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中美競爭：「拜登經濟學」及其對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
「中國」一詞近些年來似乎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咒語。
在美國，無論內政，還是外交；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抗擊疫情；更不必說科技投入和基建設施，一提起「中國」，往往會起到號召民眾，團結異己的功效。
拜登總統口中的「中國」一詞出現頻率，似乎並不少於前任特朗普。他上台不久就對媒體表示，美國不需要與中國「衝突」，但要進行「極為激烈的競爭」。
而美國的競爭底氣同時也是拜登經濟學的核心——這是一項幾十年來最具雄心的公共支出計劃，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30%。
「這不是那種小修小補的計劃，」拜登在匹茲堡的一場演說中說。「這是美國一代人僅有一次的投資。」
而這些投資是保持美國經濟增長和對他國——特別是中國——的競爭力所必須的。
甚至面對廣為詬病的美軍撤離阿富汗行動，拜登的辯解之詞也離不開中國——「世界在變化，我們正與中國進行激烈競爭……我們必須提高美國的競爭力，來應對21世紀競爭中的新挑戰」；
「在這場競爭中，中國和俄羅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在阿富汗陷入另一個十年」。
拜登經濟學背後的政策體系，從制定到執行，都離不開中美競爭的宏大背景。中國人則在關注，美國的這場時代豪賭會對太平洋對岸的龐大對手，產生什麼影響？
「以中國為中心」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強調，「內政即外交」，應對中國以及其他各種挑戰，美國首要任務先是團結全美國，包含疫情及經濟，打造美國實力，才能讓美國民主模式繼續影響全球。
今年七月在北京舉辦的第二期中美政經論壇上，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曉表示，「以中國為中心」已不僅局限在對外經濟政策，而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
英國《經濟學人》也認為，拜登團隊的對華戰略基礎在於，相信中國更傾向於稱霸而非共存，因此美國首要任務是挫敗中國野心，方法是在國內和國際上與盟友攜手，強化經濟、科技、外交、軍事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力。
來自中、英、美的三個觀點異曲同工。不過《經濟學人》警告，這一政策取向雖然許多地方很合理，但也有令人憂心之處，尤其是拜登對「威脅」的定義，因美國政治兩極化。拜登似乎認為有必要塑造對手，重新團結整個美國。然而這是錯誤的，因為共和黨人未必願意支持拜登。再者，拜登對華的強硬言辭不一定贏得盟友認同，畢竟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盟友也會評估與中國為敵的利弊得失，結果可能證明拜登高估了美國的影響力。
「師華長技以制華？」
雖然有警告之聲，但「拜登經濟學」的巨輪已經沿著這一施政思路滾滾前行。
從拜登經濟政策團隊與美國媒體的採訪中，不難梳理出這樣一條邏輯線索——美國的弱點在於公共產品，比如公路、電力、教育、醫療等，自里根時代的「小政府」以來，都仰賴私營企業提供，然而質量和效率都差強人意，尤其是基建投資等領域，甚至存在失靈。
針對這一問題，政府需要發揮積極作用，主導提供公共產品，因此，拜登政府提出了超過六萬億美元的龐大支出計劃。
經濟學人智庫（EIU）全球貿易首席分析師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有趣的是，美國的政策正逐漸偏向於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模式，這與中國的一些經濟政策如出一轍，而近年來恰恰是美國官員在對這些經濟政策提出批評。
在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時，美國從政界到學界無不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包括補貼、政府投資、貿易壁壘）創造了一個不公平的貿易環境（unlevel playing fields)。
從紙面上看，美國批評中國的經濟政策，自己卻不得不走上相似的道路。
這一現象頗具諷刺意味，在中文互聯網上被網民進行類比，晚清時期中國在「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百年過去，現在角色對調，美國「師華長技以制華」和「民主為體，中學為用」，有觀點認為後者也同樣將以失敗告終。
馬志昂認為，相似性也僅止於表面，深究下來，中美兩個市場的環境非常不同。比如，當涉及到資本控制、信息流動和外國投資限制時，美國經濟要比中國開放得多。美國市場的這些方面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馬志昂舉例，即使美國在供應鏈審查中，其政策也更側重於整個 「生態體系建設」，探討支持國內人才，投資國內生產和研發，以及為美國勞動者提供平等機會，而不是只關注國家安全和以犧牲外國競爭對手為代價擴大市場份額——這些是中國產業政策中經常出現的主題。
「不過，拜登政府越來越重視加強政府對關鍵行業的關注，比如半導體、戰略材料、電池和製藥等，反映出美國承認在這些領域有丟掉領導地位的可能性。」
美國新政的中國後果
