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路新規-違規的鍘刀隨時架在網媒脖子上

秦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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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

月前,中國網信辦發佈新修訂的《公眾帳號資訊服務管理規定》,新規第五條載明「公眾帳號資訊服務平台和公眾帳號生產運營者向社會公眾提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應當取得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包括微信公眾號、搜狐號、百家號在內的多家中國網路平台相繼據此出台通知,要求帳號所有者不具備有關資質不得採編發佈時政類資訊,一度引發討論。

新規對網路媒體雙管齊下,既圈定「可以說什麼」,也限縮「誰可以說」,將特定內容發佈與媒體資格相連結,本次的規制其實顯著性的前置,用資格來約束內容取態。

第一:題材方面

「時政類資訊」的覆蓋面極廣,除了「黨政」、「外交」和「軍事」外,還包括「經濟」和「突發事件」以及本次新規中未明示的「歷史」和「國際資訊」。由於現有的新極權制度脫胎於一個行政權力掌握一切的極權主義原型,政治與社會難以截然二分,重大突發性事件背後必然隱藏著權力的影子,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硬性資訊或者嚴肅內容理論上都在規制之列。

「經濟」和「突發事件」兩項是傳統觀念中可為的話題領域,只要存在潛在負面意涵也在禁制之列,前者包括經濟成長率低企、P2P集體倒閉潮等,後者囊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等,這兩類議題正是當年質報調查報導奮力揭露的對象。而之所以要包括「歷史」,一方面是行之有年的批判妨礙官定史論的「歷史虛無主義」,另一方面是建黨百年之際官媒勢必強化「歷史決定論」的「禮樂教化」,不符合官方歷史結論的文章會被更頻繁地移除、遮罩。

可以網開一面的只有諸如民生、科技、教育、美食、旅遊、時尚、音樂、遊戲等中性或軟性話題(當然依然可能面臨「低俗」「導向不正」的指控),總體上內容維持硬性資訊/軟性資訊的收放二分法。

第二:體裁方面,既規制報導,也審查評論

而之所以要規制後者,這既淵源於中國近代報業新聞與政論結合的歷史,更來源於中共對評論的定位。時評直接關切社會現實,內裡包含價值判斷,作者可引起讀者在思想認識上的共鳴,中共革命歷史中宣傳作用不亞於軍事,新聞評論被放在很高的地位,其中的社論更被定位為報章的旗幟。過去報章刊出新聞評論是來為政治定調,表達官方觀點,最高黨報的寫作組制度留存至今。評論作為黨報的獨角戲的情況,直到八〇年代才開始鬆動,最先是雜文與讀者來信,然後是九〇年代以降都市報的言論版,最後是千禧年以來的部落格時代,普通受眾的廣泛和平等的參與才讓評論指向逐步多元化。總體來看,評論儘管相對主觀性,但依然依據公共事務的關注,另外包含明確指向的分析和判斷,報導和評論都是輿論催化劑,對監管端和當事方形成輿論壓力。

對於「報導」,審查同樣不拘形制,近年最具活力的網路新聞生態系統中,一種從美國報章舶來的文本形式——「非虛構寫作」在中國落地生根,這種寓褒貶於平實曲折的故事當中,強化個人命運與社會結構的呼應的體裁並沒有逃過被真理部的耳目,非虛構寫作被認定為巧立名目採編新聞,幾年前非虛構寫作一派繁榮,如今卻已四顧凋零,「ONE實驗室」、「地平線」、「正午」相繼倒下,尚存的帳號選題方向逐漸轉向更加溫吞軟糯的都市或中產話題。

還有一類則是固守小而美的垂直媒體,他們深耕特定領域、滿足特定需求,從專業的視角促進公共事件的揭露與討論,局部複現了早年質報的揭弊景象:2017年教育類的帳號「芥末堆」發佈了《求職少年李文星之死》、2018年財經類的帳號「獸爺」《疫苗之王》,2018醫療衛生類帳號丁香醫生《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陰影下的中國家庭》,近兩年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垂直媒體同樣無所建樹、風光不再。

