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學用落差、法規僵化 台灣青年只能變厭世代？

撰文=孫偉倫（攝影／孫偉倫）

台灣年輕勞動者面對低薪、高失業率問題，主張鼓勵青年創業，促進產學合作的蔡英文政府執政一年來是否確實改善了整體環境？國民黨智庫12日舉行的座談會中，前行政院政委蔡玉玲、前勞動部長陳雄文與立委許毓仁、柯志恩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點出政府對於低薪、新創產業與媒合問題的不足。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12日舉行「為台灣青年找出路」座談會，國政會永續組召集人、前勞動部長陳雄文說，將台灣20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相比較，在近16年來已從2倍提升到3倍之多。他擔心未來台灣少子化、高齡化的情況日益嚴重，恐怕也會步上日本「清貧」問題的後塵。

雖然台灣2005年至2015年間整體失業率由4.1%降至3.8%，但各年齡層失業率最高的是20至24歲者，其失業率卻是由10.3%升高至12.6%，是東亞國家上升幅度最高的。

日本最近出版的《貧困世代》一書，作者藤田校典認為日本15至39歲年輕人因為從事派遣、外包、打工等非典型就業，從表面上看來失業率會降低，但實際上薪資完全無法跟正職相比，而且這部分的勞工已佔全體的三分之一，才會出現「窮忙」、「過勞」，失業率卻降低的情況。

政府政策媒合學用能力差，產學間難合作

蔡政府要解決青年低薪問題，成為受到年輕人支持的主因之一，但卻有許多政策執行面問題受到詬病，譬如推出鼓勵青年先就業再升學的「青年教育就業儲存帳戶」、「產業儲訓替代役」等，卻沒提升青年就業力，統計資料顯示，今年4月20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12.01%，比一年前5月的11.9%還增加0.11%。

柯志恩就說，政府編列一年1.5億元預算，提供「青年教育就業儲存帳戶」，3年後回到大學就讀可拿到36萬元，但是負責媒合工作的勞動部卻只能整合出巡山員、屠宰員、加油站等工作給18歲的年輕人，這對年輕人再就學、就業根本沒有幫助，而且還會發生本不想讀大學的高職畢業生也來領的情況。

陳雄文則說，歐洲國家如德國、挪威、瑞典等地企業，都願意將培養人才的經費內化為成本，這樣讓人才在各公司間跳槽時，也不會有個別企業吃虧的問題，只可惜以台灣的企業規模，沒有能力達到這種目標。

青年低薪難解，立委批林全政府放任當共犯

許多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低薪是國人認為當前職場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國民黨立委許毓仁說，行政院長林全在答詢他青年低薪問題時說，「薪水不能漲，否則物價會跟著上漲」，這是一個螺旋效應，這讓他看到政府、產業、政策與民間形成的共犯結構，是以不斷壓低薪水的方式控制成本與勞力，蔡英文總統執政的政府沒有把青年放在施政優先的項目中。

勞動部最近發表一份調查指出，去年大學畢業生起薪已來到28116元，回到16年來最高水準，許毓仁則批評，2000年他大學畢業前一年的新鮮人薪水就有2.8萬多元，到今年只上漲100元，低薪才是青年人無法安居樂業的核心問題。

「厭世代」：留下的出不去，出去的回不來

國政會研究員黃心華說，青年創業、就業問題是結構因素造成，因為過去20年來政府沒有明確產業政策，造成企業不知要把錢投資在哪，熱錢只好投資到房地產；為了幫助企業追求毛利率，央行也將匯率壓低，導致國際熱錢一樣湧入房地產，一連串下來形成了整體結構的惡性循環。

許毓仁說，台灣年輕人20多歲上台北工作，面對低薪、房租，讓他們看不到未來，有70%以上的人對成家、買房沒信心，已經形成一整個「厭世代」。相較之下，新加坡人在進入社會後，國家會為他們開立三個戶頭，包括買房基金、養老基金、醫療基金；星國年輕人有政府補貼，不怕買不起房，還有很高的薪水。

許毓仁表示，蔡英文政府雖然鼓勵青年創業，但漂流到星國創業的台灣年輕人卻告訴他：「台灣政府沒有能力談判關稅協定」，所以跨境電商的創業者不願在台灣發展，台灣面臨問題是，「留下來的出不去，出去的又回不來，在地工作的也看不到明天」，政府要好好想想台灣年輕人的困境。

法規限制僵固，青年創業困難

許多新創業者都抱怨政府法規的封閉守舊，扼殺了新創的發展。惟理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李維仁也說，他有客戶想整合全台可停車的畸零地與停車場，作為類似「Airbnb」的線上分享平台，但因為客戶認為自己是「資訊平台」，法規中卻找不到適用的空間，只能按現有規定認定為屬於特許事業的停車場，面臨重重的限制，他們只能冒險上路，先做再說，但隨時可能受罰。

剛從新加坡參訪回來的許毓仁，對記者描述同樣是推動新創產業的星國是怎麼做的：從paper work、找到辦公室，讓工作團隊上路，可在30天內就解決，還提供你20到30萬星幣，再幫忙找其他投資人。

前行政院政委蔡玉玲說，在面對新的變局、跨領域的創新產業蓬勃發展的時代，過去的大政府思維應該轉變為「小政府」，以「負面表列」的方式管理，才能減少法遵成本，也就是以法規列出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其他則盡量鬆綁。

黃心華也說，也就是「法律沒有說不可以做的，就可以放心做」這與「法律沒有說可以做的，就不能做」。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也因為思維不同，可能的創新與機會就會被抹煞。

蔡玉玲說，其實從產業角度來講，她勸大家「不要太期待政府做甚麼產業政策」，因為現在變化太快，她不認為政府的制度和人有辦法引導，而且如果要期待政府做些什麼，「其實後面都是一大堆負債」，「重點還是如何增加個人在職場的競爭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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