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BBC之間的駐華報導攻防戰

秦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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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謠、標籤與迷思

12月底至今,一輪新聞攻防戰在中國與BBC之間展開。12月15日,BBC刊發了一則新疆報導,駐華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赴庫車調查新疆強迫勞動的新情況,途中遭遇當地警方阻攔和限制;12月27日,《環球時報》英文版Global Times則刊發了另一版本的敘事,稱BBC報導不實,新疆不存在強迫勞動;1月9日,中國日報新媒體接著推出一則的闢謠短片,同樣稱BBC記者虛構事實散布虛假新聞。

報導攻防戰的議題從新疆延伸至疫情:12月10日,BBC發布一則記錄短片,重訪大流行的原點武漢,探尋疫情一周年後當地居民的生活的常與變;1月27日,Global Times發布了一則報導,總結了中國網民對BBC紀錄片包括色調、提問、鏡頭、音樂方面種種不滿與嘲諷,認為記者沙磊對華帶有成見。

真實的罪證

漩渦的中心——沙磊究竟何許人也?他是BBC的駐華記者之一,憑新疆再教育營的調查報導榮獲2020年OWM年度國際記者獎。人權律師、計劃生育、地下教會、再教育營、兩岸政策、防疫政策,中國種種禁臠與雷區,沙磊都有過實地採訪與報導。在嚴苛的媒體羅網中,他也見證了種種橫逆與險境:2016年12月,在北京房山區人大獨立候選人劉惠珍家中採訪時,遭遇約20個黑衣人組成的人牆阻止,採訪對象試圖打開窗子與記者對話,也被用擋板遮住,隨後有警察趕到現場增援,沙磊遭到推搡驅逐;2017年3月,精心編排的政治秀——兩會召開之際,沙磊前往湖南省新渡村,採訪訪民楊靈華,這次採訪遭遇了更直接的暴力與威脅,首次被要求寫悔過書,為試圖「非法採訪」而道歉。

沙磊的故事不禁讓人想到了意大利紀錄片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反華」奇遇。1970年意大利承認PRC之後,出於兩國的文化交流往來的需要,中國外交部邀請安東尼奧尼來華拍攝一部介紹中國的紀錄片,這也是歐美國家首次獲准進入文革中的中國攝製影片。政治掛帥的宣傳慣性下,一切循例在預先安排好的軌道上運行。安東尼奧尼卻不滿足宣揚中國建設和風景的刻意擺拍,另闢蹊徑,包括自發的農村集貿市場、雜亂貧困的居民大院等生活實景也收錄在紀錄片中,由此帶來革命鼓動和如實記錄兩種觀念的衝突,平實反映的紀錄片不久成了「大毒草」,被文宣機構不斷用樣板戲的標準反復檢視。沒有正面表現文革成就,而偏重於捕捉日常生活場景,使得導演安東尼奧尼遭到口誅筆伐。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評論,從同樣鏡頭分配、色調、音樂各個角度深文周納,硬說安東尼奧尼對中國人民懷有敵意,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文章稱天安門廣場拍得缺乏氣勢是存心污辱,人民公社女社員在勞動中擦汗的鏡頭,也被解讀為「影射今天農民的境遇比幾百年前好不了多少」。此後,批判文章甚至結集了一本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書籍出版。安東尼奧尼把窮苦大眾的平凡生活推上前台,刺傷了當局的自豪感和尊嚴感;沙磊的實地走訪也側面證實了中國的暗角,半個世紀過去,揭露真實之罪的橫逆如出一轍。

淮橘為枳的闢謠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事實核查的概念變得普及,代表著情感為首而真相為次的時代「後真相」被評為牛津詞典年度詞匯;2019年底至今的新冠疫情,更讓事實查核的必要性空前凸顯。事實查核在中國更常見的說法是「闢謠」,疫情一周年以來,中國居民被反復告誡「不信謠,不傳謠」,中國闢謠-造謠的觀念的普及可以追溯到2013年打擊網路謠言的專項網路政治運動。2016年,中國的數位巨頭騰訊在自家的入口網站開闢了「較真」欄目,致力於對廣受關注但缺乏來龍去脈的消息進行探查和溯源,隨後幾年裡,類似的網路闢謠平台被搜尋引擎百度、社群媒體微博、科普機構丁香醫生等平台效法。