第三:內容發佈特許制

法規表面上未禁止發佈時政類資訊(硬性資訊),唯需要相對應的許可狀,而許可狀又需要媒體向對應主管機關申辦,實際申辦過程中,主管機關利用行政裁量權,對個人一定不予批准,對法人幾乎不予批准。讓審查系統接納的真正標準是身份等級,不在於表達尖銳與溫和,議題涉政還是去政治/非政治。可以採編發佈「時政類資訊」的只有「白名單」列舉的新聞機構,無一例外是官媒在網路上的延伸。

許可狀還猶如禮樂制度分為不同等級,民營的企業法人經過複雜且嚴苛的層層審批至多可以申請轉載許可權,無法獲得原創許可權,這種寓審查於程式中,對硬性資訊非請勿入的審批實質上是一種特許制度,新聞資訊只能由國家特許的群體產製,其他群體和個體沒有採訪權,不能產製原創(硬性)新聞資訊,繞過審查流程自編自采那就「僭禮」了,證照也就成為中國網路原生媒體和個人媒體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四五年前今日頭條、好奇心日報和入口網站原創新聞欄目莫不折戟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准入方面的規制行之有年,本次2021版《規定》是對2017版《規定》的修訂,2017版《規定》又是對2005版《規定》的修訂,除此之外,2000年《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和2014年的《即時通信工具公眾資訊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也載有類似條目,唯基於網路平台的商業需求、官僚體制的惰性以及網路技術的更替下新聞資訊形制的多元化,原先試圖延伸適用的新聞法規執行面一度弱化。

市場化報章繁榮的年代,新聞規制同樣存在類似的內容二分、發佈特許的管理規定:1997年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規定的「主管主辦單位制度」和1997年中國新聞出版署發佈的《圖書、期刊、影音製品、電子出版品重大選題備案辦法》規定的「重大選題報備制度」可以說和今天網路平台、帳號方面的規制如出一轍,網路空間的規制其實也是實體空間規制的延伸與挪移。

中國新規對網路媒體雙管齊下,既圈定「可以說什麼」,也限縮「誰可以說」。(圖片取自PAKUTA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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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之所以會在此時修訂法條,軟、硬資訊的二分規制,從由表及裡存在四層因素。

第一,短期策略性因素:為百年「大典」讓位

今年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官媒循例會為「偉業」與「豪」言聚集最大聲量,強化價值意識的宣教,每逢諸如兩會、黨代會、建政建黨的周年大典,言論環境會比平日收束得更緊,以營造豐功偉業、國泰民安的正面基調,這時媒體若再報導社會現象、社會事件或社會問題,就會使網民注意力分流,沖淡官方預置的議程,削弱預期的宣教效果。所以這種議題的報導在大典期間需要委身讓位。

對於官媒可憑宣傳紀律和組織紀律指揮調度產製千篇一律的文宣,建制之外大大小小的個人媒體的規制則只能依賴機器過濾和人工篩檢。大大小小的社群媒體不但成為輿論熱點的集散地,亦為區域性話題發酵成全國議題提供了平台,而輿論熱點多數是負面資訊,在千頭萬緒、瞬息萬變的網絡世界裡難以全然由官方主動形塑,所以監管端以條例的形式將審查壓力傳導給平台,平台會進一步擬定細則將壓力轉嫁至自媒體發佈者身上,上下如履薄冰,勉力使大典期間網路秩序不至偏離政宣主軸。

第二,對網路亂象片面歸因

新規修訂存在一個貌似合理的藉口,即自媒體違背倫理的種種亂象,如不實資訊、浮誇標題、侵犯隱私、低俗色情等等,有司和黨報多次批評自媒體亂象,指其為賺取點閱量不擇手段,因此需要專業媒體採編資訊。

這種認知借用了大眾苦行銷帳號久矣的心理痛點,淡化了因果鏈條。誠然,網路開放性和低准入門檻使得資訊環境泥沙聚下,專業守門人的作用更顯突出。但將所有問題單純歸咎於從業者道德,對制度性誘因避而不談,即體制對於嚴肅內容產製的規制限縮了民間媒體的騰挪空間,商業避險邏輯下,當然會擁抱以圖像式、聳動式、消費向、八卦向的小報風格。

