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 誰將勝出

記者許昌平/文摘
旺報

全球化的下一步是邁向滅亡,還是能進化成不同樣貌?曾經輝煌的西方模式,面對強勢崛起的中國模式,究竟該如何應對?

中央研究院暨世界科學院院士朱雲漢,繼二○一五年《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高思在雲》之後,再次以《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一書提醒所有讀者:全球化的裂解危在旦夕,國際秩序與人類命運將岌岌可危,唯有徹底理解美中關係與中國的發展道路,方能為全球趨勢的未來走向,理出清晰視野。以下是朱雲漢在書中的自序:

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處於新舊秩序交替的黎明破曉時分,也正處於科技大爆發對現有社會體制帶來顛覆性衝擊的文明蛻變前夕。舊的觀念、規範與體制,正出現運作失靈與不勝負荷的疲乏凋零跡象;新的思維、秩序與模式正處於激盪、探索與醞釀階段,尚未破繭而出,因此全球經濟與人類社會正面臨五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五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確定。西方社會的反全球化運動與排外民粹主義風起雲湧,英國選擇脫歐,川普異軍突起,義大利反歐盟聯盟上台,西方已開發國家內部對自由貿易與經濟開放的社會共識已全面鬆動,全球化引爆的政治兩極化衝突震盪,讓不少經濟研究機構紛紛提出警告。他們擔心世界經濟已經開始步上「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道路,過去三十年高速前進的全球化即將出現逆轉。

第二,二戰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確定。在川普主政下,美國外交政策加速轉向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專斷的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向中國與歐盟發起貿易戰,並拒絕履行多項國際條約義務,拋棄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不惜讓許多過去美國帶頭建構的國際多邊體制失靈或陷入癱瘓。川普變局讓許多國際觀察家擔憂,由於國際領導權青黃不接,二戰後美國主導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恐難逃分崩離析的命運。

第三,中美關係前景高度不確定。川普身邊的鷹派智囊正逐步推升與中國及俄羅斯的戰略對抗,試圖在美國社會掀起一場全面對抗中國威脅的麥卡錫主義式風潮,甚至擺出不惜對中國發動一場新冷戰的決心。這讓國際關係學者高度擔憂,如果中美之間的戰略摩擦與對抗快速升級,雙邊關係將陷入傳統國際政治霸權爭鬥的零和遊戲,不但會嚴重衝擊全球與區域的和平穩定,也會將世界經濟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淵。這就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提醒,「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之歷史悲劇可能重演。

第四,中國在建構後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與擔當,也存在高度不確定。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正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引擎,也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機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與可持續的國際新經濟秩序的目標。中國國家領導人也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願景,全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化開闢新路徑與注入新動力。一方面,這些正面發展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激起了對全球經濟秩序重構的樂觀期待;另一方面,也引來西方國家的疑慮、抗拒與抵制,畢竟西方國家早已將自己位居世界秩序的核心,以及掌控普世價值標準的話語權,視為天經地義。

第五,對於人類社會如何駕馭科技革命的巨大潛力,充滿不確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慧、萬物聯網、綠色能源與生命科學,正處於科技大爆發的前夕。新科技對現有社會結構、物質供需關係,以及工業化社會的生產與交換模式將帶來顛覆性的改變。前述涉及極為複雜的利益協調與分配、基本權利重新設定、社會分工模式變革,以及道德風險控管等制度創新議題。科技大爆發也將帶來棘手的社會變革路徑選擇難題。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新冷戰」威脅、「金德伯格陷阱」、「銳實力」等批評聲浪此起彼落。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在G20架構下的積極作為,完全超出美國菁英的預想,一時之間心理難以調適。中國大陸需要審慎因應,當前美國冷戰思維重現與新一輪戰略圍堵,預估攀登頂峰的最後一段路程可能十分驚險。

儘管中美戰略對抗形勢可能日趨險惡,中國大陸領導人需要保持冷靜與戰略定力,個人對全球戰略格局變化趨勢,與中國面對的百年未有之變局,有五個基本判斷:

五個基本判斷

一、全球政治經濟大格局的變化,正步上從西方中心世界秩序過渡到後西方世界秩序重組的軌道上。在秩序重組的歷史分水嶺時刻,中國的角色最為關鍵,中國的國際擔當已經難以推卸,但仍須量力而為,在短期內仍需沉著應對新舊秩序並存,及多元模式磨合的過渡期必然發生的局部震盪與戰略摩擦。

二、全球化的動力仍十分豐沛,已在世界各地創造眾多而廣大的利益攸關者,還有更多的潛在利益攸關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紅利。反全球化運動主要集中爆發於西方已開發國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仍遠大於裂解能量。不過,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已難以為繼,全球化的路徑與規則需要調整,必須與包容性成長及社會可持續發榮目標建立有機的聯結。

三、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有機會進行一場良性競爭,而模式競爭優勝劣敗的關鍵,不僅僅在於那個體制可以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創新競賽中居於領先,也在於那一個模式可以更靈活掌握科技創新帶來的制度創新與社會變革機遇,可以更有效的發掘新科技對社會的巨大潛在效益並駕馭其風險。這很大一部分取決於政治體制是否能為生產組織、經濟分工與合作模式、物質交換與分配機制的革命性演進,打造健康的生態環境。

四、美國放棄多邊主義與戰略收縮,正好給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轉型帶來契機。全球社會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義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經濟交換與合作模式,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可持續性發展需要的全球貿易,貨幣與金融體制,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樣性與差異性的全球公共論述場域,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會和平共處規範。

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推進全球化路徑與規則的修正,提供新型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即公共財),引領全球治理機制改革,以及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將得到廣大非西方世界愈來愈積極的回應。歐亞大陸更緊密的經濟整合,也可以給陷入停滯的西歐帶來經濟生機。美國川普政府所展現的激進單邊主義以及流氓超級大國行徑,最終必將被廣大全球社會所唾棄,美國對中國發起經濟圍堵、科技封鎖,最終必然導致美國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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