在不少經濟學家看來，拜登經濟學可能為中國帶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間接影響是包括中國在內，由全球一起承擔的。
李曉表示，美元體系是當代美國全球霸權的核心，也是美國與以往帝國最大的不同，即不通過領土控制，而是通過發達的具有廣度與深度的金融市場建構了一個全球性的資源控制體系。實際上，美國一切內外政策的核心都是在維護這個美元體系的順利運轉，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正是由於美聯儲具有「全球央行」的特殊地位，大量研究已證明美國的貨幣政策，會對全球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
在李曉看來，「拜登經濟學」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或者說與以往歷屆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大不同，就是財政赤字貨幣化，雖然這不是拜登政府開啟的，但是一定會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這是由當下美國經濟結構所決定的。
為了推行「拜登經濟學」雄心勃勃的支出計劃，資金不可避免地來自擴張性財政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就是俗稱的「印錢」。
在貨幣政策上，為抵禦疫情衝擊對資本市場造成的影響，美聯儲推出了「無上限QE」政策。僅2020年增長超過3萬億美元，與2008年金融危機後五年的量化寬鬆總規模大體相當，使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創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在財政上，美國總體政府債務佔GDP之比已經從2019年的135%躥升至2020年的160%。在聯邦層面，債務也已達歷史新高，今年6月就以突破28萬億美元，且聯邦政府財政預算赤字佔GDP的比重已經從2019年的4.6%快速升至2020年的14.9%，今年預計超過16%。
而這些創紀錄的數字發生之時，「拜登經濟學」還未全部展開，大部分的計劃還未獲得國會批准。
大量「印錢」會使美元貶值，而經濟學人智庫資深分析師麥克·弗蘭克認為，美元走弱對任何擁有美元計價債務的人來說都是好消息，這包括很多新興市場。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袁志樂則認為，一旦美國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損害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上述兩個看似矛盾的觀點，其實非但不矛盾，還真的發生過。
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開啟「印鈔機」，大量新興市場國家趁著美元貶值，大量舉債，有的遠超自身的承受能力。因此當2018年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時，這些無力償還，導致土耳其、阿根廷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驟然貶值和甚至經濟崩潰。
中國則與上述新興市場國家情況大不相同，但卻同樣會受到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的規模在三萬億之巨，貨幣超發帶來的貶值，會直接導致中國外匯儲備的縮水。
其次，通脹壓力可能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傳導到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中國可能不得不消化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脫鉤」風險依然存在
直接風險則來自於美國希望與中國「脫鉤」的衝動。
馬志昂向BBC中文表示，拜登政府經常發表關於重塑製造業以減少對海外商品依賴的言論，或明或暗都指向中國。最終很大一部分將會體現在供應鏈的變化上。
「我認為，脫鉤的幽靈將繼續存在。而這個幽靈對某些行業來說已經成為現實，比如技術領域，脫鉤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發生。」
國際商業界將面臨一個關鍵挑戰——他們需要在美國的呼籲和中國市場的誘惑之間取得平衡。
「在金融服務、汽車或消費品等行業，脫鉤將變得更加複雜。而這將使整個中美關係保持混亂。簡單來說，即使兩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相當嚴重，美國公司仍將熱衷於在中國做生意。」馬志昂表示。
相比之下，李曉則更多擔憂。他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美國公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的「去中國化」？這很大程度上是沒有歷史經驗可循的。
「我們還需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經濟協調與合作，是需要以大國間的政治共識與合作作基礎的。換言之，大國之間的經濟協調與合作，僅僅憑借產業領域的分工或市場規模擴張是不夠的，真正緊密、長期和深入的經濟合作不只有利益，還存在著身份認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