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威權高壓下，離鄉做夢的人 泰國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

展場黑如洞穴，影像投在白牆上，像一把把微暗的火。開幕前夕，北美館工作人員拿著手電筒巡視，認為光線太暗可能造成安全疑慮，但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不願意調亮，這樣的黑暗更適合意識出神、夢境與歷史的對話，如同古老的亞里斯多德寓言，幻影是唯一的真實。

阿比查邦2010年以《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2010）拿下坎城金棕櫚大獎，這次他帶著自己的「狂中之靜」（The Serenity of Madness）展覽來台，他靦腆地說，自己還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念電影時，受到台灣新電影包括蔡明亮、侯孝賢、楊德昌等人的啟發，讓他重新看待自然、光影、樹木，能在台灣展覽也是對這些導演的致意。

阿比查邦的影像氣質神祕，遊走夢境與現實，敘事受佛教、印度教、及泰國東北的傳統影響，經常探討生死輪迴、神話，並隱隱加入對政治社會的批判。前作《華麗之墓》（Cemetery of Splendour，2015）讓一群士兵沈睡，唯有在睡夢中，意識的殘響可以不被政治掌控，既是逃避也是抵抗。

拍攝《華麗之墓》時，正好是2014年泰國軍政府再度發動政變，他不願意接受審查，臨時改變了拍攝地點，影片完成後也不想送審，因此無法在泰國上映。日積月累的挫折與沮喪讓他宣布：不會繼續在泰國拍攝劇情片。「2014年政變時，我覺得自己年紀已經大了，真的受夠民族主義，何時才會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泰王（拉瑪九世蒲美蓬）過世，全國人民必須守喪，無法拍電影，對投資人來說也是很大的風險。」

社會愈來愈不自由，人民上街示威被扣留，年輕學生聚集閱讀喬治歐威爾《1984》以創意反抗，後來軍政府禁止於公開場合閱讀《1984》。「真的很困難，我不是會上街示威的人，但我可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阿比查邦選擇離開，今年49歲，年近半百，他感覺自己沒有太多餘裕，必須去一個全新的地方刺激自己。

今年，與英國女演員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合作的《記憶》（Memoria）在南美洲哥倫比亞開拍，主題牽涉當地毒梟暴力、地緣政治、記憶與夢境。「本來會有擔心，怕不能如期完成，又要與不同系統的劇組合作。但現在已經拍完，這次的經驗和感受很開心，就算觀眾討厭這部片我也無所謂。」儘管暫時不會在泰國拍劇情長片，但他仍關心國內的社會政治現實，會持續紀錄創作，美術館正好提供了另一個出口。

「狂中之靜」包含攝影、錄相裝置、影像日記，展覽主視覺意象是一個來自泰北的青少年，戴著鬼怪面具與太陽眼鏡，象徵鬼魅的拒斥。阿比查邦出生於泰國東北部的孔敬市，父母都是醫生，他排行老三，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孔敬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前往芝加哥藝術學院修讀電影。相較於南方曼谷都會與平原，東北是地處邊陲的高原，1940年代東北人湧入曼谷打工，1980年代開始又成為輸出海外的勞動力主要來源。阿比查邦說，東北的出身讓他來到曼谷大城後有自卑感，是開始拍電影，重新回到東北、泰寮邊界探索歷史後，才逐漸驅逐了自卑。

他的作品多帶有政治歷史探索。例如《煙火（檔案）》fireworks（archives）以薩拉鬼窟佛像公園為拍攝場景，影片開頭出現數位左翼民主運動者的人像，煙火的爆炸聲伴隨軍隊槍響、骷顱頭等死亡意象，正好反映了泰國社會以佛教立國、祥和寧靜的氛圍下暗湧的暴力殺戮。「當時的政治環境更嚴峻，他們用生命反抗政府，最後被當時的首相處決。我去過其中一個政治犯的家，他兒子已經七十歲了，父親坐牢、在獄中自學法律為自己辯護。」

創建這個薩拉鬼窟佛像公園的僧侶Luang Pu Bunleua Sulilat在1960年代被控為共產黨員，流亡寮國，而當時處決政治犯的首相至今在泰國各地公園中仍有紀念雕像，有民眾去獻花致意，「泰國政府一直沒有面對自己的歷史，我們一直沒有正義，也不能相信法庭判決，很多判決違反常識。現在甚至有不能批評政府系統的法律，非常可怕。」

