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與仁道思想

楊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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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報資料照片)
(圖/本報資料照片)

春節回台中,天氣清朗,親友互訪,各地旅遊人潮爆滿。初四回台北,圓環夜市人潮也一樣,不論什麼小攤子,都得排隊。那種摩肩接踵的盛況,在疫情後,久已不見。不僅這些,好餐廳的訂位也都滿了。彷彿人們要拋開去年一年的苦悶,也要找回往昔年節的歡慶一般,更加珍惜親朋好友的相聚。

回想去年此時,台灣猶在幸福的春節假期中,卻傳出武漢有新冠肺炎的瘟疫,其傳染速度與嚴重程度遠超出醫學的想像。武漢的悲慘景況引起世界震驚,各種指責交相出現。人為病毒、細菌武器、陰謀論甚囂塵上。當時,我實在心中不忍,寫下多篇文章,呼籲人道為上,並且一定要注意武漢出現的狀況,乃至於它的封城危機處理,其中所出現的問題,包括醫療資源、醫護保護、隔離方式、食物供給、城市維持、社會秩序等等,太多課題值得從武漢經驗學習,正確的決策固然重要,失誤的傷害更要注意學起來。

然而,在交相指責中國的氛圍中,歐洲國家,乃至於美國,終究忽略了瘟疫是不分政治與國度的。當世界一體,只要有一個國家,有一個人仍受瘟疫之苦,這個世界就不會好起來。它仍會再傳播。以致於去年一年,歐美國家都深受其害。想想,如果美國一開始就注意人們出行的安全,在社會防疫上做好各種準備,包括了戴口罩、社區隔離、檢疫體系等,以美國醫療系統之先進完善,怎麼可能演變至如今慘況?

我因此想到,這些瘟疫中的決策與行為模式的背後,是否有文化的因素呢?是否歐美「人道主義」與中華文化「仁道」思想,才是造成不同社會結果的根源。

歐美人道主義講究以個人為主體,優點是重視個人的自由與人權,因此凡是為了集體而破壞了個人自由,即被視為對人權的傷害,就會招致反抗。但瘟疫的防治必須是全面進行的,隔離封城,都是限制個人的行動。而個人主義的行為必將導致總體的破壞。所以社會動員、總體防疫,在歐美國家實行起來非常困難,至今還遭到反彈。而歐美國家更相信,只要疫苗出來,就能解決。也就是說,他們相信科學力量,遠甚於社會的集體動員。這讓歐美防疫事倍功半。

而台灣、中國大陸、南韓、香港、日本、越南、新加坡等這些中華文化圈的地區,卻比較相信儒家的「仁道思想」。仁,講究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互相扶持,互相成全。所以儒家講「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有人為了一己的利益而破壞了集體的安全,就會受到注目與制裁。這種觀念,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去年剛宣布出門要儘量戴口罩時(尚未開始強制),一個沒有戴口罩的人出現在台北捷運,一定會被怒目注視,嫌棄躲開。這種集體的制約力,也出現在日本、南韓等中華文化圈。有趣的是,被怒目的人會感到羞愧,制約力才會有效。而在歐美,去年此時正好相反,戴口罩的人被嫌棄。

兩種文化,兩種思維方式,造成了後來完全不同的結果。

我們不必判斷哪一種思想才是對的,因為個人主義對生命與人權的保障確有幫助。但在疏離的社會關係中,像都市遊民這樣的底層人群,誰來加以照顧保護呢?他們難道不是疫情最大的死難者嗎?

而「仁道思想」,照顧弱小者的原則,以人為本的友愛扶持,則是防治疫情的社會動員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礎。換言之,在承平時期,個人主義有助於自由與人權,但在災難來臨時,仁道思想則是走出困境所必須。這便是我們的優點吧。

新春期間,返鄉的家族團圓與親友的聚會,不僅是帶來歡樂,更帶來省思:今天世界疫情有不同的受難程度,它的背後,是不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思想因素,而不只是疫苗這樣的科學力量而己。在台中烏日古老的廟宇裡,看到歡笑相迎的親友,我總是在想,無論疫情如何,我們都還有一個友愛的力量在背後支撐。我們都是一起走過這一場災難的手足,應該更互相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