小佛像。他們發現的一段生動描述是出自吳法憲的回憶錄,吳法憲是毛澤東第一支軍隊的前政委。他寫道:

我們有一位司務長去了喇嘛的寺院。他在裡面走來走去,摸了摸那些小佛像,接著舔了其中一個。令他驚訝的是,他發現那個小佛像嚐起來竟然是甜的。他又舔了一口,確實是甜的。原來,那些滿身灰塵的小佛像,無論大小,都是甜的。真是太棒了,簡直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他把一些小佛像帶回來,洗乾淨,然後加水燒開。它們都是麵粉做的,吃起來真美味......

此後,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司務長就到處找喇嘛的寺院,把那些麵粉做成 的小佛像帶回來吃。

經歷過那段時期的藏人說,中國人吃的其實是朵瑪(tormas,「食子」的意思),那是一種供品,不是佛像。但是對中國人來說,他們其實是在吃佛。他們知道那樣做罪孽深重,但不在乎。

製作朵瑪的色拉寺僧人,拍攝於1939年(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本文摘自《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麥田出版。

【作者簡介】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耶魯大學畢業。2001年加入《洛杉磯時報》,曾擔任北京辦公室主任長達七年時間。她的北韓報導為她贏得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權報導獎,以及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與美國外交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獎項。她為《費城探究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報導為她贏得喬治.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與羅伯特.甘迺迪獎(Robert F. Kennedy Award),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最佳國際報導獎項。《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及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的決選書單,也榮獲英國塞繆爾約翰遜獎。著作已譯成二十五種以上的語言。目前是《洛杉磯時報》的特派記者,《紐約客》的撰稿人,最近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擔任記者。

相關著作:《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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