此外,資訊市場裡,深入而紮實的報導在點閱量上往往難以匹敵一些添油加醋、迎合偏見的拼湊資訊,媒體小報化的趨勢是審查、成本和消費取向的合力所致。同時,放大和固化公眾對個人媒體和原生網路媒體的成見,對不同定位、不同質素的自媒體不加區別地加以限制與清理,整頓自媒體多少也有寓禁於修的考量。其實,有司和黨報所言的亂象其實在官媒範疇內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正是體制之弊,造成低俗景象,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故作大義凜然、義正辭嚴狀批判低俗云云,這種姿態奇怪且虛偽,正是體制的原因形塑了當下的亂象,而遏制亂象又得反過來不得不憑藉和強化體制權威,也再次印證了「體制致之,體制治之」的特色怪圈。

第三,長期策略性因素:媒體領域的國進民退

過去廿載,中國媒體開始市場化,黨媒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以都市報為代表的市場化媒體的崛起導致黨報陷入「禮崩樂壞」的處境,網路尤其是社群網路的引入和普及,使得財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大大加深。過去媒體和權力高度貼合,新聞報導甚至和官方文書類似,內容枯燥乏味,和市場化的媒體競爭中被迅速拉開差距。

與「入世」「奧運」時的線性期待相反,原本大眾印象中笨拙、陳腐甚至面目可憎的官媒包裝更新、枯木逢春,重新佔據了大眾注意力的中心,在紅幕中遊刃有餘。黨宣的學習曲線可歸納概括為入網、側翼和出海三板斧:「入網」即轉變表達方式,強調親和力,擁抱新技術(VR、視覺化等)、新媒體形式(圖卡、短片等),官媒的媒體矩陣(如俠客島、長安街知事等)和主編個人頻道(胡侃等)也紛紛開設;「側翼」則是本職之外,外交部門和共青團系統近年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宣傳職能,觀察者網、今日平說類似的大小另類宣傳機構也層出不窮;最後的「出海」則是爭取CGTN在海外落地,其他媒體則紛紛推出英文版,從Global Times到Yicai Global,從Caixin Global到Sixth Tone,一連的變革和擴張後,官媒在大小平台上穩了腳跟,吸引了了數量可觀的擁躉,重拾了因市場和網路衝擊而一度衰退的影響力與信任度。

媒體國家隊佈局之外,原生網路媒體和個人媒體則受制於名分,同樣耗費心血的採編文稿卻落在違規的鍘刀之下,動輒被冠以非法採編、轉載之名,而本次軟硬二分法的新規則無疑旨在強化官媒的資訊優勢,限縮民間媒體的與建制力量競爭,可以說是為建制力量的言論通路寡占地位保駕護航,在提供專業守門人的名義下建立一道可見的天花板,網路原生媒體和個人媒體在體制身份上與官媒直接存在不可逾越的「禮樂名分等差」。

第四,結構性因素:維繫活力與控制間的衝突

以上三點是或長或短、一時一地的「策略性」因素,新極權體制還有貫穿始終、根植於制度肌理的的結構性因素,即活力與控制間的衝突:一方面,涉及公共事務的媒體與資訊是形塑親身體驗之外認知的窗口,觸及面廣,帶有潛在的影響力,因此天然拒斥非官方的資訊的流通,故將線下的資訊管制手段延伸至線上;另一方面,為了經濟增長與自我存續,又容許軟性內容的消費自主,特定時期甚至對於嚴肅內容的產製也網開一面。

商品化、市場化、網路化至今,中國大體出現了四波嚴肅內容的產製高潮:八〇年代報導文學、九〇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質報的調查性報導、2013-2016年的入口網站原創新聞欄目以及2015-2018年的垂直媒體推文。

