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香港政策缺乏「辯證法式發展」的思考

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針對香港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決議在香港實施。香港問題演變成美中新冷戰的交鋒前線。面對香港時，中國過度強硬的態度，讓香港失去優勢，這不正是一種「愚劣的下下之策」？基於香港和中國的不同，創造出香港社會也能接受的香港政策是一種「辯證法式發展」，其成果即為「一國兩制」，現在是香港回歸後的第23年，「一國兩制」的未來正面臨著重大分歧。香港曾經支撐中國的成長，若強行改變香港，恐怕意味著中國本身已踏出「衰落的第一步」。

作為「冷戰式對立」的香港問題

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今年6月28～30日召開，其常務委員會上表決通過了「香港國家安全法」。由於去年從香港引渡罪犯至中國受審的「逃犯條例」修正案，遭到壓倒性多數的香港人強烈反對，中國中央當局跳過香港行政當局，由上至下單方面地試圖制定可以強化取締的相同條例，此即為「香港國家安全法」。香港大多數居民當然發出了強烈的抗議聲浪。但無論反對聲浪有多大，中央政府都忽略無視，強行抹煞國內外的異議，一意孤行地通過該法案。

香港國安法表決通過後，從香港的政治家和學生領袖們口中飄散著無力感的聲音，同時也傳來消息得知，決心離開香港、認真開始評估移居臺灣、歐美、加拿大、澳洲等國的人急速增加。若如此事態急劇增加，香港的將來、甚至中港關係將會演變成何種地步？筆者書桌上放著一本著作，那是倉田徹的《回歸中國後的香港》（暫譯：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9年）。此書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筆者曾以複審身份參與該博士論文的審查，這是一本獲得高度評價的學術著作。但唯有一點，筆者與作者有不同意見。那便是本書以“「小型冷戰」與一國兩制的推行”作為副標題。我對該副標題的意見是，當時正逢全球化與中國大力推行改革開放之際，即使從國際關係的結構來看，抑或從意識形態來看，各種事態的進展皆難以用「冷戰」來形容。

不過目前身為日本立教大學的教授、同時也是香港政治專家的作者非常活躍，堅持使用「冷戰」這樣的說法。經過快，街頭巷尾都能聽見「美中冷戰」對立這樣的話語，香港已成新冷戰的熱點。從20多年前開始就持續以「冷戰對立」的框架來理解香港和中國的對立，作者的精準眼力令我非常佩服，同時也必須將如何看待新冷戰結構這樣的問題納入視野。

此法將會加速香港的「中國化」？

若檢視從去年以來中港關係的變化趨勢，在中央強力的 initiative（主導權）之下，香港無疑地將加速「中國化」。具體來看，恐怕毋須等到2047年（一國兩制的期限），香港的政治將會落入北京的控制之下，只剩下名義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重新設立香港人民政府和香港人民代表大會，經濟上納入深圳、廣州、珠海、澳門等華南經濟圈之內，作為中國的先進地區經濟共同體的一員，發揮其功能。

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北京當然仍然會舉全力維持並發展香港──從以往至今作為擁有資訊・金融・人材等優勢的先進國際都市──的機能。如果事態真的如此發展，對北京而言，其預想的發展藍圖或許會實現。

但事態真會如同北京所預期般發展嗎？我認為絕非如此。北京必須理解的是，如此事態並非香港絕大多數人所想要的，國際社會包括在經濟和輿論上也完全不希望發生。如此強行突破或許意味著，長期持續成長發展的中國踏出了「衰敗的第一步」。

這是因為香港的特點在於，第一，保障經濟的自由活動，第二，國際金融的活躍發展，第三則是可以自由獲取資訊，這些都是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也就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香港，成為至今中國經濟發展飛躍式成長的重要原動力之一。雖然有所限制，但「一國兩制」中的「兩制」認可英國式的司法獨立等等高度自治，若「兩制」淪為形骸，只是直接反應北京中央的意志，唯命是從，恐怕海外商業人士將遠離香港，金融活動也會趨向消極。