中國的闢謠平台看似同樣多元,但細究起來卻不難發現其中的偏向和瓶頸,核查的話題偏軟,偏重於醫療與健康,不見對政治人物言論的闢謠,辟「民謠」者多辟「官謠」者少,核查的證據來源不具獨立性,核查的平台同樣需要服膺於真理部的限制,針對敏感資訊的闢謠本身也可能被移除。事實核查涉及追溯真相的權力,而並非開放社會的中國,權力和真理高度複合,媒體不獨立於權力,資訊環境也處於封閉狀態,造成事實核查也不可避免帶有政宣底色,在透明性和公正性上存在缺失。

事實核查不僅存在於網路平台層面,也置於媒體新聞產制流程中,但和《時代周刊》《紐約客》《華盛頓郵報》《明鏡》等內部運作成熟的事實核查員相比,中國媒體遏止不實資訊的圖景卻有所不同:擅長對外「嚴於律人」,將闢謠圖卡與短片作為宣傳的新手段。

去年5月21日,台灣事實核查中心發布了一則研究動態《缺乏事實的「謠言粉碎機」 中國外交系統宣傳新手法》,揭露了一種新的策略策略,面對疫情引發前所未見的國際社會究責的壓力,中國外交部、中國大使館、《人民日報》英文版、《中國日報》英文版轉而采用以闢謠圖卡形式,反擊外界質疑。這一宣傳策略在去年下半年也運用在前國務卿龐皮歐的演說上,新華社於8月25日早晨發表《龐皮歐涉華演講的滿嘴謊言與事實真相》一文,該文長達3萬多字,以回擊龐皮歐的演講內容。該文隨即被當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並用3個整版篇幅全文刊登,China Daily數天后製作了對照的闢謠專題網頁,數十組批駁指正中,甚至出現了用觀點核查觀點的奇特現象,不符合官方論述的即可能被列入謠言清單。

China Daily的用觀點核查觀點的「事實核查」。(圖片來源:China Daily官網)

而本次的駐華報導攻防戰則是這一手法的最新例證。China Daily、Global Times製作了另外的報導,指責BBC的報導為「假新聞」。中國封閉的媒體環境下,對外媒所謂「不公正報導」的披露本身的具有選擇性的,回避了記者採訪遭到阻止的過程,以及記者被短暫扣留和強刪影像的遭遇,對於雙方觀念的衝突,也沒有賦予英國廣播公司任何辯駁的空間,既不釋出足本原片也不刊登BBC的再回應,兩相對照來讓讀者自行判斷,整個事實核查實際上是在自說自話。

至於「闢謠」短片中所謂採訪侵犯了採訪對象的權利等說辭並不合理,採訪拍攝非以營利為目的,不構成肖像權之侵犯,也未發布虛假消息來降低採訪對象的社會評價,不致名譽權之侵犯,且公共空間裡對建築和執法人員拍照,並不違反中國自身擬定的媒體法規。

更重要的是,「闢謠」在角色定位上本身不同尋常,正常的事實核查是與查證對象抽離的第三方,以保證事實查核的獨立客觀,而闢謠依賴的則是官方的權威,不管是採訪對象(國有企業的經理、基層警察)、核查機構(黨報系統)還是核查內容的轉載擴音(共青團系統),這些不同職能部門都是體制的一部分,在宣傳紀律和組織紀律的約束下,同體監督難以保證查證結果的可信度。如此「查核」,已與「宣傳」無異,資訊本身具有自我修正機制,「謠言」止於公開而非一錘定音的權威。