文網之下之所以還可能洛陽紙貴,源於三點,市場化後新的利益格局帶來了新的利益被剝奪群體,現有救濟管道不暢的情況下,一系列涉及國民生計的問題各種社會矛盾顯性,包括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城市拆遷、土地徵用在內的種種新聞事件為媒體報導提供了源頭活水;素材之外亦有人才,相當數量的優秀報人從體制出走,如遊俠般星雲流散,轉戰至網路平台,其中佼佼者更能自立門戶,各自深耕於不同題材,如原《華商報》知名江雪創辦個人微信公眾號「雪訪」,「芥末堆」團隊主編天一是前《京華時報》記者,「獸爺」張育群則是前《南方週末》記者;最為關鍵的是,聚焦在特定的社會議題的種種揭弊文章,皆為建設性批評(革除弊病),擱置了對合法性根本追問,服膺於更高的經濟考量下,體制對其暫容忍,審查的步伐一度滯後。

四波嚴肅內容產製的浪潮,最終面臨著一以貫之的審查限制,這根植於體制對媒體的定位——媒體是承擔宣教任務的建制成分,應透過傳遞正面訊息振奮人心,脫離了體制的桎梏且提振經濟能力日減的情況下,嚴肅內容產製勢必越來越不受歡迎:前兩波發生在建制內部(機關報和市場化的質報),體制透過組織紀律和宣傳紀律移除自由化力量,使建制路線保持齊整和一致;第三波則依附於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入口網站和社群平台),體制透過黨建、監管和進駐,對其既吸納又防範。

對於第四波自媒體帳號,體制更是抱持揮之不去的控制焦慮,自媒體資訊生產主體多元,成千上萬的帳號無法做到事前和直接的控制,過去多能透過平台審查倒逼、籠絡KOL、側翼扶植分流手段來間接控制,兩度修訂的法規則倚重於強化業者的自我審查,基於對事後追懲的恐懼和營收考量,運營者自我揣摩邊界和尺度,形同官媒編前會的宣傳指令,而規定中時政類資訊和社會新聞存在相當程度的模糊地帶,「紅線」實質上是沒有清楚的標準且時時變動「黑箱」,發佈者更會畏首畏尾、層層加碼,自我審查到超過審查者原先的意圖。

新規的潛台詞無非是關鍵內容產製由建制力量包攬,內容產製者則應選擇悶聲發大財(滿足於從經濟增長中獲利並保持沉默),不可「逾矩」「僭禮」,投身於公共事件的挖掘與表達。三四年前在疫苗、權健等特定議題表現可圈可點的垂直媒體近兩年早已沒有當年的銳氣,而現在新聞採編資格從平台壓向個人,垂直類自媒體帳號恐怕是本次新規首當其衝的一角。

今年適逢中共建黨百年,官媒循例會為「偉業」與「豪」言聚集最大聲量。(湯森路透)

虛假繁榮的荒誕圖景

法規修訂對未來媒體生態究竟會造成何種影響?有媒體將新規比作老舍作品《茶館》中的裕泰茶館張貼的「莫談國事」紙條,這當然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簡單比附,社群媒體和數位寡頭造就了一個人聲鼎沸、眾聲喧嘩的虛擬場域,中國媒體生態當然不會歸於沉寂,公共議題的討論依然會存在,但會持續並加劇一種「虛假繁榮」的荒誕景象,即輿論錯置、議題倒掛。審查的異化作用下,相對次要乃至瑣細的議題聚集了和議題重要性不相匹配的關注度,民眾或大義凜然、或痛心疾首,真正重要的議題反倒乏人問津,熙熙攘攘的線民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若無睹,避重就輕、隔靴搔癢成為常態。

在錯置和倒掛的公共議題、佝僂和匍匐的公共言說外,更普遍的是對公共生活的內在冷漠,大眾想像公私之間存在井水不犯河水平行世界,私人性高於一切,消費主義資訊大行其道,正如作家哈維爾公開信中對捷克「正常化」時期社會狀態的剖析:「為了平穩地操縱社會,社會的注意力被故意轉向自身,即脫離對社會的關懷,通過將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僅僅是消費品的興趣上,是希望使他沒有能力意識到他在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犯的程度,將他縮減為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複雜操縱的順從材料」,技術炫目、商品琳琅滿目,但關切社會現實的嚴肅內容稀薄得令人窒息,這種虛假繁榮的荒誕圖景將在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持續存在。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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