美國國會擴大對香港的支援

北京的確在權力關係上具有壓倒性的力量，香港無力抵禦。即使從雨傘運動開始發動抵抗，去年爆發反送中運動，以及11月底香港市民在區議員選舉中大勝，卻仍舊難以撼動擁有強大組織能力和經濟力量的中央權力所築成的高牆，香港人或許正感受到深刻沉重的挫敗感。

但若回顧並思考過往歷史，香港從1997年以來，中央政府的支配力道逐漸增強，抵抗的香港居民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抗爭運動。那是窮盡眾人智慧的創造性運動。而現在誕生自香港的微小星火，開始延燒至世界各地。

過去，美國扮演著民主和自由的領頭羊，同時也是守護者的角色，但現在無法期待川普政權可以發揮相同的功能。

不過目前已經有了新動向，議會和公民運動陸續出現了支援香港的聲音。如同，同年9月，眾議院長裴洛西會同香港民主派的3位領袖共同召開記者會；2020年3月，過去曾經是香港政府第二號人物的陳方安生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會面；2020年5月，香港民主黨創黨元老李柱銘分別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眾議院長裴洛西同樣在華盛頓會面。如此頻繁的交流活動相當引人注目。由於中國加強控制香港，美國於是轉而反對建設連接至香港的海底電纜，成為接續華為事件之後另一個美中脫鉤（decoupling）事件。

臺灣也與香港共同攜手奮戰

在臺灣，一般認為至今與香港沒有太多深入的交流，但經過雨傘運動和太陽花運動後，學生和年輕的運動參與者之間，來往交流日漸活絡，甚至在公民運動和新聞媒體上，都可以看到相互連結與協助。

在澳洲、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對於中國處理香港問題的對應方式，批判意見也逐漸增強。今年6月22日歐盟和中國召開的視訊高峰會議上，中國為因應越演越烈的美中對立，原本期望可以拉攏歐盟以對抗美國，但出乎中國預料地，歐盟提出了對於「香港國家安全法」的重大疑慮，更表示希望停止推動該法案。在日本也已經可以見到國會議員之間的相互聯絡與協力，知識分子和公民的支援活動也逐漸推展開來。世界各國的政府、議會、公民對於香港的相關活動，今後將更加積極。

在如此狀況之下，對中國而言，期望哪種選擇？我認為強硬暴衝的外交政策非常愚蠢。而且若只想要一個為了中國共產黨犧牲奉獻的香港，無論是大多數的香港人，還是世界上的其他人都無法同意。香港人期望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可以為了以往那個自由闊達而繁榮的香港做出貢獻的政權，若那樣的感覺可以成真，便得以減輕香港人厭惡中國的那些隔閡與芥蒂。

中國領導人毫無辯證法式發展的思考

現在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似乎並未學會共產主義者常用的「辯證法式發展」這樣的思考方式，只會在自己握有壓倒性優勢的權力關係之下，單純地用暴力強行推動政策，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意見，實在讓人搖頭不解。所謂的「辯證法式發展」指的是，詳細地計算衡量自我意志與行動的正反作用力所產生的整體效果，並且戰略性地思考在正反衝突之後產生的嶄新關係性，也就是所謂的正→反→合這樣的想法。

那麼是否可以調整修正「一國兩制」，使其成為讓香港居民也能理解的制度？若香港市民和執政當局可以共同參與真正的討論，或許可以達到「辯證法式發展」的成果。

這次的美中對立原本即非意識形態強烈的產物，只能說是一場圖謀超級大國寶座的主導權之爭。因此和「美蘇冷戰」――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體制、所屬陣營等方面的鬥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面向。雖然非常困難，但若能順利調整，將有可能達成美中共存的平衡狀態。而這條探索如何達成平衡的道路與香港「一國兩制」的重生存在著相互連動的關係。

標題圖片：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當天，早晨的香港風景（© Chan Long Hei/SOPA Images via ZUMA Wire / Kyodo News Images ）

天兒慧 [作者簡介]

前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專業領域為現代中國論、亞洲國際關係論，擁有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學位。曾任琉球大學助理教授、共立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教授，2002年4月起擔任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2010年4月起擔任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至201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