藝術家在國家機器體系外開啟不同的記憶戰場。錄相《灰燼》（Ashes）以lomo相機紀錄泰國社會日常，隱隱用「112」這個數字暗指泰國刑法112條對皇室不敬的「冒犯君主法」；攝影《動力男孩（湄公河）》（Power Boy, Mekong）映照泰寮邊界、湄公河對岸的沙耶武里大壩發電廠，電廠為寮國提供電力，主要消費者卻是泰國人，泰國人一面反對興建，卻又離不開對其依賴。

2009年開始的「原始計畫」（Primitive Project）以納布亞村（Nabua）的青年為創作與田野調查對象，這裡曾是1960至1980年代泰國軍隊駐紮、清剿泰國共產黨的地方。女人被強暴、遭懷疑是共產黨的人們受到折磨，或逃入叢林中。冷戰結束後軍隊撤離，但轉型正義始終沒有發生，這段歷史也不曾出現在課本上。「我關注這些年輕人，因為我關心未來，他們的祖父、父親輩受到軍政權、警察暴力折磨，雖然有些年輕人現在只是關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有些人選擇去從軍。」

「原始計畫」延伸出的一件錄相作品《俳句》（Haiku）中，納布亞的青年們睡在與藝術家一起建造的時光機中，在睡夢中被催眠。面對現實困境，只有在睡眠裡才擁有全然的自由。

夢境是阿比查邦持續探索的主題。以前他花很多時間睡覺、做夢、紀錄夢境，「但近二年睡得比較少，一天只有四、五個小時，我比較淺眠，常醒來，所以睡前我會吃各種不同的東西，油、補品、西藥……。」訪問時，他打開一包中藥，聞起來有甘草味，以為他感冒了，他卻說：「這是為了睡眠品質。」原來他來到台灣也積極嘗試不同提升睡眠品質的方法。

在哥倫比亞拍片時，他也到秘魯嘗試古老的迷幻植物死藤水。「第一次很恐怖，吐得亂七八糟，感覺很糟，但隔天早上感到很清新，就像大病初癒。晚上我開始想起小時候被壓抑的創傷記憶，我重新面對、對話，明白這是死藤水的效果。後來又嘗試了第二次，有一段時間，我的意識進入到一個幾何空間，有很多房間開開關關，我在裡面進出，我也成為空間的一部分。我本來預期會看到比較有機、生物或植物的形象，但沒想到是這樣的，帶給我很大的平靜和自信。」

睡覺之外，阿比查邦的日常生活很簡單，不看電視也不聽音樂，反而對冷氣機運轉、風吹過樹枝的聲音更為敏感。起床後花很多時間做早餐，偶爾打坐冥想，然後工作。清邁的工作室養了三隻狗、一隻貓、十幾隻雞在周圍跑來跑去。

記憶是為了抵抗遺忘，問他：如果有一個絕對不想忘掉的記憶，會是什麼？他想了很久，說：「也許還是拍電影的記憶，我跟劇組共同度過開心、沮喪、壓力，但回頭看都很美麗。拍《熱帶幻夢》（Tropical Malady，2004）的時候，我們必須拍攝樹上的猴子說話，但拍攝時，猴子跑掉了，消失在森林中。訓練師很沮喪，第二助導很同情他，但我當時只在乎電影，我需要一隻新的猴子，所以我打給朋友：『你可以幫我找隻新猴子嗎？』這段記憶很模糊，我那時很焦慮，氣到開除這個訓練師。我需要記得這個，我當時脾氣很壞，拍片的時候簡直就像個獨裁者。」他說自己原本脾氣不好，是拍攝《戀愛症候群》（Syndromes and a Century，2006）前夕，父親過世，拍完電影後他開始修行，脾氣才漸漸改變。

一個藝術家與其作品，就像是從土地中有機生長出來的樹木，離開泰國後，他還能自在創作而不被改變嗎？「我很喜歡在哥倫比亞拍攝的經驗，我也在問自己創作能否更自由？例如運用二、三個人的小劇組，旅行各地，不一定是拍電影，而是沒有計畫的創作。」他是公開出櫃的同性戀，他自言母親一輩的思想已奴化，兄姊也較擁護君主政體因而有過爭執，他已放棄與家人談論政治。追尋自由，離鄉做夢的人，還是從不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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