標籤框定與對外迷思

本次報導攻防戰也並非正常的媒體批評範疇,即從事實、報導框架、媒體倫理出發,恰如其分地評估媒體是否善盡職責,而是從忠誠本位出發,去辨識英文媒體如何包藏禍心,把無法接受的陳述倒推為蓄意且精心的抹黑,具體表現在過度解讀鏡頭隱喻,比如「偷窺角度的主觀鏡頭把新疆人民的生活表現的極端壓抑」「把隨處可見的工廠圍牆包裝成奴隸工廠」等猜測。受制於資訊落差,很多讀者很少研讀過英美嚴肅媒體報導原文,便擁抱了一種奇怪的論調——西方媒體帶有偏見,從不公正報導中國。

誠然,外媒的報導或評論框架確實存在一些偏見,比如將民眾視作均質的、滿意政府所有作為,毫無情緒的被動追隨者,但China Daily、Global Times等報紙所說的外媒記者背負特定任務,懷有結構性的敵意等觀點則明顯偏頗、言過其實,變成為了降低駐華調查報導影響力和公信力的一種觀念。這種觀念一部分來自於文化迷思,即認為至高無上的國家之外,存在龐大、均質、道德上天然邪惡的「外國勢力」,二者天然是零和對立的關係,海外媒體便成為這種心理投射具象化的目標。

中國與外媒的關係時而緊張時而寬鬆,緊張時刻具體表現便是驅逐和限制駐華外媒記者,較近的案例是2020年病夫風波導致《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3家媒體共13名記者被驅逐,採訪限制擴展至香港與澳門。稍早的案例即為2012年,半島電視台、《紐約時報》和彭博因為調查性報導被驅逐或刁難,更早之前的批量驅逐發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和1949年的中共建政;舒緩時刻便放軟身段,主動接受外媒採訪,斯諾採訪毛澤東、法拉奇採訪鄧小平、華萊士採訪江澤民和奧運前夕放鬆外媒採訪限制都處於特定情勢下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援與理解。

總體上,短暫的策略性放鬆服膺於更高的宣傳目標,區別於開放報禁之類的結構性變革。中國相當明顯地希望外國媒體遵循中國政府教條報導,而媒體記者則認為應當獨立地說出事實和真相。基於海外媒體不受宣傳指令直接控制,形成資訊壟斷上的潛在挑戰,總體上二者關係還是以緊張居多。

在當今開放的資訊環境中,單純的「遮罩」策略已經難以抑制官方敘事影響力的衰退,遂採取貼標籤這種汙名化的方式,透過定向強調外媒如何使壞,達到「抵消」的宣傳效果。抵消策略用量不多,但影響深遠,反華媒體和反華記者的標籤框定給予讀者一種心理暗示,BBC是帶著任務和偏見來報導的,所以報導內容不可信,透過削弱報導內容可信度來抑制負面資訊批判效果,並對日後的媒體識讀產生影響,認為外媒報導都是造謠與抹黑,在資訊封閉的環境中,形塑對外媒報導的「免疫力」。

當飲譽世界的BBC都被如此看待,其他的英文媒體在觀念中更可能被殃及,使得海外媒體的中國報導在華影響力大為削弱,在當地媒體受限於宣傳指令的情況下,強化特定議題的官方敘事,讀者便不得不擁抱「正確的集體記憶」。

在整個宣傳流程中,「上游」的官方機構和報章精心解構「外媒如何抹黑中國」,形塑被圍攻的悲情意識和危機狀態,「下游」的網民便會懷抱樸素而天真的委屈聲討或嘲諷「外媒之惡」,完成一次民族情緒的網路動員,如此操作,變被動為主動,抵消敏感資訊的傳播效應。

其實,真正要消弭外媒所謂的對華偏見,唯一的正道就是開放媒體環境,歡迎駐華記者採訪,他(她)們的敘事才會更加在地和豐滿,張彥、何偉和歐逸文就是在地記錄的典例。中國自稱要提升國際話語權,可目前做法卻是南轅北轍——拒絕反省、諱疾忌醫,醉心於宣傳技術精進,在缺乏報導與創作自由上獲得所謂的話語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在中外衝突推力下,勇敢的記者被捲入敵意的漩渦,這是個人也是時代的不幸。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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